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子不举，即为生子不养育之意。举。在这里是养育、抚育的意思。在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中，生子而不养育的现象的确令人费解。但它确实在南宋农村广泛存在。在文明进程中，野蛮也在无奈中相伴而生。
南宋偏安江南，相对北方而言，东南地区，特别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属于经济发达、生活较富庶的地区。而这一地区长期存在着“生子不举”现象，却是一个事实。特别是在较贫困的农村，“生子不举”现象比比皆是。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子嗣观，是中国传统生育观的基础与核心，由宗法制度所缘起，并引发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多子多福的观念。宋代人对于子嗣问题的重视，除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之外，宋代的法律规定，凡属无子的身丧户绝者，其全部资产，除给与在室诸女或出嫁诸女一部分外，其余全部没官，也是使宋人重视子嗣的一个原因。而与此同时，宋代南方农村却长期存留着生子不举的现象。从北宋仁宗时，就已经存在，至南宋一代，更是屡见不鲜。其范围分布于福建路、两浙路、荆湖南北路、江南东西路等地，其中尤以建州、处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建宁府、衢州、严州、鄂州、岳州、信州、饶州等地最为严重。作为与传统生育观相悖的一种生育习俗，其存在时间之长，分布范围之广，不仅对当时的人口繁衍产生了严重影响，更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无妇可娶和拐卖妇女之现象的产生，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南宋以前，生子不举现象就时有。当时的风俗以五月初五生子不祥，不吉利，所以不举子。这里不举子的“子”，即指儿子，男孩子。最初的生子不举，含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南宋时，由于政权南迁，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南宋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对于福建、两浙、荆湖、江南等地农村生子不举现象的反映，便更为强烈。不仅地方官深为重视，也引起南宋中央政府的关注。南宋“生子不举”的含义，已不再单指五月五日生子不举，而是已演变成为一种与中国传统生育观相悖的生育习俗，存在于南宋社会之中，特别是在南方的农村地区。生子不举的“子”，也不再特指儿子、男孩子，而是更为广泛地包含了男孩子、女孩子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
宋代的生子不举，虽也有迷信成份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而更突出地表现出的是以人为的因素来控制家庭人口增长的特点。这种生子不举现象，没有任何政府的强制，而是完全出于贫苦农民的自发行为。南宋国力削弱，南宋政权始终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一方面疆土减半，税源比北宋减少了许多，加之兵火之后，户籍散亡，隐田漏税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北方仍兵连祸结，在南宋统治的一百六十年间，先与女真族较量，后又面临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威胁。在此形势下，南宋政府的财政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而发展人口，与提高生产力、增加税收以及解决兵源问题，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此外，南宋时期，以儒家学说为基础，逐渐融合佛、道思想所形成的理学，已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政权的精神支柱。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均把“不杀”放在第一位。违背了这一原则，则不利于治道，更不利于治国安民。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南宋政府严禁不举子之风的原因。
为了制止生子不举之现象，南宋政府采取了很多奖罚措施。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规定，贫乏之人妊娠，支给常平米四斗。十五年（1145年），又改为支给一石，以鼓励生育。二十三年（1153年）孝宗时，为弥补常平救济不足，由朱熹、赵汝愚等人倡议创办举子仓，以救助贫困之家生子而无力养赡者。首先在福建路建剑上四州军等地施行。但由于民贫累众，往往并不能执行。因此，尽管南宋政府采取了各种奖罚措施，生子不举之风并未殄灭。
南宋农村生子不举现象的存在，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生子不举现象是建立在多生多育和无节制生育基础上的，或者可以说是由多生多育和无节制的生育所引发，最终导致的生子不举便是对无节制生育的自我报复。宋代的妇产科学较前代已逐渐发展，并已从内科中正式分离出来。但这一时期的妇产科学与宗教、迷信，与多子多福之观念往往交织在一起。虽然医学上对于妇女的产育、保健已有了许多措施，而对于堕胎或如何不孕却极为避讳，认为这是不祥之举。特别是为人堕胎则会遭灾的观念，在宋代民间影响很深。因此，在既无办法不孕，又无办法不生的情况下，则只有采取生下来再处理的下策。只生一孩或两三孩的家庭，即使再贫困，也不存在生子不举的现象。而在农村的情况是，很多妇女的生育都在八、九胎，甚至于十胎以上。这些妇女往往是年年怀孕，年年生产，而生下的孩子又养不起，只得溺死或遗弃。既然生子不举是在多生多育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就不但是女婴，男婴多了也要不举。因此，中国传统思想和迷信的束缚，妇产科学的不发达，使妇女的生育处于无节制状态，是造成生子不举现象的原因之一。
在宋人的观念中，生子不举与为人堕胎同样是要遭报应的。尽管如此，这一现象并未减少。这是因为，造成生子不举现象的另一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农民的贫困。中国农村历来一家一户是一个基本生产单位，每户有多少人口，直接关系到农民家庭有多少劳动力可以投入生产，以及生产所得是否足供全家消费。宋代福建、两浙、荆湖南北路、江南东西路所属农村地区，农民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造成农户贫困的原因，有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利，此外，南宋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使农村土地兼并更为严重，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官户、富家之手，也是使农民愈加贫困的原因。在此种情况下，加之宋代杂色差役名目众多，丁额钱捐数额繁重，如遇凶年旱涝灾伤或盗贼侵扰，农民则更加困不潦生。而且身丁钱的征收，与生子不举现象亦有着直接的关系。身丁钱始于五代时各割据政权在东南一带实行的一种税收政策。宋朝建立以后，规定男子二十成丁，六十为老，人户每岁按丁输纳钱米和绢，总称身丁钱。在这一重赋之下，贫苦农民往往采取隐瞒丁口的办法来逃避身丁钱的征收。此外，政府救济措施不力，地方官吏从中贪污舞弊，亦是使生子不举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如政府虽有拨常平仓米救济贫乏妊娠之政策，但存有生子不举习俗之州县，常平积欠严重，遇凶年灾荒还救过不暇，决不敢非时发仓支米救济妊娠之人。因此这一政策不过落为空谈而已。除了以上一些最主要的原因之外，传统的影响，地方的民俗，财产继承关系的制约，与生子不举现象也有直接的关系。此外因财产继承关系而生子不举的现象，反映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积累手段有限，兄弟越多，家产便越分散，家产越分散，越易为人所兼并。这是农村中富有阶层存在生子不举现象的重要原因。生子不举主要由经济贫困所导致。既然一户农民家庭能养活的孩子有限，那么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孩子的性别，即他长大要能为本姓继续传宗接代，要成为家庭中新生的劳动力继续投入生产，因此，保留男孩便成为理所当然。生男多了尚且不举，生女就更不必说了，因此，男女两性性别比例失调的结果，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男子无妇可娶，另一方面拐骗买卖妇女现象即随之产生。除此之外，由于女性人口比例的减少，使南方农村妇女的早婚率较高。由于不举子之家主要是客户和下户，是农村中耕种土地的主要劳动力，至南宋中后期，很多人沦为佃仆，这部分人口增长的缓慢，特别由于身丁钱的征收，直接影响男口的增长，也限制了农村新生劳动力的补充。
生子不举的做法，是以最野蛮残酷之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在封建时代，在科学不发达和经济落后的某些贫穷地区，无节制的生育与生子不举，这二者曾长期并存。而其影响无论是对社会、经济、思想、道德、生育观等各个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