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问题在于，不少改编者把改编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看不到巨大的难度和对作家思想艺术准备的严苛要求。这种改编布满了难题，不亚于从事原创性作品。普遍的情形是理解上失之肤浅和简单化，以为注入一点小资情调，做一点翻案文章，颠覆一下原有的人物关系，来个大逆转，让高大降为平庸，坚贞变为放荡，刚强变成窝囊，就算完成了人性化处理，显然错了。有些改写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许多“红色经典”包括样板戏，乃是左翼审美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积累和不断的总结经验的产物，有的甚至是一种“结晶体”，它有它失误和偏颇的地方，却也有它的精湛和深刻，决不能因为某个人曾经“插手”过某个作品，它就糟糕到不值一提，只配唾弃了事。事实上，人物处理上的得失只是表象，争论的实质牵涉到对革命传统、现代史和党史的评价问题，颇为复杂；而在艺术上，要胜出久经打磨的原著，难度同样也不小。所以，改编改写未必不可能，却需要足够的见识和功底，方有望成功。否则不过是短期的市场行为和旋生旋灭的泡沫而已。
二、文学的版图是否正在缩小
当今的文学称得上数量浩繁、缤纷多样，加以各种“炒作”和“命名”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若仅从表象看，似乎可以用“多元化”来描述。然而，冷静思之，又会感到，这种“多元”胜景却不无虚浮成分，甚至遮蔽了某些重要方面的缺失。比如，在文学功能得以全方位展开的同时，是否存在一些功能膨胀了、一些功能萎缩了的情景？是否因之带来文学生态的严重不平衡，并导致了文学功能的弱化？事实上，放在当下的历史文化语境里，这个问题已变得分外突出，只是我们未加正视罢了。比如，我们是否缺少足够数量关注政治、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大气魄、大手笔的文学作品，而这与我们的某种偏颇的认识是否有关？最近，读了一批作品，震动很大，它们促使我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同时思考什么是“文学本身”和“回到文学本身”，什么是文学的活力之源和创新之途？
比如，作家张平把他的小说《国家干部》直称为“政治小说”，周梅森也有类似提法，均不失为一种直率和勇敢。张平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所提的问题相当尖锐。他说，目前一些学术界、知识界人士，面对纷繁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状，却异口同声地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只关心经济，很少关注政治。文学也一样，面对社会巨大变迁，对政治表现出公开的冷漠和疏远（他举出日益隔膜的现象有腐败现象、道德滑坡、国有资产、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下岗与就业、“三农”等等问题）。他说，他们对脚下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疏远，除了用西方某些观念和书本知识对当今现实生搬硬套外，对底层劳苦大众并不真正熟悉，对正在发生的政治运作并不了解，对老百姓想些什么并不清楚。由于不了解政治、不了解社会，自然也就无法描写政治和社会，恶性循环，只能距离政治越来越远，距离社会越来越远。这种情况并非只在新生代作家中有，中老年作家中也同样存在。他还说，令人畏惧的是，总有一些人，一再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张平这番话对不对？依我看，不无偏颇成分（如，很难说目前的文学界是“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其实很多作家对经济实践同样陌生，何况在今天政治和经济很难分开；再比如，政治，指什么样的政治，权力层面的政治还是文化层面的政治？等等），但不可否认，其描述大体符合事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无形中提出了一个熟视无睹的大问题。对于当今的文学而言，没必要所有的人都去研究政治，直接描写政治，如果那样便很荒谬；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在整体上远离政治，基本放弃从政治的宽阔视角去解读社会人生，那将是一种可悲的偏废，那样的文学断难成大气候。
我们知道，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历史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扼杀个人声音的现象比较普遍，因而新时期开初，有识之士提出了“回复文学的本性”和“回到文学本身”的吁求，自有非凡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该彻底地脱离政治，与政治决裂，或者认为文学的目的只能是为了自我满足的需要；或只是自说自话的方式，与听众无关，无需承担任何使命。文学发生起点的个人感受性并不导致文学是与任何人无关的私密之事的结论。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文学本身”？有没有一种在历史运动中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宗教等等互动着的，却又被宣称为与它们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文学本身”？试想，把一切都剥离掉了，还能剩下什么？本能？食与性？事实上，剥到最后，连“文学本身”也就不存在了。不应忘记，文学终究属于意识形态，当然是审美意识形态。我们所讲的政治理应是一个大概念，应该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既表征为权力的中心、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同时，又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性力量的交汇要冲，政治意识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起着深层的控制作用，作为社会的人很难脱离，作为表现社会的人的文学，同样很难脱离。我们对权力的层面往往比较敏感，对其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则往往忽略，在创作上，表现为故意回避和淡化，这无疑会损伤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大大削弱感染力。有些作品当然是可以远离政治的，但纯粹到一尘不染的，尚未有过。其实，所谓纯审美论、无利害说、纯“为艺术而艺术”，往往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然而，当今的文学似乎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每每遇到解析历史、认识命运时，宁可用另外一套观念，例如爱、死亡、物竞天择等（这也许是同样需要的），也不愿从社会政治的通道进入生活并深化其开掘。这是一种放弃优势而不用的自我束缚，不仅限制了文学题材领域的开阔，而且限制了文学眼光的开放程度，甚至牺牲了文学应有的一部分功能。这里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关系。比如，强调文学超国界、超种族、超语言，扩大人类普遍性的含量，与文学对本土的、当下的政治及经济、社会、道德、伦理、习俗现状的描绘（政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之间的关系。就某种意义来说，后者是基础，抽去这个基础，人类性和超越性往往落空。个人化声音的重要性也一样。个人声音的大小、强弱及震荡幅度，与其社会历史人生内涵的深浅和有无批判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指出，当前的文学在总体上对公众利益公共事业缺乏足够的关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读者的回应热情，应该不是无的放矢。与之相联系的是底层意识的匮乏，对底层劳动者的隔膜，主要是对农民和农村生活表现的乏力，这些也都是形成文学版图缩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