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维视角下的发掘人性深度。自1920年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以来，揭示人性就成了文学性的最高标准。然而，在新世纪检视百年中国文学，我们又必须承认，最大的缺陷似乎也在人性深度的不足。不管历史语境如何，不管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如何逼近了我们，揭示历史的变化中的人性，仍将是新世纪文学的精神选择之重。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鲁迅提倡的“文学的阶级性”和梁实秋等人所主张的“永恒的人性”发生尖锐冲突，后来都被另一些人片面地强调到极端，前者被演绎成人性就是阶级性，不再有任何其他内容，后者在世纪末被推崇为人性即欲望性，也不可能有其他内容。事实上，人性是一个复杂系统，远不是这些绝对化可以说清。新世纪文学从多个角度尝试对人性的丰富深隐层次的揭示。莫言的《檀香刑》对专制制度吃人的本性有惨怖的血腥的描绘，其残忍、其麻木、其无声无息又技艺超群，令人瞠目结舌。作者暴露酷刑，同时也陶醉于酷刑。雪漠的《大漠祭》则尽写中国农民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对人的灵魂的理解，对农民品性的复杂性的揭示，深入了一个层次。成一的《白银谷》通过晋商主人公波诡云谲的命运、惊人的智慧、奇异的人格魅力、无可挽还的悲剧，探索人性的历史内涵。总而言之，新世纪文学在展示人性的深度上，当此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学和生物学空前发达之际，手段丰富了，方法多样了，对人的丰富性、复杂性的认识有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七、关于思想资源的一些描述
文学并不承担直接表述思想的任务，思想在文学中也并非最重要的东西，但没有深刻思想底蕴做支撑，断然不能成就杰出作品。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思想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比如，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大的文学现象，“个人化写作”这个“弑父行为”对文学传统进行了颠覆，有点像德里达的解构造成巨大恐慌一样，然而“个人化写作”同时又遭到极广泛、激烈的批评，最大的诟病是认为它缺乏思想。有论者指出，尽管世纪末的中国文坛相当繁荣，各种旗号在文坛上空猎猎飘扬，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现实主义冲击波、后现代、女性主义固然显示创作的热闹，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嘻笑和嘲讽，是消解意义，不需要思想。这成了一种时髦，严肃的思想被挤向艺术与生存的边缘，因此有人呼吁“文学重返思想”。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世纪之交对已有文学经验的拆解，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依据“92”之后市场经济及其意识形态体系，特别是依据日常生活哲学而进行的一种文学转型。这在新世纪文学中具体表现为：从理论上而言，如某些论者所概括的，它受到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主要倾向的影响，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思考，使思想更贴近生活，如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存”的观念、余英时关心“形而下”的取向等，以及有人提出的建立“人间哲学”，让哲学融于生活并使二者得到同步发展。李泽厚甚至提出生活是历史的本体的看法。
日常生活哲学既不是指原生态的生活物象，也不是指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理论抽象，更不是指二者的平均值，它是指由形而上与形而下交互生成的生活实践，就像李贽所云：“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即物是理”成为日常生活哲学的表现形态。把重大深刻抽象的哲学问题日常化，其实带有思维革命的性质，根本地影响了新世纪文学：一是打破了文学的樊篱，使之从哲理的高台走向民间审美的平野，成为日常可近之物；二是使文学的视点重返日常生活，从这个立场来审视创作对象，使文学更具现实与大众精神。与以前文学对哲学的演绎不同，新世纪文学有望不再对各种哲学思潮按比例分配，按图索骥，而强调“和而不同”，以多种哲学精神充实文学的意义储蓄。阎真的《沧浪之水》拆解了池大为向往权力中心的那种神圣感，在社会、单位、家庭、妻子、厅长、退休科员以及潜在的对话者儿子的整个生活网络中，在屈辱、郁闷、愤懑、得意全都被一个个日常的生活场景托出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加入虚拟的艺术世界，它可能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存之真。莫怀威的《经典关系》涉及到夫妻、父子、翁婿、师生、情人等血缘或非血缘关系，这往往就是构成社会基础的细胞，每个人身处其中却又无时不存在角色错位。还如张抗抗的《作女》、王家达的《所谓作家》，它们像《金瓶梅》式的策略一样，给对象披上世俗外衣，在日常叙述中，潜藏对生命的思考或困惑。
对新世纪文学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作为我们处身的文化语境，无论儒释道等传统哲学遭遇何种命运，无论“五四”新文学对入世精神强调到何种程度，抑或许地山们对命运怎样无常的慨叹，以及为解脱与世界对话的焦虑而在文学中对儒释道的集体演绎，都体现出哲学作为权威话语对文学的渗透和操控。与这种“思想大于文学”的“祖制”相比，新世纪文学有可能变得冷静起来，更看重作家的态度及其在主题、价值、伦理选择等多个层面上对传统哲学精神的糅合与渗透，不再把文学看作哲学的婢女以形象化地阐释为时髦，而以哲学对文学的精神滋润取代哲学命题对文学的“武力干预”。显然，这使具有传统阅读习惯并喜欢找出“思想”的读者感到失重，以致有人发出“新世纪文学还能提供思想资源吗”的疑问。但文学与哲学的良性互动，围绕着新世纪文学“重铸民族的灵魂”的总鹄的，以传统哲学为根基，以现代性为先导，展开自己的话语世界，无疑会把文学提到一种新的境界。如《中国农民调查》里的良知和勇气，“向世人再现当代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它刺痛了中国知识界因长期对底层百姓生存状况的冷漠、忽视和被蒙蔽的良心，并使我们意识到要对农民喊出一个回应，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体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再如《泥鳅》关注的打工农民进入城市后所必然遭遇的歧视与屈辱。当然，它们也都透露出作者在面对社会问题的庞然大物时的无力解决的困惑，这时中国传统哲学往往是医治心灵疾苦的良药，并作为最后一道精神的屏障存在着。
西方现当代哲学对新世纪文学的影响力仍然不可低估。自上世纪之初进化论和意志哲学进入中国以来，后续的种种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以其片面而深刻的思想力量和话语权力成为影响中国文学的一种潜存在。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和渗透程度仍是最重要的。不夸张地说，没有外来哲学和外来文学的影响和激荡，就没有现当代中国文学。从《狂人日记》起，新感觉派、九叶诗派、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多以异化、荒诞、反讽、反启蒙、零散化等时髦题旨，以意识流、语言狂欢、平面化等审美变形，给中国文学打下深刻印记。正如某些论者所言，就像西方当代哲学如饿狼般地掠夺造成的自身体能的透支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也在眼花缭乱的借鉴仿制中膨胀了很久，新世纪文学在面对这种“异端”时不得不谨慎起来，尽管后现代思潮在不断涌进，然而对新世纪文学已无当初的震惊效应，不再能造成一种哲学引领一种潮流的盛大局面。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原型理论、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哲学观念，肯定会起到“集体营养”的作用，但无法动摇正处在现代化转化中的中国文学的美学根基。西方哲学充其量更多地是从语言、审美、技术、形象、意义等层面对文学进行由外而内的“和平演变”。2003年北大新青年自由论坛关于“民工自焚讨薪事件”征集诗稿，诗人程小蓓的诗歌《我们唯一所有的——给徐天龙》所体现出来“底层者”的生活贫困和精神生活的自由独立与反抗意识，象征性地表达成新世纪文学在多方面有意识地“神会”当代西方哲学的印迹。
检视新世纪文学的现实，我们发现，它虽然试图具备严肃的哲学关怀，却缺乏崇高的思想信仰，也许正是过于宽泛而沉重的现实承担，使它在终极关怀、乌托邦理想和精神价值追求方面甚为匮乏，“而在一个没有持久的理想和长期怀有价值观念的世界上，现代人毫无精神支柱地探索着，在一个对人对上帝都没有信心的时代里，人是无法从悲剧的高度来肯定生活的。”尤金·奥尼尔：《尤金·奥尼尔评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07页。
八、风向何处吹
应当承认，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依然存在着众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例如“民族书写”如何融入世界文学，并作为公认的文学财富为世界广泛承认；在眼花缭乱的价值和主义的博览会上，能否把握通向民族精神复兴的主导价值；在高科技和多媒体的竞争中，如何保持文学的传统母本地位并发扬新活力；在国内乃至世界市场淘洗下，如何保留甚至扩大自己的地盘同时保存汉语写作的审美纯度；在科学对文学的愈发迫切的召唤声中，是继续无动于衷呢，还是寻求融合的新路，如此等等。最近，陈平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预测，新世纪将是小说走下霸主文坛、诗文代起的时代，甚至各种人物传记、历史叙述、风土记忆、文化随笔乃至人文社科的专门著述，都将成为夺去原先属于小说的“注意力”。这种观点在文学界引起了反响，肯定者、质疑者、困惑者有之，由对小说文体的衍变激起对其他文本命运的思考。诚然，以某一类文体独领风骚的时代已难维持，以某一类文体为基础，综合其他文体因素进行泛文体化的再创造，也许将占据新世纪的文学舞台的主要位置，作为最具现代性的叙事方式，小说也将包容诗、戏剧、散文、杂文、网络等多种文学性或非文学性的因素，重构跨文体、超文体的文学。这是预言，但可以肯定，不久的将来，新世纪文学将出现不息的文体变革潮则无疑。
新世纪文学，或者扩大到世纪之交的文学，约十年时间，它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它在广泛的危机中还是找到了不少机遇，而不是在“炒作”或“冷遇”中倒下；它在默默的耕耘中掀开了新的一页，不再为制造轰动而狂躁不宁。我们注意到，文学不太可能大起大落了，它将维持一个基数，它的显在影响或者在缩小，而潜在影响却会通过自身或者通过替身，越来越大。所以，这是一个富于张力的圆。假如画出它的谱系图，新世纪文学将呈现同心圆式的图景：处在圆心的是审美含量很高的纯文学，它是轴心；处在最外层的是粗具文学性的各式各样的大众文学产品，构成宽泛背景；而位于两者之间的是文学与其他众学科嫁接所形成的各类新文体，它变动不居，常写常新，它应是新世纪文学的普遍存在形态。我们坚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新世纪中国文学也将展现前所未有的多种可能，壮丽多彩的文学还在前头。
2005年4月
（此文与任东华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