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小说排行榜上，长篇小说共有五部，前四位都是著名的作家作品，排在第五位的《恍惚远行》却让人颇觉陌生。人们想知道，书的作者李伯勇是何许人，有过怎样的写作经历，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有何独特价值和过人之处？应该看到，现今的长篇小说数量浩繁，能够进入媒体和舆论中心的，或者说进入“关注圈”的作品，只是微乎其微的部分。一部长篇小说能否受到足够关注，原因很复杂，固然与作品的取材、写法是否新异，有无有力的评论支持有关，但也与作者的名气，市场的业绩，炒作的能力不无关系。《恍惚远行》一直是默默无闻的，而现在，它得到了专家的注意，近日又得以再版。它的引人瞩目不是偶然的。
我感到，《恍惚远行》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首先是它不期然地呼应了时代对农民问题重新关注的需要。
我说“不期然”，意思是说，作者李伯勇不是现在，而是一贯地密切关注着农民问题和农民的生存；他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境况，他更关心他们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精神世界的震荡与裂变，他把创作的重心始终放在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事实上，他已经是个很有成绩的作家。经多年坚持，已有《轮回》、《寂寞欢爱》等多部长篇问世，另有《南方的温柔》、《瞬间苍茫》等中短篇和散文随笔集出版。他一直沉静地生活和写作在他的家乡赣南上犹县。有人说他敏感，如果说是，那也是长期浸在生活中，紧张激烈的思考所带来的必然。
我们常常感慨，今天真正了解农民，并以新的眼光和手法描写农民的作家太少了。因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在把人的注意力拉向城市，价值的中心在潜移，成熟的作家大多生活在中等以上城市，现在要深入乡间生活，也确实存在诸多主客观上的“梗阻”。一方面，现代化进程拉近了城乡之间物质生活表面的距离，另一方面，又在加大贫富悬殊，并且推远乃至隔离城乡之间精神生活——内在的距离。就是在一些作家驾轻就熟写农村的作品中，也存在某种程度的“隔”。这一切都在构成文学与乡村的疏隔。然而，李伯勇没有受时尚的影响，他不耽于写乡土的“习惯视角”，始终关注着传统与现代冲突的大背景下，当今乡土的命运和农民的存在，关注并把握世纪之交的“乡愁”主题。
也许他本人的自述比起我的评述更有助于了解这部作品。他说，“我所处的是中部地区一个贫困小县，依然被乡土所包围，接触最多的仍然是乡土。我有乐意沉浸于乡土的秉性，在城里住一段便想去乡间走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还有几亩责任田，一到农忙季节，还得从厂矿回家帮收帮种，作为知青，我对乡土苦难有种内在情感上的体认。一接近乡土，就想起下放岁月。九十年代初，我作为县里一个工作组的组长，驻村一年，结识了一些到今天还有来往的乡村朋友。平时，作为县工作干部，我不时要到农村。六十年代至今的乡村历程，我是熟悉的。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社会变革带来的震荡，我更熟悉，它对我造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和精神冲击”。看来，今天倡导的作家“介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李伯勇早就“介入”了；就乡土题材创作而言，他是一个深切的思想者、执著的拓进者。
对当今乡土的熟悉、热爱、感同身受，体验至深，固然难得，但终究只是基础。重要的在于作品有无独创性和独特性。《恍惚远行》的卓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具有一定思想重量和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如果说，我们不难找到生活气息浓厚，细节鲜活有趣，现象临摹逼真的农村小说，那么，像《恍惚远行》这样以现代精神透视严峻乡村生活，以心理分析笔墨深刻揭示常态和变态人物的心灵轨迹，以文化眼光、甚至世纪眼光来看待穷乡僻壤中几个平凡人物的所作所为和精神状态的创作，就十分罕见了。读这本小说会感到，它的面目有点儿生涩，客家方言的点染有点儿佶屈聱牙，但读到后来会不由得跟着作者的调子走，似乎不这样叙述反倒不正常了。没有艳情，没有惊悚，没有暴力，没有血腥，没有悬疑，没有“问题”的刻意渲染，它不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或者妙趣横生的小说，却是一本探究乡土灵魂，理性胜过感性的小说。细加品味，反会觉得它富有韵味，很见深度。
《恍惚远行》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是，它不是一味地沿袭启蒙主题，国民性批判主题，或流于肤浅的讴歌和颂扬的主题，而是立足本土，努力发现传统和新生的精神因素（正面的，负面的，地域的），用现代之光加以观照，力求取得新的深度，敞现新的乡土之魂。
父亲凌维森的形象兀然而立，与我们熟悉的老式农民拉开了距离。他固然也刻苦耐劳，也忍辱负重，但他同时表现着恒毅自立，淡泊孤高，眼光远大的一面，不是常见的知足常乐的那种。他独立自强，锐身自任，在危难之际，敢于担当责任。在条件不允许时，宁可顺自然，尊天意，表现出强韧自守的性格。比如他的回归草岭养牛，既是避世，又是进取。又比如他的二子刚死，许多乡人鸣不平，大呼隆到乡里吵闹，吃喝，有的借机滋事，他不为所惑不为所动，坚决而从容地退出，回到静穆。作者虽未明言，但显然认为，作为一个受到过民主自由之风吹拂的、有一定知识文化的南方农民，父亲凌维森身上，已有现代因子，有现代的自由、自主、自尊和理性的意识。这种现代意识或现代精神，经过数十年乡土生活的交融磨合，已在心中扎根，更在现实中悄然放大。这已成了他含钙生活的精神底色。他是乡间一株绿色的精神之树。
作者显然也不认为中国乡土的现代意识的觉醒，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而是把上限推到上世纪初，甚至更早的时候。小说有一个情节颇值得注意：凌维森在县城读中学时因一次重病被西医梁明渊所救，两人从此结下忘年之交。梁明渊是位留学生，回来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以医立世，疏离政治，其个性、习性和价值取向，深深地烙上西方文明的印迹。在落后闭塞、小农意识无所不在的老鸦坳，被人视为异类。老梁“凭着西医技术独来独往。他目空一切，只尊技术，穿着独特，我行我素，不加入任何圈子，不靠圈子壮声势。在县城左右不讨好。”凌维森对老梁说：“在乡下你寸步难行。”老梁回答：“关键是你想成为什么人。人为自己活着，我搞过解剖。身体剖开，除了内脏、骨肉、筋血，没有另外的负担呀，中国人活得太累，自己给自己添绳束。解剖能治病，我就信技术。”显然，留过洋的梁医生并不懂得乡村和国情。梁医生后来遭人暗杀，凌维森未能保护得住，但心灵上的震撼是长久的。梁的精神植根于凌的心中，潜在地影响了凌的一生，如凌辍学回到山乡就自己把握自己，拒绝当族长，正显现他心志性格的与众不同。
小说赋予凌维森的动作并不很多，言语也不多，却很见力度。他是村人的主心骨，因“观音冲事件”——农民盗伐林木案而蒙冤受屈，坐牢一年，但他从不叫屈，沉默深思，“把一切都背起来”。晚年的凌维森承包了万亩草岭，大规模养牛，实则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由此实现自我超越。他是乡间一个沉默的存在。他既显现乡间一种生命景观，又是中国现代乡土的一个象征。中国乡土的精神构成其实是相当复杂的。遍翻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老式农民，独不见凌维森这样的面影。从作品的艺术层面生活层面到思想精神层面，都能感觉到一个近于无声但沉甸甸的存在。应该说，凌维森的人格精神是一个新的发现，一个陌生的但富有钙质的现代乡土魂。
由此我又想到如何理解“现代性”的问题。近年来有两种偏向，一种是把现代性虚玄化、另类化，悬置起来，等同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断言中国从来没有现代性，只配有近代性；另一种偏向是把现代性视为无所不包的箩筐，回避以至抹杀意识形态矛盾，把一切混融在现代性中，代替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事实上，现代性并不那么虚玄莫测，它的发生肯定与西方启蒙运动有关，它的主导内涵应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它与宗法文化、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尖锐地对立着，它的内涵也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着、变异着。作为从西方移植的概念，它必然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质而言之，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学，也就是用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的文学。由于“现代性”这一视角，我们的文学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整体性，发掘和表现出一些过去被遮蔽、被歪曲甚至被批判的东西，其中就有铸造现代民族灵魂宝贵的精神资源。李伯勇平时博览群书，善于独立思考，这使他拥有一种更为宽阔的目光。我们可以指出他的人物还不那么血肉丰盈，鲜活灵动，却不能不承认他有自己在思想上的独特发现。
小说是以人物的“自家自己”的自话自说方式和“别处别人”的客观评说方式来展开交叉叙述的。前者中的“自家自己”，是第一人称，始终是由凌世烟———凌维森的小儿子现身说法，他是书中的主人公；后者中的“别人”，是第三人称，似乎是作者、叙述者、旁观者的混合。这种得之于福克纳的双重叙述方式，凸显了作者心目中的乡土精神。
中心人物凌世烟，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又很熟悉。这是一个怀揣英雄梦的不安青年，一个随时准备冲上去，拳打脚踢，制造一番轰动效应的热血莽汉，一个做梦都想改变个人命运的叛逆者，一个找不到精神之根的游荡者。真不知该怎样评说这个不幸的人。他表现的不是传统农民的愚昧、麻木、自私、忍从，在这一点上他前进了，但他既想改变窘境，冲出去，却又不知怎样冲，冲向哪里。他有正义感，愤世嫉俗，又有破坏性，经常找错对手，能量无处发泄，陷入狂躁，折返回来，伤害自己。他终于成了一个被视为精神病患者的人。他既有狂人的神经质式敏感，又有阿Q式的自欺欺人。他的颟顸、谵妄，刚愎自用，自大狂，出人头地不顾后果的种种行径，依稀可见左倾政治文化的毒害。他的悲剧性的“英雄情结”后面是空洞的，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贫困和无知。
值得注意的是，凌世烟是作为他的叔叔凌维宏的精神传人出现的。凌维宏被凌世烟当作偶像，崇拜至死，其实是个被夸大了的空洞无物的伪英雄。他始终被肉欲所控制，原本为了追求地主小老婆，却意外地制止了一场乡村大械斗，遂一夜成名，变成大英雄。后因好色和浮浪，被清出干警队伍，凭着蛮勇和说大话，又一度当上村队头人，还被视为乡镇干部。他有善于见风使舵、顺应左倾政治的一面。他一直是自己感官的奴隶，“一根鸡巴乱扫”了一辈子，最后被人灌了一嘴的尿，突发脑溢血猝死。我们看到，这叔侄二人有某种精神的遗传性——都有客家文化意味的“英雄情结”，趋同和变异也是相近的，甚至如出一辙。凌世烟借姐姐被强暴一事，大闹乡里，砸了个痛快。不能说他的反抗没一点积极意义。但总是以破坏始，以破坏终。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弱者拔刀向更弱者，受虐却又虐人，受害却也害人。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悲剧。由此我们感到，与父亲凌维森相比，他们失钙的灵魂状态，也是他们所处时代一般的精神状态。
凌世烟的朋友、乡村青年石羊，阳痿患者，从老实听话终至于残忍杀妻，留言是：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这是时代转折，精神世界振荡和裂变之烈的又一个印证。然而，作者并不认为这一切是走不出的文化怪圈。当凌世烟死后，鬼魂在村庄游荡时，发出这样的独白：“那时我渴望叔叔救我——希望外在的力量改变我的命运，现在我像青草从草岭从土地获得力量。我只是做一株小草，而不再做英雄梦。荒原不灭，青草永生。”他终于认同并依归有着内在精神力量的父亲，正视脚下这片土地。
这也是成为一个现代健全个体的渴望和呼喊，预示着乡村内部新的力量和声音，一种现代乡村清健的声音。真正的希望仍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中。
其实，草岭是土地的延伸，更是广袤的土地；它是亘古以来静穆的存在，更是晚年凌维森心之所系，倾注全身心力量进行创造的地方，是超越自我和铸造自我的一方热土。正是在这宁静的草岭，他从容而紧张地回忆，思索，在与牛农、牛和草岭的融合中，他又有新的感悟和发现，汲取了新的力量。草岭、牛（动物），草岭上新型（仍流荡传统的血脉）的人际关系，有着净化人心提升人性的力量。现代太阳朗照的草岭，是凌维森力量的源泉，也是凌世烟自新的起点。正是对草岭的深情描绘，《恍惚远行》显出了大气、从容和沉静——现代的乡土之魂得以酣畅地呈现，丰赡的艺术境界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