清朝初年，屡涨屡坍的海门复涨成一沙洲，宽阔平整有二百里，荒无人烟。陈朝玉在崇明岛北沿隔江而望说：“我要在这里种地居住！”十七岁时携妻登上海门沙，搭茅屋、开河渠、砍芦刈苇，披星戴月，辛勤劳苦，终使咸水变淡，荒沙成田，适时耕种，收成渐丰。远近农人纷纷牵耕牛、挑泥络担子，带着粮食、油、盐，举家投奔陈朝玉，垦拓开荒的人越来越多，不到十年，垦田十五万亩，有了绿野、村落，人烟兴旺。清乾隆三十三年即1768年，清政府将这处土地载入版图，置海门直隶厅，年征粮赋近万。陈朝玉也由此成为闻人、富翁。
陈朝玉七十四岁时去世。临终时嘱其子孙：不向欠租的人收利息，招种的，收获要五五平分。海门当地百姓自己筹资为其立祠，清代诗人、内阁中书龚自珍撰写碑文，称其为“海门先啬”。
沈应时，字存中，崇明县县城人，为明时沈廷扬十世孙，生于1894年，卒于1926年，沈应时所处的清末时期，内忧外患，积弱重重，沈以为没有强大的军队，“母以储为国家有用之材”，于是考入江苏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学校停办，入南洋公学，龙门师范就读，毕业后在崇明贫民学校任教。沈应时是同盟会会员，袁世凯专权后，沈密谋讨袁，后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驻节桂林时，委沈应时兼任教导团中校教官，在与陈炯明、李厚基的战役中任炮兵营长。
1924年，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沈与王柏龄、李济深等任筹备委员。黄埔军校成立，沈应时历任总队长、教导团团长，两次东征，皆为前躯。横江之战，沈率一个团与林虎部主力血战，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因战功卓著，升任副师长。1926年因母病重，沈回崇探母，突然染疾不起，时为三十二岁，正当大用之年。蒋介石、周恩来闻讯震惊！周恩来亲赠挽联：
粤局初平回思两度东征君称健将，
国家多难待看群麾北伐我亦前躯。
王贯一，又名王远到、王政，崇明界排镇人，1910年生，卒于1933年。王贯一是黄埔军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29年毕业后为教导第一师少尉排长，1930年春在归德参加讨伐冯玉之役后辞去军职回到故乡，又投徐庭瑶部，到江西“围剿”红军，1932年夏天因病返乡，后为民本中学军训员。当时日军侵犯榆关，与民本同学说：“决赴关外杀敌！”1933年2月初，不顾家人反对，告别新婚妻子，离开崇明北上，投入关麟征门下。3月1日，部队离开徐州，将行，王贯一致函舅父：“本师今日开赴热河，甥感国难日亟，非热血无以救亡；物质远逊，非头颅无以抵抗，故对此次抗日，誓具牺牲决心！”5日抵北平通县后又函告其弟：“暴骨沙场，军人天职，此去誓不生还，请勿以我为念！”6日，开赴古北口，3月11日与日军接仗血战，悲壮激烈，师长关征麟受重伤，全师将士阵亡三分之二，王贯一即为其中之一。
祝燮纲，字佐平，崇明县县城人，生卒年为1879年至1928年。祝出身望族，除披览经、史、子、集等古籍外，还好读西方译著。1918年，受西方民主的思潮影响，有感于“欧美各邦，图书馆遍于都邑”，为启沃民智，陶冶人才，捐出书籍三万卷和家宅一所，创办崇明历史上第一个私人图书馆，自任馆长，并将家中田亩数顷变卖拨作图书馆的基金，约银元万余。
1919年，曹炳麟续修《崇明县志》，祝燮纲任分纂。为保存地方文献，祝集资为邑人黄清宪刊印《半弓居文集》，1928年7月4日，祝因病辞世，享年四十九岁。自知不起之时，焚毁了生平所有诗文，谓：余不才，不足传世也。
徐不更，名成祺，字引恬，号伯庚，崇明县侯家镇人，1862年生，卒于1939年。
徐不更是崇明第一所女子学校——尚志女校的创始人。当清末废除科举后，旧学出身的徐不更崇尚新学，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中长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女学。他于1906年在崇明县城首创尚志女塾，注重文化、道德、职业教育，增强女子自强自立能力。女学兴办之初，县城里一邦守旧者群起反对、攻击。办女学五年，被控告十次，徐愤而将其号“伯庚”改为“不更”，以示初衷不改。徐不更于是远近闻名。
“五四”运动之后。徐不更当即于1919年改用白话课本，力主文学之“朴实无华”。1919年10月徐不更发起组织崇明国语研究会，推广拼音字母，次年任该会主任，并赴无锡、南京参加国语演讲。徐在教育思想上极为崇拜陶行知，对陶推崇备至。1935年，徐不更到上海拜访陶先生，相谈甚欢，拟在崇明推行陶先生的“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活动。
1937年9月，徐不更捐献800元资助抗战。崇明县沦陷后。徐收集日军炸弹弹片置橱中，并旁注文字，要子孙毋忘家国沦陷之仇。
曹炳麟，字吟秋，号钝翁、钝吟、六不居士，崇明县城桥镇人，生卒年代为1872年至1938年。曹早年丧父，由母亲龚氏扶养长大，1902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乡试中举，后在安徽宣城等地任职。辛亥革命后，曹炳麟返崇。
1914年，曹炳麟筹办创建崇明中学，并出任校长十多年，崇明中学的创办，对于崇明岛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崇明的中学教育，进入了一个虽僻处江海却能与时代同步的新阶段，近一百年来，崇明中学始终是崇明县中学教育的楷模之校，是崇明岛上莘莘学子的向往之地。
1919年，重修《崇明县志》，曹炳麟为总纂，钩沉史海，字斟句酌，历时六年脱稿。曹炳麟认为的修志要领是：“得其要者详焉亦简，宽焉亦严；文不繁而事增，辞不滥而义备。”他还提出：“事实征讨不详备则漏，人物搜采不严谨则滥。”曹炳麟先生著诗文、工书画，著作有《钝庐文集》十五卷，《说文约文》四卷，《杜诗微》五卷，《钝庐诗文续稿》二卷，《杜韩诗联语》一卷，《六不居联语》一卷等，极大多数今已无存，惜哉！
王清穆，字西林，号丹揆，农隐老人。其先祖于乾隆中叶从南京宦迁至崇明，居县城内，1860年出生，1941年辞世。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王清穆中举人，两年后高中进士，任职户部，1901年调任外务部官员，1903年任商部左丞，1905年代理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1906年升任商部右丞。后因与袁世凯不和，贬为直隶按察使，乃弃官回崇明故里。
1906年，江苏省商办铁路公司成立，筹建沪、杭、甬铁路，王清穆应聘为总理，经两年实地勘察，拟定南线为上海至嘉兴的沪嘉线，北线为开封至南通的开通线，两线并进的铁路营造规划。
1907年，王清穆创建崇明第一个轮船公司——崇明轮船公司，购置第一艘商务机用船朝阳轮，行驶于崇明至上海之间，成为近代崇明水上交通的先行者。
清宣统元年即1909年，王清穆应诏重返仕途，监理浙江财政。1915年，又回崇明安葬父母在墓旁筑农隐楼守墓，居住，自号农隐老人。1919年出任太湖水利局督办，办理太湖水利，先后写成《太湖流域治水防灾策》、《视察浏河、七浦、白茆水利说略》，提出疏浚、筑堤、置闸的治水方略，其中尤其是“置闸”之议，开启了太湖流域治理的新思路，后军阀混战，经费无着。1926年王清穆愤而离职，退隐还乡。
王清穆对崇明的水利、棉花品种改良等事业颇多建树，他倡导之下开掘青龙港、修青龙港坝。1919年，他支持杜少如办大通纱厂，同年又与朱贯薇等人合作，在庙镇创办自新染织公司，于堡西宅旁创办求己小学，设农业试验场。1921年，王清穆力主以美棉代替原有小花品种，将百余种农作物制成标本绘成挂图，在自己宅上举办农产品品评会及美棉展览，后又与人合资创建大同商业银行、富安纱厂。1933年，崇明岛东北部堤岸毁于风潮，王清穆当即赶赴勘查后提出“修固老岸，堤外取土”的两全之策。“八一三”后江、浙两省难民汹涌到崇，王垫资于城桥、向化等地建难民收容所。
王清穆为人耿介。慈禧太后曾派他查办轮船招商局会办盛宣怀，盛送银元三十万，王不取，复许以苏州留园相赠，王谢绝。
崇明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后，王清穆决不与之合作，避居上海法租界。1941年农历五月因病去世，时年八十一岁，一生风雨，一生奔波，忧国忧乡忧民，为路为水为土，至此结束。
陈干青，又名陈垣，崇明港东乡人，生于1891年，卒在1953年。
陈干青是我国航海界知名前辈，中国第一个外洋轮的船长。1911年，陈考取国立商船专门学校，不久武昌起义，陈干青剪掉辫子参加学生军。清王朝被推翻后，再入学，1914年毕业于船校。当时中国航海主权受美国人控制，一艘远洋船上，从轮机长、二副、大副到船长，均由外国人把持。1915年欧战激烈，外国驾驶员纷纷回国，陈干青任升安轮三副，后又调任肇兴、升利轮二副、大副，航行于沿海港口及越南、菲律宾、日本、苏联等地，在航海界初露头角。
1921年，陈干青以精湛的海上航运技术及海洋知识，冲破把持中国海关的外国人的重重拦阻，任升利轮船长，结束了外国人垄断外洋轮船长职务的历史。1924年，陈干青又升任肇兴轮船公司总船长，掌船三十余艘。1926年，陈筹建中国商船驾驶员联合会并任会长，1929年9月，由中国总商会推举出席专门讨论国际海事的第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陈干青出席并交提案称：“欲改善海员之待遇，会员国必须先要尊重彼此领海，内河的航海之权。”1932年，陈创立中国海上意外保险公司，以保障船员利益。1933年被推举为上海港船舶碰撞处理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当选为中国引水管理委员会委员，培养、录用中国引水员。
抗战开始，陈干青拒绝了出任汪伪交通部航政司长之请，并说：“与其富贵而遗臭，不如清贫而流芳。”
孙瑞璜（1900—1980年），又名祖铭，崇明县县城人。1917年考入北洋清华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孙是天安门前的游行示威者之一。1921年，孙获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学，获硕士学位。
1927年，孙瑞璜学成归国，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会计学。次年6月，孙由江苏农业银行副经理王志莘荐举，任南京国民政府总稽核，后目睹官场腐败而弃职。1930年10月，改任新华银行副总经理。抗战爆发，孙瑞璜除了在上海主持总行业务外，并于汉口、重庆、昆明等地设立分行，于重庆设总管理处。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孙在一些名流聚餐会上结识了一批要人，如郑振铎、王任叔、胡愈之、许广平、雷洁琼等，受他们影响，孙瑞璜资助《鲁迅全集》出版，并接办《译报》，于1938年6月担任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市银行业业余联谊会”主席。1946年该会改选时，孙被选为副理事长。在孙瑞璜的主持下，上海新华银行从中等银行发展成大型银行，存款总额一度居上海各大银行之首，孙瑞璜也在上海乃至全国金融界为人敬重，声名远播。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新闻报》上发表《整理伪中储卷问题》一文，针对“中储卷”的收兑比价事项，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和工商业者的共同呼声。
在十年“文革”中，孙瑞璜备受迫害、折磨。1976年以后虽长期患病，仍为上海市政协翻译国外银行资料，关注银行业改革。一位中国金融界的前辈终年八十岁，为他酷爱的银行业无怨无愧地奉献了毕生。
陶胜百（1890—1982年），原名陶钧，庙镇人。上海交大电机科毕业后，1914年保送至北京交大无线电工程班，1915年毕业后任北京电报局工程师。1925年调吴淞海岸巡防处，筹建沿海地区无线电报警系统。一年后，先后在吴淞、嵊山、沈家门、坎门、厦门、东沙岛等地建成气象报警台。1926年，陶胜百创建中华无线电研究社，与志在无线电的朋友一起，将进口的马可尼军用长波机改装成全国第一台短波机。改装后的短波机为银行、交通部门欢迎，陶胜百随即又与人合资创办中华无线电厂，批量生产。是年夏，陶又创办中华无线电夜校，分设工程安装、报务两个科目，一年多时间培养了一百八十余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陶胜百从故乡崇明招来的，后来供职于全国及海军的电台，从此才有广为流传的“无崇不成台”之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陶胜百又与天一电影制片公司合作，在广播电台首次播送商业广告。1937年研制成功国产录音机，为中国有声电影的出现先声夺人其功厥伟。不久，又研发出国产扩音机和幻灯机。
陶胜百对崇明乡情极浓，有声电影刚在上海兴起时，亲自带机器、片子，回到崇明义务放映，一时传为美谈。1946年，又捐地一百二十亩，帮助建设庙镇宏仁中学。
陶胜百被称为中国电波和电声的先躯。
王栋，崇明南堡镇人，生于1906年，1957年卒。王栋从小喜爱农业，在南通农科大学求学时，受校长张謇之影响，追求实业救国。1937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畜牧，1940年获博士学位，再入剑桥大学实习重点研究畜牧之饲养及牧草。1941年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贵州农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和中央大学农学院。首创中国牧草学学科。1947年兼任中央畜牧实验室特约研究员及营养学系主任。
解放后，王栋任职于南京大学，他研究牧草、草原三十年，足迹遍及内蒙、新疆、西藏。著有《动物营养学》、《牧草学通论》、《草田轮作制的理论与实践》、《草原管理》、《牧草学各论》等十多种著作，二百多万字，为今日之农业大学所必备之教材。王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指出了欧美各国饲养标准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以代谢热能理论为标准的独到见解，为王氏饲养标准之首创者。
王栋于1957年5月5日在上海病逝，享寿51岁。英年早逝，莫非天妒我才？
冯光灌（1913—1961年），崇明县城内人，1934年在上海与共产党人薛暮桥相识，次年参加中国人民救国会。1938年春为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秘书，宋美龄曾三次邀她参加国民党。1940年5日，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直接受邓颖超领导。1949年初，冯光灌按照党的指示赴解放区筹备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解放后，历任全国妇联秘书处长，办公室副主任，邓颖超秘书等职。
1961年5月，冯光灌因病逝世，年仅48岁。
1984年3月，邓颖超亲笔题词：“冯光灌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对党忠诚，严守党纪，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
童大年（1873—1953年），原名皓，字醒庵、心安，号心涵、省庵，洵罕，又因排行老五，又以“金鳌十二峰，松下第五童”自称，金鳌者，崇明县城内人工堆筑的金鳌山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