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尚年少，周公作为叔父在当时如何处置政局，历来就有不同的记载。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左传·定公四年》又记，在成王继武王之位后，“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当时由于天下初定，成王年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可见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无篡权之意。《孟子·万章》说得更清楚：“周公不有天下。”他完全不想把天下占为己有，心迹是何等明朗！
然而另一些记载表明，周公在当时的作为不是如此。《荀子·儒效》和《淮南子·汜论训》都说，周公“履天子之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谓履天子之位也。”《札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再根据近人的考证，《尚书·大诰》中的“王”称文王为“宁王”，又叫作“宁考”。所谓“考”，对已故父亲的称呼。周公是文王的儿子，而成王已是文王的孙子，故称文王为“考”的“王”只能是周公。《尚书·康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按“封”是康叔的名字，他是周公的同母弟。《康诰》中的王称康叔为“弟”，那么这个“王”显然又是周公。由此可知，周公确实是身居王位，自称为王的。
周公为什么要践位称王呢？根据《尚书·金滕》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这里的“辟”，指王位，“弗辟”即不掌握政权。大家知道，武王死后，东方尚未平定，有待于嗣君继续完成大业，而当时成王幼弱，不足以肩此重任。周公考虑到，我如果不即王位，则诸侯将叛，而先王未成之事业将坠，我恐死后无言以告我先王。《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很明白，当时天下初定，局势不稳，成王年幼，无治国能力，没有英武老练之君主，就不能巩固新生的政权。实际上，武王在弥留之际，也曾有过传位周公的想法。《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有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兄死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说出了这样的想法后，周公顿时诚惶诚恐，“泣涕共手”，表示不能接受。可见周公本没有篡位的欲望。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只不过是代行王政，待成王年长，即刻归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奏曰：“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坠失天命。”正是由于这样，“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显然，周公“假为天子”，完全是为整个国家的事业打算。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有的论者解释：屏者，除也，或蔽也；及，继也。周公屏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偃然如固有之”，则非专横篡位而何，《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阁公曾向太公、召公进行解释。如果周公没有野心，召公、太公也是贤人，为什么都发生怀疑呢？特别是“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史记·管蔡世家》），因而发生动乱。从管、蔡的一贯表现看，他们是忠于周的。《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有不少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的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武王的死及其年岁和纪元》，《文史》第18辑）。周公先是用计把他的哥哥、按“兄弟相为后”应该继承王位的管叔调离京都，又乘管、蔡怀疑动乱之机兴兵东征把他杀了。这真是“政治家”的好手腕！
既然周公已经篡位称王，为什么又要还政成王呢？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召公、太公怀疑，管蔡联合武庚起兵反周，关中地区也跟着乱起来，《尚书·大诰》称“西土人亦不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之外，于是他改弦更张：一方面在平定管、蔡后还政下野；一方面又拉拢召公，与召公平分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除长子就封诸侯外，次子留守周室，世代共掌王政。周公比王莽、袁世凯机灵，他看到篡位不成，就下野让位，而以另一种方式，又取得了大量的权力。
周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还是有篡位野心，耍尽阴谋诡计而未能全逞？如何在纷然杂陈的大量历史记载中理出一个头绪，至今还是一个问题。
周公祈求代死、纳册金滕之匮是真的吗？
唐代着名诗人白居易《放言》诗曰：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此处所谓周公恐惧流言一事，原见《今文尚书》之《金滕》篇。该篇之大略为：武王于灭商次年生重病，周公即向祖宗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死。后将书写祝词的典册纳入“金滕”之匮（以金质绳索捆束的箱匣），并诫史官不可语人。次日武王病愈。后武王死，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管叔等放出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于是周公“居东二年”。不久，周公作《鸱鹗》一诗送给成王，表明自己惨淡经营的苦心。但成王仍不理解，因之惹恼了上帝。是秋，庄稼长得很好，但将收获时，忽然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国人大恐。成王与大夫们穿上祭天的礼服，打开金滕之匮，取看文书，发现了周公祈求代死的册书，知道了周公的忠心，于是成王出城亲迎周公。上帝因之息怒，是年庄稼丰收。
该篇所表现出的天人感应、人鬼相通的迷信思想，自属荒诞，但其中某些问题是真是伪，却引起了大家研究探讨的兴趣。
（一）周公祈求代死并纳册金滕之匮是否事实，目前尚难定论。被后世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记》在《鲁周公世家》中不仅详载了武王病，周公祈求代死的金滕之事，而且还有这样一段：“初，成王时少，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册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此段不见于其他典籍。三国时谯周以为，此与《金滕》所述本为一事，因“秦既焚书，时人欲言金碏之事，失其本末”，误传为此。而唐代司马贞认为虽“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周公就是两度祈求代死了。
除《史记》外，后世一些史籍亦基本肯定此事，历代经学家更是对此深信不疑。前举白居易之诗即持肯定态度。
而另外一些学者对该篇却提出不少疑问。如北宋程颐认为该篇“意多浅晦”，“疑其不可尽信”。其后王廉、王夫之、袁枚等也都提出一些理由疑为伪作。近代着名史学家顾颉刚在论《尚书》各篇的写作年代时，也曾指出《金滕》篇“文体平顺，不似古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金滕》即为后世崇拜周公者根据传说增饰而成，其真实性就很可怀疑了。
但是，仅从文体上辨别真伪，也还不是无懈可击的。明代郑瑗在《井观琐言》中即已指出：《尚书》词语聱牙，盖当时宗庙朝廷着述之体，用此一种奥古文字，其余记录答问之辞，文体又自寻常。他举出一些例子证明此点，并指出后世亦是如此。近代有的学者亦持此种观点。
因此，《金滕》是否为伪作，仍难定论；而《金滕》所述之周公代死一事的可靠性究竟多大，亦很难断定了。
（二）假如《金滕》所述基本为事实，那么，周公是诚心代死呢，还是玩弄某种欺世盗名的把戏呢？这也是一个难以搞清的问题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概述金滕之事后，评曰：“周公何故好名，作此俑人也。”弟代兄死，子代父亡，周公在这方面算得上一个始作俑者。顾颉刚也曾指出《金滕》中的周公好像“是一个装神作怪的道士”，他的祈祷祖宗“仿佛用了糖果哄小孩似的”。
一般地讲，周公玩把戏的痕迹不难看出。祈祷之后，纳册于匮而又诫史官不可语人，这真是欲扬之先抑之；纳于金滕之匮而非别处，其用心亦不可谓不深。“天道示警”后成王马上去开看金滕之匮，可见该匮是盛放救命法宝的器具，到了关键时刻就会被打开，而对其中的册书，人们是会深信不疑的。周公深知此点，所以纳册于匮，只能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求鬼问卜，装神作怪，也许还是虔诚的表现，纳册于匮也许正是符合礼仪的行为。因此，周公究竟是诚心代死，还是玩弄把戏，也还是无法最后断定的。
（三）关于“我之弗辟”与“周公居东二年”的训释及《鸱鹗》的作者问题。这点也关系到金滕之事的真伪。
周公听到管、蔡流言后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于是“居东二年”，对此向有不同的解释。
一是将“辟”释为“行法”（如王肃《<尚书>注》、《伪古文尚书》孔传），或释为“君位”、“掌握政权”，将“居东”释为“东征”。此种训释的问题在于似与全篇旨意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既然周公掌握了政权，进行东征，能对管、蔡“行法”，何以又逗留不归，只能作《鸱鹗》以明志，待天变促成成王的亲迎呢？
二是把“辟”释为“避”，“居东”释为“避居东都”，这种训释虽似合于全文旨意，但又与某些语句难以吻合。因为前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后又有“罪人斯得”之句，如果不把“居东”释为“东征”，也是难以讲通的。当然，如果“罪人斯得”不是指管、蔡被诛而是指另外的我们目前尚不知道的事件，也许是能讲得通的。
三是太史公作《鲁周公世家》时，将“我之弗辟”句改为“我之所以弗辟而摄政者”，这里对“辟”字的训释同二，而句意却同一。
《鸱鹗》是否为周公所作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该诗为“豳风”中的一篇。《诗序》承袭《尚书》之说，曰：“《鸱鹗》，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日《鸱鹗》焉。”但近代有人认为此说并无确证，不足为凭。
总之，金滕之事或有或无，周公祈代成王死是真是伪，直至目前尚难作出明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