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看惯了家族颓败的寓言；虽然听人说《喧嚣荒原》犹如《白鹿原》的影子，受《白鹿原》影响明显；虽然写家族内部的仇仇杀杀在今天已绝不新鲜，然而，我还是被《喧嚣荒原》紧紧地攫住了。应该承认，它的作者有优异的叙述才能，讲起故事来，尽管直白，却灵动、诡秘，善于虚张声势、故布疑阵，语言含有一种朴素的黏性。不管写家族内部的权谋和残忍，还是写热辣辣的男女偷情，都很会造势。且看小说开头，起笔就不凡：一只老金丝猴挣脱锁链狂奔且大哭，莫家的百年太婆念念有词，地上的公鸡、老狗、白蛇、毒蝎，各呈异象，天上黑红的云团面目狞恶，接踵而至的便是冰雹如麻，地动山摇。莫氏家族在此大地震灾变中，一人死去，一人新生——哑巴少爷天奇出世了。此真乃平地起巨澜。这个头开得好，定准了全书的调式：魔圈中的挣扎。莫氏大家族，一面如闷暗的铁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面幽灵出没，装神弄鬼，日渐衰颓，不可挽还。小说中的生色妙笔不少，比如莫鹏举在杏林中奸占雇农之妻香椿，比如家族大械斗的起因仅为一个玩笑，比如老六与莫鹏举当众斗智斗狠，还如莫鹏举以空城计式的智慧退却了流寇“白狼”等等，写来声色并作。
但是，我一直对家族小说思想意蕴的平面化雷同化担忧，对这部《喧嚣荒原》也不例外。《白鹿原》固然获得了极大成功，但眼下几十部上百部的家族小说所提供的思考，其实大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滑行。那内涵无非是：家族文化或宅院文化，是一种内耗文化、内讧文化，如一个禁锢的圆圈，内部机制无力产生新的因子，它总是在颓败与再生中循环，修复与破坏中轮回，直到现代化的巨轮把它冲垮、辗塌。但家族文化又一定是死而不僵的，根子很深云云。如此而已。于是，无数作品在反复告诫我们一个道理：传统文化是一个怪圈，冤冤相报何时了是一个难解之谜。我不禁怀疑，如果这就是家族小说“深邃”思想的全部，那家族小说还有多少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大量的作者有必要殚精竭虑地写这样的小说，苦口婆心地重复这样的真理吗？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喧嚣荒原》——绝不仅仅是它——尽管好看，它的思想启迪力其实有限得很。我对很多家族小说都是这样看的，此类创作正面临着危机——思想的贫瘠化和情节的模式化。我甚至认为，《白鹿原》倘若不是写在九年前，而是写在今天，写在《喧嚣荒原》、《第二十幕》、《清水幻象》、《梦土》们的后面（这当然不可能），它还会有如此之大的震撼力吗？
像很多流行的家族小说一样，《喧嚣荒原》里也有许多神神秘秘的东西，什么“金匾”啦、“家族秘史”啦、御赐“紫砂壶”啦（里面装过一泡女人的尿）等等，被奉为至宝。桃花沟和莫家庄两个村子的人都姓莫，为了争夺这些劳什子，历史上发生过二十七次大械斗，死人无算，血流漂杵。争夺的当然还是莫氏家族的领导权，看谁更正宗，谁更有资格当“掌柜的”。小说写出了家族冲突的对抗性、紧张性，似乎每根神经都快要绷断了，双方警惕着、窥探着，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酿出血光之灾。书中的一次大械斗即起于两个年轻人的嘻闹。小说也写出了家族冲突的不可逆性、轮回性。无谓的仇杀像从山坡飞奔而下的战车，谁也无力把它阻挡住，只能跟着它的节奏向前滚去，或能保住一命。金匾失窃了，紫砂壶打碎了，在我们看来颇多滑稽，但对莫村人来说却是痛心疾首，如丧考妣。只有“秘史”落到了天奇手里。可那又怎么样，它的代价是付出无数的生命鲜血。小说对家族文化的愚昧、荒唐的描绘是富于特色的，但像很多同类作品一样，批判的深度也就到这儿了。
难道，家族视角，家族小说只能在思想文化取向上与《白鹿原》保持一致？众多的家族文化的书写在今天已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当然不应该是这样。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之深巨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能宣布家族小说到此为止没必要再写下去了。问题在于，怎样开出新路，莫把车辙当成道路。关键在于，怎样摆脱家族小说模式的束缚，揭出某些新的被遮蔽的惨烈真实，把艺术的触角伸展开去，开掘出新的具有现代性的警醒和启悟。回首来看，《金瓶梅》、《红楼梦》开了家族小说的先河，是不朽经典。现代的《激流三部曲》、《雷雨》、《北京人》、《金锁记》、《财主的儿女们》和当代的《白鹿原》、《尘埃落定》等等，使这一脉创作绵延不断，蔚为大观。如果早期的家族小说，侧重于写政治的阶级的专制压迫，青春生命的抗争出走，那么当代作品就转向了文化反思，大多强调传统文化的精英性与惰性并存，主人公也由年轻人变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写其“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凉。难道就不能生发一些新的东西，新的话题吗？我感到，《喧嚣荒原》抓住了一些有价值、有潜质的东西，这是作者独自拥有的真实，但作者心存对前文本的畏惧，对一些人物把握不准，处理不当，不敢甩开常规思路，殊为可惜。比如，对草姑这一人物的定位和把握，对老六的定位和把握，对莫鹏举的把握，都不无可以商榷之处。
民间女子草姑，自尊而刚烈，她因到莫家喂奶而被莫鹏举强奸，非常痛苦。这是个类似于“白毛女”或聊斋中“窦氏”的故事。她掷还了莫的赏钱，固执地提出要么正式娶她，要么永不往来。生下私生女小琴，草姑沦为讨饭女。她曾极其激烈地痛斥莫鹏举，凛然不可犯。可是，作者后来几乎是违背人物意志地把她写成“卖炕”的女人，而且恶心至极，还写她死后高度腐烂，大腿上开着黑色白色的花，脓血四溢等等。何必要把草姑涂抹得这等肮脏，而为小琴求情下跪的情节，又把莫鹏举写得有情有义？不难看出，草姑有《白鹿原》中田小娥的影子。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草姑的反抗性写到底，至少让她活得自尊一些，难道“反抗”就不文化了吗？非要沦为卖淫女就更文化一些吗？对“土匪”老六的处理同样存在问题。老六是个好勇斗狠的贫苦农民，他的妻子香椿被莫鹏举诱奸并霸占，他并不知晓。在“白狼”经过时，他曾偷了一袋银子，莫鹏举以公共安全的名义将其与银子绑缚，送交“白狼”处置，两人遂结怨。莫与其妻的奸情败露后，老六在大庭广众下向莫鹏举发难。却因莫的狡猾和其妻的不配合，再次败下阵来。他后来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大土匪。莫鹏举最终死于他手中。我认为，老六与莫鹏举的“对台戏”含有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深刻内涵，但作者对老六的态度和笔调似乎有些调侃和漫画化，甚少同情的成分。这也是目前写农村造反者的一种新态度，即作为游民文化来写。老六妻子被奸，人被辱，并被割了耳朵——“老六的耳朵挂在城墙上，变黑变干，像干树叶子在空中飘荡”。相反，作者写西门庆式的人物莫鹏举，总在明里暗里助长着莫老爷的威势，好像在写一个文化英雄。老六让我们想起了《白鹿原》里的黑娃。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作者已经揭示了真实，血淋淋的真实，阶级压迫的真实，却又不敢把这种真实坚持到底，而是回避之、钝化之，最终把它纳入家族文化模式之中，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否在作者的观念里，家族文化是高于一切的，阶级矛盾再尖锐，也超不过家族矛盾，文化矛盾？是不是不把问题引向文化的范畴，作品就不深刻，不新潮？我以为这是近些年来盲目的“文化至上主义”在作怪。我们当然要重视文化的广涵性，问题在于创作必须要从生活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出发，尤其防止用最时髦的观念削平矛盾。其实，书中的家族矛盾比较空泛，除了“金匾”、“紫砂壶”、“秘史”及其引发的械斗，没有多少真血肉的东西。其实，作者在生动描写过程中不断戛然而止，不敢深入下去，与莫鹏举的定位大有关系。莫是白嘉轩第二吗？不像。莫是黄世仁复活吗？那还了得，岂不落伍？莫是关中农村的周朴园？更不像。大约想来想去，还是多向《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靠拢更保险些。
我发现，对《喧嚣荒原》的作者党益民来说，当他面对现实面对他熟悉并为之激动的生活时，他能发挥独立创造精神，他的报告文学《川藏线上生死劫》就颇受好评，但是，面对家族和历史，他受流行观念和某些前文本的影响就太大了，致使全书原创性不足，似曾相识的东西甚多。比如哑巴少爷天奇，是莫家唯一清醒的人，“能看见一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祖传秘史就传给了他。这至少容易让人想起《尘埃落定》里的傻土司少爷。天奇每天坐在城墙上发呆，或吹羌笛的意象，又容易让人想起《废都》里那个老在城墙上吹埙的人。裸奔的梅香则会让人想起《白鹿原》里得了淫疯病的儿媳妇。还有黑蛋当了县长，小菊成了革命家，刘亚民成了台商，都好像在哪儿看到过。我不是说作者具体在模仿什么，而是感到他无形中掉进了熟悉的模式。这可能是此书最大的遗憾。
读完《喧嚣荒原》后我最想说的是：文学必须强调创新，不能把车辙当作道路；作者必须自信，坚决走出前文本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