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晓声是否如叶楠老说的那样什么都有办法，但是在文学创作上他是多面手。他的小说自八十年代初、新时期开始，以众多知青小说而文名远播，他在电影、电视，以及纪实文学创作中，也是多面出击，他的散文虽写过往生活，有亲情的如父爱母爱，以现实性和思想性见长。他的随笔杂感，直面现实触及时弊，有时对体制上的弊端，人文精神的缺失，都给以坚决针砭，而且，也为一些民生问题呐喊，为底层人的状态鼓呼。他对文人的虚假、沉湎自我自恋，有严厉而坚执的批评。为此，他的直率，也让有些人不快。他在《人生真相》《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和《梁晓声语录》等中，论及思想、爱情、友谊，对生活中假恶丑，以及人性的偏失，进行发言。有时不顾情面，好像一个文学愤青的激昂，而自己大快胸臆，活脱出一个坦率不做作的梁晓声。我想，他从《今夜有暴风雪》、《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泯灭》再到散文、随笔，他的文学轨迹由青春的祭奠，到现实的呼唤，再对于民生的关注，时有呼啸奋进。他是一个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激昂不失赤诚、本真的人。
不知是否因为他多在沉思和思考之故，晓声是一个不太爱说笑的人，有时，不苟言笑，矜持得有点木讷，这或可为保持着对社会人世一种有利的观察方式吧。
让我惊异的是，他二三年前，还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在现代化技术汹汹之势下，他有老僧入定的淡然，保有原始状态的写作和交往，在文人中，特别是中青年小说家中不多见。可是，他却开了博客，我不知他是如何把文字传上博客的。即使我等用电脑多年，也不习惯这博客方式。以这样一个现代信息的平台与社会交往，这不是作家们都能做到的，无疑，可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他的手书，是较为规范的那种。新时期以来出道的小说家们，虽也有书写较为劲道有样的，但不客气地说，多半是没有太多手书练习而急速成名后，在写字方面先天不足，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当然，时间也许会助他们成功。梁晓声不是这样，他的字是有格有体的，硬朗而流丽也练达，自成体格，一张那个时期商店常见的信纸上，他写来是好看有样的。十多年前，文人们雅集，还不太时兴会前会后写字画画，可是，那么多的作家朋友，书法上也算精进有为，像梁兄这样子的，直接可以在书法上独当一面的，我想，经过这多少年的研习，其书艺会更为可观。
关于散文，梁晓声认为：
文如其人——于小说未必，于散文定然。散文是最近性情的一种文体。散文最是一面镜子，最能映出为文者的形状……于狭义言之，散文常能代表文学的一种“质”，于广义而言，散文常能代表文化的一种“魂”——一个时期刊发着怎样的散文，印证一个时代的糜朴之痕……
我个人喜欢魂清质朴的散文……可惜这样的散文如今不多……散文尤其需要为文者有文人的性情、心智和灵魂——目前，中国之文人普遍缺的是这个。结果我们在散文的海中却难觅散文了……
性情、心智和灵魂，这是个高标格的要求，梁兄言简意赅，直点穴位。
“三刘”再说
“三刘”，是三位刘姓小说家，即刘恒、刘震云、刘庆邦是也。
“三刘”之说，是十六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三刘”小说》（发表于《作家》1993年）中，对当时正走红的他们以此名之。“小说”者，稍稍说说之谓，或理解为说三人的小说。他们三位同在北京，在写实一路，小说风格有些相近，其出道时间也大致相同，我就此打包捆绑，好像还得到了认可。
其实，散文方面，“三刘”好像不着意经营，或者说不太突出。“三刘”的散文，一如他们的小说，在文气文风上，各不相同。刘恒的锐利，震云的俏皮，庆邦的温润。收入本书中的分别是，刘恒的《立誓做个严父》《火炕》；刘震云的《轮船》《童年读书》；刘庆邦的《儿子是什么》。
他们散文有相同的题旨，描写的是亲情和家事，也有过往的经历和记忆。这是散文的传统路子。不同的是，刘恒的语言实沉而锐利，有板有眼的，不乏小幽默；刘震云的简洁叙述，刘庆邦的温婉表达。他们不约而同地展示了亲情，尤其是儿子的描述。有意思的是，刘恒的散文《火炕》开篇，说到约他作文的就是刘震云，他在任职的农民日报开了专栏，约请各个名家写稿。
我在当年的《“三刘”小说》中，已谈及了与他们的交往。几乎也是差不多的时间，也是在他们即将走红的当儿，与三人渐渐熟识起来。遗憾的是，当年“三刘”为编散文选给我的信，仅存刘震云的一封。
为了统一，我从刘恒和刘庆邦其他的信件中，找出两信，展示三位小说家的字迹书法，也说及到他们的文学或文学的往事。
刘恒的信是在1991年2月写的，早于这批作家的书信，这是一封控诉而愤怒的文字，起因是副刊转载某报一篇文章，不点名批判他的电影《菊豆》，获得国际提名奖，说“那里面有通奸，有谋害，有少年儿童的精神分裂，有中国形形色色的愚昧与落后，有放在任何年代都可以存在的时空……床上动作，谋夫通奸，把诸如女人小脚之类视为家珍，奉献到国际上任人玩味与品评，是对中华民族的丑化与污蔑”……虽未指明，也可看出是说刘恒由小说《伏羲》改编、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大帽子，上纲上线，这架势，刘恒兄如何承当得了。他当时就住在报社大院宿舍，常到我那儿，不由分说，刘兄激愤难平，写有三大张纸，连同剪报，趁我不在，留我办公室：“请向有关人士口头表达《伏》作者之不满，并同时表达他作为一个顺民的无奈”，刘恒说。当然，毕竟那是文艺高压期，阴云如磐，毕竟我也无能为力，“我也不想与该作者论短长，因我有更有意义的事需要做。”他也自嘲，“你我就当此事是个玩笑吧”。还在信尾“摘录影片俗语”——一句外国电影尽人知晓的口号，说是“与君同乐”，气愤之余也相当无奈。
实话说，多次看他这封信，我犹豫再三，这里还是隐其内容，不是为他讳，如今这位文坛大腕，贵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名家，这信的内容，极有保存意义，那就留着以后再找合适方式披露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狗血淋头”（刘恒信中的语句）的批判，随着政治清明，已成为荒唐的过往，而如今的他，成为好多主流电影，如《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铁人》等，还有话剧歌剧的原创者，好评如潮，在主流评奖中屡有斩获。如果说，那个批判风波，对于他有什么影响的话，只是，激励了他，也有如司马大师的隐忍韧性，十年生聚，终有所获，是他自谓的“更有意义的事”的成就。
后来，我们见面也偶有提及，但却没有影响他的创作。两年后，他应我之约自荐了两文，于5月29日专写有千五百余字的《难见辣笔》一文，感叹散文的境遇，也是对文学现状的思考，这里摘录如下，可窥其刘氏风味：
……
不出老例，一样东西万一时髦，便勾得众人纷纷凑过去。几年来的文坛，先是虚构的文字发虚，让看客们读着倍感虚妄，索性弃之不顾。随后是纪实的文字不实，无论甜言蜜语，更无论慷慨陈词，都散发着可疑的铜臭气……曾经浩浩荡荡的文坛，遭了时代和大众的白眼，几乎溃不成军，横竖是打不起精神来了，文学的冬天除了冷，还是冷，却独独热了散文……
米饭上来先不吃，先要数米粒，研究它是怎么来的，哪儿来的，不弄得大家饿着肚子吵起来，绝不罢休！所谓散文，是摆定了的东西，因而也是熟透了的东西，吃就是了。一个人坐下来写散文且自我感觉不错的人，没有读过散文，我不信。既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喋喋不休地说些“形散神不散”之类的话，有什么用！真能救命的，只有笔，只有笔力，还有便是天数了——这是一切文章和一切文人永难逃脱的宿命。
散文热起来，是因为真切，能测出一星半点深藏腹底的念头，昏话和淡话听多了也说多了，谁都乏味……此外，这文体适合锻炼文字，使文人们易于彼此较量……
散文少见辣笔，常想是为什么？想不出。有人恨不见屈原，恨不见鲁迅以此归咎于当代文人无骨。殊不知，他们并非无骨，他们中太好面子……
有意思的是，五六年前吧，他的《张思德》影片走红，我们单位的政工部门力邀主创人员来大院为职工放映，开映前请他上台讲了话，陪他去会场的我，看他那镇定的目光，却不免心里琢磨：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他不会不记起那十多年前的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听他讲话看他电影的人中，有几人会知道眼前的这位作家，曾经被当做“罪人”遭到讨伐？世事如棋，今是昨非。我欣然，也惑然。
再看他的书写。刘恒是我见过的作家中，以最原始的工具写作的，一是他当年用的是人们不太用的蘸水笔，写一下，再点一下墨，这恐怕已绝迹的东西，是他当年的最爱；二是在一个普通的大32开的日记本上，简陋的书写工具，他驰骋纵横，笔走龙蛇，成为一代小说或影视的高手。多年后，他还是不用电脑。用这类墨水笔，他的字粗大圆实，多是没有笔锋断尾的笔，这不经意间也形成了风格。
现存的刘震云来信，是1993年5月4日的，他写道：
必胜兄：
遵嘱将三篇散文和一篇谈散文的文字寄上，不知合您的要求否，如不符，请扔掉就是。即祝安好。
震云5.4
与刘恒不同，刘震云的字写得较大众化，当然还算是流畅俊逸的。他早就以电脑写作，电脑用得十分熟练，算是“维新派”。他是较早有车的作家，汽车档次与时俱进，先吉普又轿车。那时，他好像还是开富康车，我们同去开一个会还是有个什么活动，他说顺路来接我，自愿当回司机。在我附近一个商店对面，他以惯用的客气来迎接你，真像是一个司机似的让你不知自己是何身份。这就是刘震云，会调动气氛，让谦恭变成客气，让客气成为正常。你反而觉得就这样子也好。他也是个“复古派”，爱好看起来像是唐装又不像是唐装的衣服，在我少见的几次见面中，他这身打扮也有点俏皮的。最近一次是2006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快开始前，大厅里见到铁凝和他先后走来，我抓拍了几张他们的合影，与刚当主席的铁凝优雅而鲜亮的衣着不同，他的一身黑衣，而且是老年对襟式的，活像一个五四青年装束，配上一头长发，稍土点却也很酷。这是我们最近的一次会面。想起来，他已经少有散文随笔的文字问世，在影视方面，他不时地会调动影视迷们的情绪，而文学的事，好像倒成了他的副业。所以，他多年前的这篇关于散文的感言《我对散文有点发怵》，就很珍贵的了。他说：
我不会写散文。我对散文有些发怵。因为相对其他文字来讲，散文与人最直接，人与散文最坦白、最真诚，要心甘情愿地给它献上一束红玫瑰。而这对于东方人，恰恰是最困难的。我也见过许多束玫瑰，这些玫瑰的枝叶大部分枯萎变形、养分不足，且下边一般不带泥土和滋养它的粪便。玫瑰与捧着玫瑰的人，都像影子，而不是实实在在可以触摸的东西。别人是这样，我想当我面对粪便和玫瑰时，我肯定不会比别人好到哪里去。所以，我对它敬而远之。
“三刘“中的刘庆邦，年岁稍长些，而字迹却秀气、清丽，年轻人的笔体。倒也是因了字如其人之说，他的温和派的书写，有如他的为人，不急火，不张狂。与他交往，包括读他小说的感受，我在那篇《“三刘”小说》一文中写有。这多年，与他还时有见面，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刘庆邦温和中有坚毅，委婉中有执拗、坚持。每见他，无论是什么会上，即便庄重北京的大会堂里，还是出差到外地，发达的南方东莞，老工业地带的沈阳，他从来就是一个军用挎包走天下，随身跟，在大会上有人可能是电脑一摆，而他却多是绿军包上肩，很见个性的。大概从我认识二十多年始，这习惯依然，真不知他老兄这个坚持，是什么理由。有时我想，真是难为他啊。且不说，这个包现在还从哪里能找到，也不说这也装不了多少东西，还有长年如此，洗涤什么，多不容易。即是有好多条理由说它好用好带什么，但按常理常情，似乎不可思议。如此的不弃不离，像对待恋人，也就是他刘庆邦。有时看他这一细节，真想约他写一篇文章，那将是很有意思的。
他的性格是柔软的坚硬，比如，玩扑克，有两次会议后他召集大家，我不太爱这些，天性愚钝，被拉上架，可后来愚钝竟能小赢，他却很当真，虽不是输不起，也不是要面子，是他的执著，和对一件事的认真。这样子的性格，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改变自己的。
有了这韧性，他的创作日益精进成熟，九十年代以来，成为短篇小说的高手，似有共识。当年，我们约他的散文时，他说没有像样的，出于友情，出于他对文学的态度，专门赶写了两篇。这在书的后记中我有提及。对散文，他认为，是作者交出的心灵，所以，他说《逃不过的散文》：
作者写小说，可以写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人们看完一篇小说，可能连作者的影子也抓不到。散文就不同了，作者交出一篇散文，同时把作者心灵的缰绳也交了出去。人们看罢一篇散文，等于顺便把作者也牵出来遛了一遭。换个比方，作者是一只兔子，各种文体是一道道网，兔子逃过了小说，逃过了报告文学，逃过了……可一到散文这道网前，就逃不脱了。
……
我不大写散文，是因为对散文这种文体太看重。不得不写一篇，也写得诚惶诚恐，生怕对这种重大的文体有半点不恭。
周到的铁凝
写下这小题，有点拿不准，现在，已任职近四年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我这样定义她的信函，合适吗？如不妥也算聊备一说吧！
周到，是周全而到位。从铁凝给我的信中，看出她的这种礼数。她在收到我的约稿信后，也算较早，大约半个多月就回信了，一笔流利而见棱见角的字，排列的齐整，尤其是她的签名，有点艺术讲究的。她写道：
王必胜同志：
春天好！几封来信均收到。前些时赵立山从北京回来，他转达了你的问候和约稿之事。
遵嘱，寄上两篇散文，“我的散文观”我选用了散文集的一篇自序，因为这自序实际谈的也就是我的散文观。三篇东西一并寄你，请收。
欢迎有机会来石家庄做客。
祝愉快
铁凝93.3.26
其实，我的这篇记忆文字，以时间为序，按当年来信早晚排列。而铁凝是个例外，我这里拿铁主席殿后，纯粹是一个写作技巧。
说她的周到，从信的抬头就可以看出，称我全名并同志，这称谓在这批写信的年轻人中，再无他人。像何士光先生也是不太熟没交往过的，他也以常见的先生之称。而铁凝有一两次的见面，为礼数起见，以此称谓，表示了必要的客气和尊重，甚至有点严肃的。在文坛圈内，作家们即使是贤士淑女，也多性情中人，这样客气和讲究，多是在不太熟悉的朋友间。而铁凝的注重礼数周全严谨，约略可见。
她在信中，提到的赵立山也是小说家，当时在《河北文学》当编辑，他们同事也较熟，常来北京公干。立山是个热情张扬的人，每到北京，抽空就来我这里，为了这本书，我请他几次带口信给铁凝，约稿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