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显然吸取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都市文学的经验，对以上内容的表述，就突出建构一种以感性为基础，以理性为主导，在迷茫、痛苦、失落、绝望之中进行奋斗、收获、希望、喜悦的新都市精神。何顿的《荒芜之旅》通过书商张逊发迹的故事，讲述了中国式于连在金钱、性、欲望的时代如何成长登上历史舞台，并对市民在社会的活力及其精神进行反思。其他著名的文本，还有周大新的《21大厦》、王跃文的《梅次故事》、邱华栋的《正午的供词》、张欣的《浮华城市》等等。
其三，市场经济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功能转变。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文学被动荡的时代强制赋予特殊使命，教化功能空前强化，无论从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文学为斗争哲学唱颂歌，还是新时期文学为改革开放呐喊助威，文学一直笼罩在“有用”的氛围里。市场经济比之以上的社会变动可能还要更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包括对文学的全面改写。其中，从市场经济中诞生了一批中产阶级，人数不一定很多，但因文化修养、经济收入和社会影响力等原因，已成为文学的主要消费趋向的体现者。他们在紧张的生存竞争之外，为疏导过于紧张的精神焦虑，对文学的兴趣在于轻松、好看、时尚、不追求意义深度，更接近文化快餐的速效消费；作为社会的大众偶像，他们的文学趣味成为强势社会时尚，并在市场的策动下，与作者、出版商、文化机构无意识地共谋，使娱乐消遣功能在当下文学中占据很大份额，特别是影视、图像、网络等对文学的介入，更使文学功能发生历史性转变。贺拉斯曾主张“寓教于乐”，“新世纪文学”正是认识到“有教无乐”和“以乐废教”的严重后遗症而努力纠偏。如王彪的《越跑越远》就通过一个穷书生（梓青）与女戏子（红云）的老套的情爱故事，与鸳鸯蝴蝶派的许多小说一样，写的是世俗传奇，既具有可读性，又暗示人生真理；张者的《桃李》以飞扬的笔触揭开了学校高知群的面纱；毕飞宇的《玉秧》则倾心于底层关注，戴来、荆歌、须一瓜等人的创作执著于叙事过程的突转，不排除利用案件的故事基因扩展心理容量，无疑都体现出新世纪文学以审美来统领教化、娱乐、认知、启蒙等各项功能的努力。
也许在具体操作中，会有所侧重，但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表明他们正在认真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新形态的审美文化，既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又不能一味迎合个人趣味；既应是社会普遍的承认，又不压抑个性；既有在人格修养上的教育功能，又要有造性怡情的娱乐功能；既要有某种民族特色，又能够与世界文化接轨……总之，这种审美文化既应有利于人类精神的提升与超越，在理性上符合新世纪人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应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促进人的情感丰富与人性化。罗筠筠：《休闲娱乐与审美文化》，《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
四、民族书写与世界意义
要理解“新世纪文学”的新质和转换，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不可不谈，实为关键所在。虽然这些矛盾关系历来就有，但从未像今天这样突显出来。
2002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长沙联合召开“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问题”学术研讨会，正是缘起于充分意识到当下文学的发展正面临着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挑战。大会就“全球化文学语境，何谓文学的全球性与民族性，新世纪文学的立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全球化在当代中国已是生存现实，它不仅意味着物质、科技、生存方式和生态层面上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民族心理在全球化的新浪潮中得到重新塑造，具体表现为当代社会中生存价值体系的紊乱、语言表达体系的紊乱、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文学写作中写什么重新成为问题等等。针对这些困惑，有的论者认为，文学的民族性具体表现为它必须以世界意识为条件，在充分意识到处身当今世界必须与时俱进的同时又要尊重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个性与历史，并且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坚持历史和人文的双重维度，以人为本，以此来发展我们的开放型民族文化陈雪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问题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这次学术研讨会从理论高度上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提供了批评支持，触及到了“五四”以来汉语写作的最大难题，即民族书写与世界意义的融合问题。
其实，从现代文学之初，从周作人提倡的文学“地域性”，到鲁迅所概括的“乡土文学”，再到毛泽东所推行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民族书写”的巨大传统，另一方面又由于时代使然，“民族书写”被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战争、建设、运动等具体任务压倒，有时甚至被扭曲为“非民族图像”并以虚构的世界性为其涂饰。直到新时期文学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中国，一体化经济、现代科技、大众传媒、生态危机、恐怖事件等等，既不断带来机遇，也不断带来挑战。我们的文化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徘徊，在崇尚西化与“弘扬传统”之间各走极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似乎变得较前明智起来，外来的压力反而激起了当代文学的内在自尊，在认同并描述各国在宇宙观、道德、心理、社会、语言、审美等领域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影响的事实前提下，中国文学满怀复杂的心情持守本土，力图既依恃民族化又超越民族化，以全球视界下的本土立场来置换原先的较为狭窄的意识形态内涵，并寻求着二者之间的价值平衡。
全球化背景给予“新世纪文学”强大的推力和广泛的精神影响。综观“新世纪文学”，我们发现，作为当下创作的中坚，无论是以开放的现实主义为其营垒的实力派作家群，早就扬名的先锋文学群体，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个人化写作”，或者世纪末少年老成而又咄咄逼人的“70后”与“80后”作家，他们均以更集中的目光专注于文学的“本土性”。在他们眼里，本土性笼统地说就是发生在我们民族这块土地上的、综合着人们的生存体验的人事物象。它在对象层面上，包括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等方面的变动。与以前相比，现在更强调的是全球化潮流所催生的新现象，例如跨国公司、大众传媒、精神焦虑、人的异化等等，也包括依凭全球性经验去重新观照乡村、边疆、风俗、历史等。在价值层面上，由于文化传统与生活实践的独特性，作家们在个人经验中往往糅进若干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并以现代文明的面貌出现，从而表现为中国特色的人文景观。在审美层面上，他们的创作既有对传统手法的迷恋，比如章回叙述、强化故事性和动作性、文言活用、方言改造等，也有对外国文学叙述视角、陌生化方法的洋为中用，并形成了有异于别国的文学形式。
总之，从语言到结构，从形象创造到审美格调，东方性、中国性、传统性得到了普遍加强。所谓全球化，既指在中国之外由多种文明组成的社会存在及其文化构成，也指中华文明作为一分子加入到世界大合唱中去的变构，也包括由多种文化所形成的价值公约数，比如人性、自由、博爱、公正等普遍价值，更多地倾斜于西方的价值认同；也还包括以意识流、黑色幽默、心理独白、零度叙述、拼贴、碎片化等现代手法与后现代手法的杂糅及其变种。
虽然与上世纪文学强制乃至变态的本土化和虚拟的全球化相比，新世纪文学无论对两者关系的概括还是对两者关系的理解，都不再表现出过度的焦虑、狂热和功利化，而是趋于冷静、寂寞和追寻文学本性的深刻。如潘军的话剧《地下》就通过剧中人物在中国化处境下的诸多言行，客观平静地叙述着人类文明及生命自身无法超越的悖论性价值命题，譬如爱和权威；再如《怀念狼》里的中国化的整体意象，狼与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彼亡此衰的神秘生命联系，狼变人、人变狼的魔幻色彩，形象地揭示了生态失衡给人类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既有“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自然伦理观，又有从《庄子》和《聊斋志异》之类古籍里抽绎的美学血缘；还如，在诗坛影响广泛的“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等等。这些作品不再止于对事物的现象描述，而是有意识地追寻现象背后的深度、具有普遍性的意蕴和形而上的精神。不过，正如当前价值体系的不确定甚至陷入紊乱一样，上述作家也承受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在文学上的困扰。在某些作家的理解中，不自觉地掺入过多的西方文明指标，以迎合西方文化霸权的认同，以便达到西方所裁定的标准，这些有可能让新世纪文学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坚定信赖而“他化”；在另一些作家那里，他们紧紧抓住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不放，抗拒西方文化价值的参照与考核，这会使新世纪文学固步自封，失去他者的平衡机制与人类文明的“共核”而坠入偏激与庸常。尽管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才短短几年，但非常可喜的是，很多作家都在对域外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参照中，一步步成熟起来，试图超越“世界—民族”、“全球—本土”的对立意识，进展到“个体写作—普遍精神”的共融状态，以增强其人类性的含量。当“他律”的强制被取消，新世纪文学在“自律”的考验中，将会以独特的“个唱”获得普遍的健康、自由与尊严。
五、新世纪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新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高科技在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时候，将其触角全面地伸向人的衣食住行与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可谓无远不达，而文学作为对人类实践的审美反思，无时无刻都保持着与科学的亲密接触，只是我们并不十分注意罢了。
其实，“五四”之初，进化论等科学思想在传播中就成为新文学理论的主要资源，胡适等人就受到植物学、心理学、物理学等现代科学的启发去把握当时兴起的各种文学体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也曾辐射到当代文学的各个层面并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积累了众多的经验之后，科学思维对新世纪文学发挥着更为潜在也更为理性的文化整合功能，许多作品以“人学”为标准，有意识地把“人”当作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个体存在，以形象来展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村庄、城市、族群，与文化、历史、风俗的关系，构成富于时代精神的环境，从而活生生地展示“人”的存在状态。如阎真的《沧浪之水》、毕飞宇的《玉米》、雪漠的《大漠祭》，都是振聋发聩之作，揭开了生存的隐蔽的真实。唐浩明的《张之洞》把历史人物置于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自身与他者的纠葛中，以现代性的理解来剖析主人公的性格与精神结构，从而把握历史在多种可能性中的必然选择，就像自然科学的分级研究一样。《张之洞》在对人物关系的多维展开中，完成了形象思维与科学思维在制高点上的殊途同归。总体而言，科学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的扩张，已成为新世纪文学中显见的趋势。
如果说科幻文学以非凡的想象力构思了无数匪夷所思的假定图景的话，那么科学则创造了人世间的无数真实奇迹。尽管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曾对文化工业的出现痛心疾首，称其是对人类艺术原创力的扼杀，但不可否认，科学以惊人的速度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现实。如庞大的波音飞机、磁悬浮列车、摩天大楼、购物广场和无处不在的流行音乐，还有普及全球的电视、手机、网络等，无不关联并重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怎样，科学给社会的镜子——文学刻下了很深的烙印。不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新世纪文学中的科学情结仍存在着某些微妙区别：就人物而言，八十年代的科技工作者如陆文婷、陈景润等都怀着崇高的信仰，经受无穷磨难仍矢志不移；新世纪文学中的相关人物，例如《唱歌》中的“老板”，则不再具有单纯的身份，可能有着多重身份，往往自主创业在市场中求取自己的价值。就面对城市化和巨大科技成果而言，九十年代文学中，如卫慧绵绵的“颓废写作”，总是体现内心的恐惧和无魇的破坏与占有的极端混合；新世纪文学中，如李佩甫的《城的灯》、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则渴望在城市享受中不放弃思考自己的生存价值，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就科技产品参与我们的生活进程而言，九十年代文学把它们看作道具，人物在道具的挤压下，精神空间逐渐萎缩，人也逐渐被物化；而在新世纪文学中，如《手机》以普遍的通讯工具把人的喜怒哀乐、尴尬无奈尽情宣泄，人与物的执争成为宿命，但正是这种抗争，人在物的包围之中的艰难突围，使人被重新还原。可以说，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的杠杆，撬开现代人的心灵之门。
在今天，科技对文学的最大影响恐怕莫过于互联网的出现和网络文学的风行，这是继口头文学、纸质文学之后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三种文学：多媒体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