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上述不久，丁阿姨带我去见“三家村”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先生。廖沫沙老人住在前三门公寓，与丁阿姨家不太远，在廖老先生家，我看到两位老人回忆过去的交往。丁阿姨说，廖先生同邓拓文字交往较多，他们写作《三家村札记》有过愉快的合作。廖沫沙老人是一个老报人，1938年参加湖南的《抗日战报》，后在桂林办《救亡日报》、重庆办《新华日报》、香港办《华商报》。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发表过抨击时政的大量杂文，得罪了国民党当局，曾先后两次坐过监狱。“文革”前，他的一篇杂文《有鬼无害论》被诬为有政治问题，“文革”中因“三家村”，与邓拓、吴晗共陷文网。他被关在秦城监狱，却拒不承认以“文字反党”的罪名，以至惨遭非人迫害。他是个乐观派，关在牛棚仍写作不辍，写了一些悼念诗，平反后集成《余烬集》名世。他悼念邓拓、吴晗的诗传诵一时，最著名的就是“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他的《忆邓拓》写道：“每见遗容肠欲断，遗篇一读一份情；多才自古终为累，屈贾于今岂独吟？”，可见“三家村”的战友深情。在廖沫沙老人家，丁阿姨把我介绍给廖老，还特别说到，在研究邓拓的文学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她说这话时，指着我带去的一本发表在1981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邓拓的生平和他的文学活动》一文，那是应丁阿姨的所托，我把一些资料整理后，发表的一篇研究邓拓的文章。因为是第一篇研究邓拓的文学方面成就的论文，受到编辑部和一些读者的关注。这当然是丁阿姨的举荐之功。在廖沫沙老人面前，丁阿姨提到了，我想她是出于对年青人的奖掖和关心。沫沙老人也赞同对邓拓的文学活动进行整理研究。后来，这本研究现当代文艺史料的刊物，一直是我所关注的，廖沫沙老人也曾有不少的回忆文学活动的文字，在其刊发，也因此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
这之后，丁阿姨还给我介绍几位身居高位的老同志，或是邓拓当年的战友，或与邓拓一个时期有过较多的交往，或是对有关史料较熟悉的知情者。为了了解邓拓当年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情况，丁阿姨引见我先后去找了三十年代在河南大学当系主任的罗章龙、河南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刘子厚等同志，她还介绍我去找当年晋察冀时期同邓拓有过交往的老将军舒同。在北京西山的家中，舒同老谈他对邓拓的了解，说邓拓的书法和收藏，颇以引为同好而自得。这些名人政要的回忆，得益于丁阿姨的介绍，也使我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史料基础。
为了让我更多地了解邓拓的资料，感受当年办晋察冀边区报纸的历史情况，她推荐我参加晋察冀报史写作工作。记得是在1981年的夏天，学校放了暑假，在北京崇文门一个单元楼借租的一套房子里，有一批人在这里为报史写作收集资料，撰写大事记，进行先期的准备工作。参加的人员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张侠，有石家庄来的党史工作者，还有像我这样的门外研究者。依稀觉得这个活动丁一岚先生是顾问，不论是什么角色，她应当是这个活动的中心，是这个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她是国际电台一台之长，工作千头万绪，只能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过问这些琐细的资料搜集工作。有几次，在大热的暑天，房屋的天花板上吊着吱吱响着的电风扇，大家挥汗如雨，丁阿姨身着短袖衫，亲临这临时办公点，同大家商讨写作方案等有关事宜。大家找查史料，登录复印有些缺损的资料，编辑内部资料等，工作很有条理。后因学校上课，我没有坚持下去，可在这里的短暂时间，却感受到了她对过去工作过的这张报纸的那份感情。后因种种原因，工作进展很慢，大约在十年以后才得以见成果，可那个时候，几位临时参与的专家，几位像丁阿姨这样公务繁忙的领导者，都是临时来帮忙，并没有因当时条件的简陋和工作的艰辛而萌生退意，或敷衍或伸手，完完全全是凭着对解放区报纸的一腔热情，是志愿者的义举。作为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丁阿姨的功劳不可忽视。当然，她联系一些当年的老同志，以抢救史料的态度，用她的话说，是为了党的新闻事业留下点有用的东西，她才那样的专注，事必躬亲。
1986年5月，是邓拓过世的二十周年，福州市有关部门为了纪念他，主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社很重视，去了庞大的阵营，社领导胡绩伟、王若水、范荣康三位出席。丁阿姨、邓壮也参加了。与会者从不同的侧面对邓拓的新闻成就、思想生平等作了研讨，是邓拓平反后的一次有意义的纪念会。会议期间，家乡人们组织了一场有特色的纪念诗会，在诗会上，几天来一直神情凝重、沉浸在对故人怀念中的丁阿姨，十分激动地表达了对战友、同志、夫妻的深情。看到在座的一些白发老人，看到那些操着闽语乡音的诗会成员，吟诵着自己填写的纪念诗和邓拓的诗作，看到邓拓孩童时代十分爱好的一种文字游戏，又成为祭奠他的最好的方式，看到邓拓家乡的人们对他的那火热真情，看到来自各界的研究人员们的专心致志，看到那天绵绵细雨和款款晚风，也怀着一丝沉重和深幽，此情此景，丁阿姨的情怀百感交集、深受触动。她说，虽然是几次到过福州，可是这一次的意义大为不同，她是借这次来还愿的。邓拓少小离家，为革命奔波，在“文革”中惨遭不幸，在家乡人面前，邓拓曾是“天使”，也曾是“魔鬼”，家乡人曾因“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三家村头子”受过一些牵连，世道清明，拨乱反正，在“文革”结束后，在邓拓的家乡第一次隆重地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丁一岚要向关心邓拓的人们介绍一个完整的邓拓，也表达老邓对家乡的感情。在她的记忆里，邓拓对家乡的感情是很深的，他在1929年的一首《别家》诗中，对故园深情和对时局的忧思，幽怀绵长。邓拓参加革命后，很少回家，但他对福州，对第一山房老屋的情怀，曾在他的文章中时有表露。他的笔名左海，也是取义为纪念家乡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女，家乡的人民自然忘不了，在他逝世二十周年举行了有意义的纪念，也还了作为夫人、战友的丁阿姨的愿望。
丁阿姨是一个十分严谨、认真的人，她对我的研究选题一般不作什么评价，但是对有关的史实却十分认真地审校。我在接触了一些史料，把毕业论文的研究完成后，着手写邓拓的评传。初稿完成后，我曾向丁阿姨核实一些史料，并把自己写作的事向她报告，因为她太忙，我没有请她校审初稿，可是出版后，她仔细审读，给我在史实上作了认真的订正。她在我送的书上，密密麻麻地做了一些眉批，尤其是对书中《邓拓生平年表》，除了对史料进行了校改外，对一些提法也做了必要的补正。但凡我送她审校的有关文章，她都很仔细地批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出一些资料，看到丁阿姨送我的有关邓拓的资料（那时，只要有了邓拓的资料，都热情地向我推荐），其中有杂文家严秀（曾彦修）为邓拓《燕山夜话》重版写的《代序》一文初稿。这篇写于1997年的文章，她也作了一些批改，有的不仅是史实的订正，还有误植的字句修正，我想，这是一份电脑打印件，丁阿姨不会不知晓还要经过校订和检查的，她自己就在原稿上注明了“初稿”字样，可是，她仍然不厌其烦地进行批改，作认真的核校，这是她的习惯，对史实和原始材料，她一定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纰漏。
为写这篇纪念文字，我又翻出她十多年来给我的一些信件和材料，她每次或托人或寄信给我及时地推荐有关文章，推荐同好者们的研究文字，以及一些邓拓的再版或新出书籍。除了邓拓本人的大量原始资料外，一些同好者的研究成果，她也及时地给我推荐。澳大利亚的齐慕石先生、日本的和丽女士的专著，中国的广西一电大学生和福建师范大学一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初稿，湖南张家界地区一作者的很不成熟的“邓拓电视连续剧”的脚本等，她都推荐给我，而且，介绍齐慕石先生、和丽女士同我切磋研究心得。不敢说对邓拓的研究我做得多么深入，但对邓拓的有关史料掌握，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故此，作为家属的丁阿姨对我十分信任，从开始我找她借材料，到后来她把一些约稿委托我完成，再到后来，她向我提供不少研究者们的手稿和文字。我的邓拓研究大大小小有十数篇文章，有不少是丁阿姨在接受了有关编辑部的约稿后，把它交给我完成的。曾经问过几位与我相同的研究者，他们都有同感。丁阿姨对每一位研究者都热情无私地给予帮助和关心，应当说又是超出了一般家属的。
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几乎没有专门地向她了解身世和经历。这是因为，我同她的交谈多是关于邓拓的，是一位战友和爱妻心目中的邓拓，是一个有着多方面成就、历经坎坷的文化人不平凡的人生，而作为我研究对象的亲人和家属，我只是想从有关资料中去了解，去侧面地感受同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闻前辈。而她，对自己的过去，也不愿多谈，尤其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她总是低调。她曾作为开国大典上直播的播音员，一个时期在一些媒介上集中介绍，我曾问她有关情况，她却不愿多说，认为那都是组织上的安排，自己偶然有了这么个机会。她依然看得很淡。从邓拓屈死到平反昭雪的四千多个日日夜夜，她惨遭屈辱，遭人白眼，问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梁怡在一篇文章里说，前些年，有美国记者要为中国的帼国英雄立传，要为她写一本传记，被她婉拒。
从有关资料中，我们知道，丁一岚原籍天津，出生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41年，高中毕业后到了延安，后来到了晋察冀，在平山县妇女救国委员会工作，常给边区的报纸投稿，因一篇文章与当时的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有了接触，有了较多的交往，后了解、相恋，邓拓有诗说是“滹沱河旁订心盟”。最令她难忘的是，在紧张的抗战时期，在边区简陋的“新房”里，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的聂荣臻做了他们的主婚人。后来，报社扩大，她调到晋察冀日报成为一名编辑。解放战争时，她随大部队到张家口，担任了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工作。1949年月10月1日，她站在天安门城楼，有幸成为开国大典上同齐越一道直播盛会的播音员。这以后，她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职，总离不了新闻岗位。她原名刘孝思，丁一岚是邓拓为她取的笔名，很喜欢，一直沿用下来。她生于1922年，卒于1998年。
2002年10月
朋友许中田
不敢相信却又是真的，您猝然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您所热爱的事业，离开了这个您曾经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十分留恋的热闹而嘈杂的世界。
那天下午，您还主持了一个会议，晚上为了工作方便，也因为劳累，您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住在办公室里，也就省去了每天来回奔波的辛劳；也是那天的中午，您还在办公楼的茶室同我们部里几位熟悉的编辑打招呼，说几句玩笑话，有编辑请您也来一杯，有的说您是首长有规定不能随便，云云，您听了不管是否玩笑，都爱说那句口头禅：岂有此理，大家听了后气氛更为融洽，这社长和职工们愉快的说笑声时常飘荡在编辑大楼里。
而这些，只是作为回忆永久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那一刻，定格在2002年10月24日晚上八点半许。
我是在晚上十点多钟知道办公楼里有些异常的，一位同事回家后来电话问我，八点多的时候，他看到办公楼前来了几辆救护车和小车，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我当时没有多想，尽管知道您的心脏病相当重，可是一个多月前，您又做了一次通塞手术，效果不错，几天前，您转辗湖北、上海、广州，半个多月时间，风风火火，跑基层搞发行，以为您的身体康复得可以了，故当时没有细想，还以为是上夜班的同志偶发急性病的，可第二天一早，才得知您因心脏病急性发作，躺倒在办公室里，竟与这个世界成为永别，连一句话也未及留下，让人唏嘘惋惜。
噩耗传来，报社大院极度悲恸，人们不敢相信，一个富有人情味的领导，一个值得尊敬的朋友，一个好人，正当盛年，竟这么遽然离去，天道不公。您虽然有较重的心脏病，但两次手术后解除危险警报，大家都为您康复高兴，只是您自己太不注意了。今年九月，您第二次手术后不久就立即上班操劳，一个月后您远行南方，一路风尘仆仆，连同行的年轻人都觉得有点紧张。假如您不是这样高速度运转，假如您手术后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假如您不是在下午开会，晚上又不得休息，假如您对自己的病状稍微注意……当然，所有的假如能成立，那又不符合您的性格。所有了解您的人都说，您是躺在工作台上悄然地离开了我们的。
那天，单位临时搭建的灵堂里，人们排队向您表示悼唁，表示敬意。哀乐低回，挽幛高悬，大家心情难以平静，沉浸在对您的悼念和哀思中。此刻，想起您的为人，您对我们的关心，我不禁提笔想为您写点什么。作为下级，作为后学，我用朋友的称呼作题的，恐失名分。可是对于我们之间，与其说您是领导、是上级，不如说朋友更好。我造访您的办公室，或汇报工作，或聊天闲谈，都是那些样的放松，说些随便想说的，甚至于发点牢骚，出出怨气，或者说点我们共同熟悉的人和事，这样朋友似的交谈，让人放松，让人轻松。您的性格温厚谦和，于人于事宽大为怀，有长者之风，是那种一见就投缘的人。有时候，出差回来，或者好久不见，就同秘书吴杰打个电话，问“首长在不在场”，这样的用语只有我和吴杰明白，他笑笑说过来吧，然后，我就不打招呼造访一下，其实，并没有什么要事，可能只是同您开几句玩笑，或者只是问问身体，比如说点吃药的事，说说单位闭路电视上的首长形象和节目，说点您家里的琐事，或者，欣赏一下您写好的书法。于我，纯粹是想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缓解一下大家工作的紧张，也有些会会老朋友的感觉。当然，我去叨扰多半是在快下班的时候，您那时得便有空，从我们六楼走下去正好到二楼拐个弯，顺路拜访。有一件事，令我终身铭记。三年前冬天，我不幸在作家大楼开会时病重，作协领导陈建功和几位朋友急送我到医院，那天是星期六，我到医院两个小时后，您接到建功的电话立即赶到，在场的人都很惊讶。您还过问治疗方案，与当时在场的朱晖、林建法、贺绍俊、潘凯雄等外单位的文学界朋友热情交谈，多年之后，他们都还在说您的为人，也为您对下属无微不至的关心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