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马可·波罗在中国多年的历程。并描绘了中国的繁荣和多彩，但是正由于这些详细的记载。有一些人对其中的细节提出了疑问。并进一步怀疑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从而为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是有史可载访问中国的第一个西方人，以其《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史载，他的父亲、叔叔曾到中国经商，后奉元世祖之命出使罗马教廷。他在1271年随父亲和叔叔由古丝绸之路东行，经叙利亚、两河流域、中亚细亚，越过帕米尔高原，1275年到达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得到忽必烈的信任，出使各地，仕元达十七年之久。自称曾做过扬州总管3年，通晓中国礼仪，谙熟汉、蒙语言，游历几乎遍布中国。1292年离开中国回国，1295年抵达威尼斯。抵达故乡不久，就遭遇意大利西部城市热那亚的海战，威尼斯舰队战败，他被俘入狱。狱中他口述东方见闻，由狱友庇隆人鲁思梯切诺（Rusticiano）笔录成书。1298年获释回家，后来成为巨富。这本书通常称为《马可·波罗游记》，流传甚广，被译成多种文字，对后来欧洲人了解东方和中国影响很大。所记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制度及各地情况，基本属实。
但自从这本书问世起，其真实性也遭到了人们的怀疑，有人说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游记》是为传教士和商人利益编出来的传奇故事，是道听途说或抄袭一些阿拉伯人着作而来的。德国着名蒙古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一译福赫伯）认为，马可·波罗一家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举出马可·波罗书中一些可疑之点，如在扬州做官、献投石机攻陷襄阳等虚夸之辞以及书中未提中国的茶叶和汉字书法等问题。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其《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即指出马可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有多处遗漏：1．万里长城，2．茶叶，3．妇女缠足，4．用鹭鹚捕鱼，5．人工孵卵，6．印刷书籍，7．中国文字，8．其它奇技巧术、怪异风俗，不下数十。还有许多不确之处：1．地方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2．记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多误，3．攻陷襄阳城一节，玉尔称最难解释。可见玉尔所言马可书中的缺陷和失误，较之傅氏所举更为完备，只不过玉尔未曾怀疑其抄自波斯资料而已。
因一部书没有记载它可以记载而因某种原因失记的东西，便怀疑、否定其真实性，这似乎有些勉强，也很难服人。第一，书中说，马可波罗一家得以离开中国的机遇，是由于伴随三位波斯使臣Oulatay、Apusca、Coja护送一位蒙古姑娘（原文为lady）Cocachin（阔阔真）从海道航往波斯。这三位使臣的汉文译名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勘”字韵所引元代的《经世大典·站赤》中有记载，他们叫：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他们是奉旨“取道马八儿（马可·波罗书中的Maabar）往阿鲁浑（马可·波罗书中的Argon）大王位下”的。这和马可·波罗书中所记完全一致。拉施特《史集》中简要地记载阿鲁浑汗之子合赞迎娶阔阔真之事，说“遇到了火者及一群使者”，这证实了马可波罗所说三位使臣中只有火者还活着的话。总之，从《游记》的记载中，我们才能对《永乐大典》那段公文和《史集》中的有关记载有个清楚的了解。正是由于这一资料，才能从汉文记载中证实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也正是由于马可书中的这一段记载，才使《站赤》和《史集》的看来毫不相干的两处资料结合起来，得到圆满完整的解释。
第二，王着叛乱事件，《元史》、元人文集、拉施特《史集》以及马可·波罗书中都有记载，是一桩轰动朝野、尽人皆知的大事。马可波罗说，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当地。这应当是真的，因此事发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丁丑夜间（1282年4月16日），正是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之时。他虽未参与此事，但当时在大都，会听人向他传说。伍德博士认为马可记此事有误，系取自阿拉伯或波斯资料，而非其本人所见。我们承认马可·波罗未在出事现场，但事后听人转说则不可否认；他的记载虽不及《元史》翔实，但比之《史集》所载并不逊色且有其独到之处。马可·波罗说，发动此次叛乱的主角名Cenchu，是个管领一千人的军官，其母、女、妻并为阿合马所污，愤而欲杀之，遂与另一名Vanchu者同谋，其人是一管领万人的军官，二人设计，纠合同党，于夜间杀死阿合马。过去中外学者多以Vanchu为《元史》之王着，但马可波罗明言此人为管领万人的军官即“万户”官；而Cenchu则为一千户官，汉文译者或称其为陈着（冯承钧），或称其为张库煨，或称张易（李季），或称陈国（魏易）。但陈着、张库、陈国《元史》皆无其人，只译音近似。张易虽有其人，但未直接参与其事，译音亦不合。’Vanchu译音虽与“王着”最近，但非主谋，只是“从犯”。《元史·阿合马传》说王着“以所袖铜槌碎其（阿合马）脑，立毙”，马可波罗说Cenchu用刀砍下阿合马的头，虽所用武器不同，但效果则一，这就够了，足以说明马可当时是在大都听人说的。至于《史集》记载此事，倒有些不太清楚。它把发动事变的主谋称为高平章（GauFinjan），说高是阿合马的同事，对阿合马很嫉视。他和一个装死又复活的汉人同谋，杀死了阿合马。显然，这是把高和尚一人混作二人，而对王着则一字不提，远不如马可波罗的记载。这更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是在事发后不久在当地听人告诉他的。
以上二例，是马可·波罗亲身经历和亲自听说的，足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至于他书中记的所见所闻、为其他与之同时或先后的西方人所未记载的，也为数不少，不胜枚举。所以，不能因为书中没有详尽记载中国情况而断然否认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在没有举出确证以前，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还应视为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