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文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茎①如丁香，根如胡桃。（瓜芦木出广州，似茶，至苦涩。栟榈；蒲葵之属，其子似茶。胡桃与茶，根皆下孕，兆至瓦砾，苗木上抽。）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搽，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
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名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茶，扬执戟云：蜀西南人胃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一曰荈耳。）
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按栎当从石为砾），下者生黄土。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
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
注释：①“茎如丁香”的“茎”，在《茶经》各种版本中，用字互有歧异。如明胡文焕、陈文烛与汪土贤校本均作“叶”。此处采用明陶宗仪《说邪》中所收的《茶经》，作“茎”。
二、解析
《一之源》是《茶经》的重点篇章之一，内容广泛，包括茶树的植物学性状，“茶”宇的构造及其同义字，茶树生长的自然条件和栽培方法，鲜叶品质的鉴别方法以及茶的效用等各个方面，以“南方之嘉木”概括了茶的产地起源和特性。
本章涉及茶的起源的，仅有“茶者”、“其字”、“其名”三段，从《茶经》十章的总体来看，本章的重点在茶的生产方面。茶叶是农产品，制造和饮用的来源是种植。《茶经》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源”字的。“嘉木”的“嘉”，含有高度的善和美的意思，因此，“嘉木”二字的含义，已远远超越“最优良的树木”或“最珍贵的树木”。这样直译所包含的内容。我国古代的不少作家，常常借着赞颂植物的“美德”，用以自譬或譬人，这就是过去所说的。“比而赋”。如战国时屈原在《楚辞·九章·桔颂》中，第一句就说桔树是“嘉树”。据郭沫若同志的解释，《桔颂》全篇，前半颂桔，后半颂人，所颂的是别人还是自己，自难查考，（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又如宋代苏轼的《叶嘉传》（见《苏东坡集》），既在题目上突出地说明了茶是“嘉叶”，又在文中用“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容貌虹铁，资质刚劲”等词来赞颂叶嘉，还用“始吾见嘉，末甚好也，久味之，殊令人爱”等语，实际上都是以拟人化的词句来赞颂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苏轼又用“天下叶氏虽伙，然风味德馨，为世所贵，皆不及闽”这样结论式的词句来称誉闽茶，这明明是他借茶以譬人的。另外，他在文中还谈到了陆羽所作的《茶经》，并批评他说“虽羽知，犹未详也”，可见他对《茶经》的内容是并不满意的。至于陆羽在《茶经》一开头就用“嘉木”二字来赞颂茶，既说明茶是“嘉木”而“嘉木”二字就是借以自譬或譬人，则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以认为，陆羽把自己论“茶”的著作尊之为“经”，正说出他的自负，也阐明了他对茶的推崇。
为了说明茶的起源，本节一从茶的历史、野生茶树和茶树原产地各方大略地说明中国是茶的祖国，以后按原文顺序，二叙述茶树的形态特征，三叙述“茶”的字源，四叙述茶树生长的生态条件，五叙述茶树的栽培方法，六叙述茶叶品质的鉴别方法，七叙述茶的效用。
《一之源》最后关于选用茶的困难与选用人参相比的一段话，因纯属产区与品质的关系，将在第八章“茶的产地”中加以评述。
三、茶的故乡
《茶经》的第一句话，就说茶是我国“南方”的“嘉木”，接着以树的高度简略地说明了我国拥有各种类型茶树品种的概况，并说在川东鄂西一带，已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
在《茶经》以前的我国古代史料中，早有关于我国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在内的西南地区是茶树原始生产地的记载。
晋常璩在公元350年左右所撰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说：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荚道，北接汉巾，南极黔涪。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伫，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南方八个小国伐纣（见《史记·周本纪》）时，巴蜀（现在的四川省以及云南、贵州两省的部分地区）已用所产茶叶作为“贡品”。
在公元前二世纪，即西汉的时候，四川的司马相如在他所著的《凡将篇》中，记录了当时的二十种药物，其中的“荈诧”就是茶。西汉末年，扬雄在他所著的《方言》中，也述及“蜀西南人谓茶曰”《神农本草经》也有关于茶的记述：
“苦菜，味苦寒……一名茶草，一名选，生川谷”。
《桐君录》也提到：
“又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而交、广最重。”（东汉交州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承天以北诸省。三国吴分交州为交、广二州。）
公元三世纪，三国时的傅巽，在他所著的《七诲》中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二省。
唐时樊绰在《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记载，“茶生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茶法，蛮以椒、姜、桂和烹饮之。”（银生城故址在今云南景东县，唐时南诏国的重镇，是与波斯，婆罗门等国进行贸易的地方。波斯，即伊朗。婆罗门，指古印度。）
如上所述，我国发现茶树和饮用茶叶的历史，有文献可资查考的，已在三千年以上，即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一百年的周代。此外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发现比我们更早的茶叶历史的文字记载，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釆制和饮用茶叶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茶树的祖国，还可以从我国很多地方所发现的野生茶树得到进一步证明。在《茶经》中有两段关于野生茶树的记载：一段在《一之源》中，即“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台抱着，伐而掇之”。另一段在《七之事》中，引述了汉代东方朔《神异记》关于“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获大茗焉”的记载。
在唐以后，如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其中有泸州有茶树，夷人常携瓢悬梯攀登树上釆茶的记载。又宋代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也述及“建茶皆乔木……”。明代《大理府志》有“点苍山……产茶树，高一丈”的记述。清代，即在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威尔逊（A.Wilson）曾在我国的西南地区考察植树，在他所著的《中国西部游记》中，也说：“在四川中北部的山坡间，曾见茶丛普遍高达十英尺或十英尺以上，极似野生茶。”
近数十年来，在我国发现野生茶树（包括山茶属的近缘茶树）的报道已不下数十起，其中以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分布得最广最多，而且多为高乔木型的大茶树。其他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地，则多为乔木型或半乔木型。
在云南，1960年时，据勐每茶叶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调查报道，在景谷、勐海、镇康、大关、金平、师宗等县，都发现有野生大茶树。又据湖南农学院陈兴琰教授报道：1961年，在勐海县巴达公社的大黑山密林中，海拔约1500米处，发现一棵树高32.12米（前几年，树的上部已被大风吹断，观高14.7米），胸围2.9米的野生大茶树。这棵茶树单株存在，树龄约1，700年，周围都有其它参天的古木。
在贵州，据贵州省农业局及茶叶科学研究所调查，在习水、赤水、桐梓、安龙、普安、榕江、务川等县，先后发现大茶树。其中务川发现的大茶树，高6—7米，叶长13—16厘米，叶宽6—8厘米。此树早在1939-1940年间，已为叶知水等同志历发现。（见《安徽茶讯》，一卷八期）。1957年，在赤水县黄金屘和平乡海拔1，400米的山林中发现树高12米的大茶树。1976年，又在遭真县海拔1，100米的山区发现树高13米，叶长21.2厘米，叶宽9.4厘米的大茶树（见《贵州茶叶通讯》，1976年版）。
在四川，据四川省茶叶研究所（原茶叶试验站）调查，在荥经、古蔺、叙永、珙县、重庆、合江、崇庆、南川等县市，也都发现有野生的大茶树。在宜宾、雅安、温江等地区森林中，还有集中成片的野生苦茶，其中宜宾黄山的，树高13.6米。
在广西，据陈爱新同志1965年的报道，在桂北、桂东北和桂西，也都有野生大茶树分布。桂西上林县大明山深山处的野生茶树，高达数丈；桂北龙胜大茶树，最大者树高超过10米。又据陈炳怀等同志的报道，在大明山原始森林中，还发现有野生茶树群落，其中一株，树高达13.3米。
在广东，据广东华南农学院及省经济作物局在从化县调查，发现有三株大叶种茶树生长在人烟绝迹的深山峻谷，零星混杂在残林和其它野生植物群落之间，树高都在数米至十余米，但开花结实很少。
1980年三、四月间，湖南茶叶研究所刘宝样等同志在云南勐海大黑山、南糯山、金平老林等地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云南大部分地区受到第四纪冰河期的袭击很轻，因而有许多第三纪植物，如木莲、鹅掌楸等，在其他地区早已绝迹，而在这一地区的原始森林中仍耸然挺秀，茶树亦以其雄伟的树姿，生长于第二层的群落中，高达10—20米，胸围2米左右，分别分布在海拔1，200—2，500米的高度。这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发现野生茶树的地方，不一定都是茶树的发源地。追溯茶的起源，除了研究栽培茶树的历史以外，还须探索茶树植物在地球上发生发展的历史。植物的发生发展无不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茶树植物的形成和演化的历史，必然涉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植物学方面的历史。
近一百多年来，很多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大都认为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但也大体上存在着另外4种不同的论点：一是认为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据1877年贝尔登s.Baildon说）；另一认为大叶种和小叶种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原产地（据1919年科恩司徒C.Stuart说）；又一认为凡是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地区都是原产地（据1935年尤克斯w·Ukers说）；又一则认为茶树原产地在伊洛瓦底江发源处（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译的艾登的《茶》，曾在译文中注明伊洛瓦底江发源处为我国云南省境内大盈江、龙川江及其上游）的某个中心地带或其以北地区（据1974年艾登T.Eden说）。其中以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的说法最为人们所瞩目。近年来，我国植物学研究工作者根据地质年代，对中国植被形成、演变与分布的地理条件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为探索茶树植物发生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论述是正确的。
一是从茶树的起源和自然分布来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
通过植物分类学可以找到茶树的亲缘。高等被子植物起源于中生代。山茶种植物的厚皮香属（Terotraemia）起源于上白垩纪，其余各属则起源于新生代第三纪，分布在劳亚古北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地方。我国西南地区处于该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上的喜马拉雅运动发生以前，这里的气候温热，雨量充沛，经过漫长的地质岁月，这一地区是当时劳亚古北大陆热带植物区系的大温床，也是一切高等植物的发源地。我国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指出：“我国云南西北部、东南部、金沙江河谷，川东、鄂西和南岭山地，不仅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避难所，也是这些区系成分在古代分化发展的关键地区……这一地区是它们的发源地。”（见吴征镒《中国植被》第一章第三节，1980午科学出版社出版）
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380余种，除其中的10属产于美洲外，其余都产于亚洲热带和温带。我国即有15属260余种，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就山茶属来说，已发现100多种，我国西南地区就有60多种，而且还在不断发现中。（见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简编》、《高等植物分类学讲义》）苏联乌鲁夫在他的《历史植物地理学》中说：“许多属的起源中心在某一个地区的集中，指出了这一个植物区系的发源中心。”（见乌鲁夫《历史植物地理学》，中译本第25页，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山茶科植物目前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大量集中，可以说，我国西南地区是山茶科植物，也是山茶属植物的发源地。
印度是包括在冈瓦纳古南大陆之内的。在它的中间隔着泰提斯海，是不相连接的另一个古大陆。现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属于印度的第一带低矮的丘陵和第二带的小喜马拉雅山脉及其东麓，在当时都还深深地埋在喜马拉雅海底。也恰如乌鲁夫所说：“喜马拉雅是很年幼的山系，因此在喜马拉雅向来就不是任何植物区系发育中心。与此相反，中国从上三叠纪以及侏锣纪以来，就没有中断地存在着已存在的陆地，所以是亚洲和北半球温带地区植物区系古老的发育中心。”（见乌鲁夫《历史植物地理学》中译物本第323页，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所以，茶树的原产地不可能在印度，而是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这已经是不辩自明了的。
另一是从地质变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内变异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茶种植物的种内变异，最显著的是：小叶种和大叶种的变异，灌木型和乔木型的变异。
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发生了渐进的而又是重大的改变，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特别是近一百万年以来，云贵高原上升了4，500—6，000米，河谷则下切500米，分割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地貌区和小气候区。（见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貌区划草案》第二章第二节）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不知不觉地被分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气候之中，各自向着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于多雨炎热地带的，演化成具有对多雨、高温、强日照的适应性状；反之，处于温带气候中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喜荫的适应性状。再经由发源于本地区的各大水系向各个方向传播，分布到各地安家落户，从最初的茶树原种向两个极端发展：热带型的大叶变种和温带型的中、小叶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