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霉的那些年，当时觉得相当漫长，回忆起来却像一分钟之内发生的事。往事绝对如烟，也绝对不堪回首。我们还是跳过几年说吧。
一九七九年，我三十岁——如果不刮胡子，我就是五十岁。然而我的心情很年轻，想什么事还是那么简单和快活。天气很好，阳光也很好，民权街还叫民权街，王麻子锅贴铺还叫王麻子锅贴铺。姐姐全家也从农村搬回来，照旧在服装厂作。似乎大家白忙乎了十来年，一切又从原地踏步。不知什么时候，广播喇叭里开始不断地响起哀乐，一个接一个的大人物死掉，好像轰隆隆的一场大戏演砸了，演员和观众全都又气又恨，觉得活着没啥劲儿了。
广播里老是说——历史重新开始了。
我听了这话觉得非常可笑，怎么会重新开始呢？十年前我他妈的是二十岁，现在我是三十岁，你怎么使劲也回不去了。只能是说历史从现在开始。然而，人过三十日过午，牛辈子了，我还没个完整的家。青春可以消失，爱情可以过去，但老婆不能没有。人和猫狗一样，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交配生崽儿，大家全是这么个活法，我要是例外了就会受到嘲笑。可无论怎样受到嘲笑也无奈，不用说找不到对象，就是有个女入自愿跟我，我也要不起。因为我还没有职业。煤场早就给我除了名，其余的工厂全都不敢要我。有很多工厂干部都知道我，一听说我是那个年代里的谁谁谁，立即吓得面如土色。因为我有档案，一看更完了，连我什么模样都没看见——立即就说不行。
我像遛死狗一样满街乱溜。我想去找郑为民那帮海碰子，在海上捞两个钱，但他们几乎全洗手不干，郑为民还当上什么警察，去什么地方学习了。有人说我要是多说些软乎话，回原单位是可以的，上面好像有政策。我们那个单位现在鸟枪换炮，根本不用抬煤，全是机械化。但我饿死也不同去，因为我不愿说软乎话一其实是我不会说。可恨的是，煤场那些家伙竟然不放过我，派人跑民权街来调查我，说我在那个年头迫害过老干部。罪行是我把胖领导按进水里差点灌死。我为此大发雷霆，跑到煤场办公大楼从一楼狂喊到五楼，吓得干部们纷纷把门关紧，任我在走廊里喊叫。
我发现办公大楼挺那么气派，明亮的玻璃窗，闪光的瓷砖地，还有像面包那样柔软的沙发——我一看更来气了，当年老子抬煤打的天下，你们他妈的坐在这里享福。当然，我并没像过去西区小于骂街那样，我已经有些文化档次了，尽管我气得发疯，但我还是据理相争——说我在那个年头没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没拿过枪也没开枪杀人。我说要不是我下水抢救，胖领导早他妈的唱哀乐了！是我劝他不自杀的，是我把他救上岸的……我突然感到，煤场其实应该给我记大功！
我楼上楼下跑了无数次，只要是撞到一个模样像干部的人，我就重复我铿锵作响的箕理。后来我发现这些干部模样的家伙全都蒸发得无影无踪，于是我就对着空寂的楼道大声喧哗。静静的办公大楼任我狂呼乱叫，没一个干部敢跑出来阻止我正义的呐喊——为此我越战越勇。
后来我才听说，当我在办公大楼发疯地叫喊时，胖领导当时正在办公室，但他躲着我没敢照面。不过我这么喊叫一番后，再也没人敢来调在我了。我开始喝酒，从姐姐手里弄出几个钱，我就跑小馆里去喝，喝得什么都不知道为止。酒真是宝贝，不管你有多大的愁事，喝下它也能*奋起来。饭馆里有时有蝗小子打架，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像斗架的公鸡，但比我们那阵差得远——他们简直是闹着玩。我已是岁的人了，不像过去那样好胜。不过酒喝多一点，也按捺小住。我喝令打架的小子全都滚出饭店，他们当然不滚，于是动起手来。只要进入战斗，我立即就精神抖擞。对方本来是打得要死的两派，顷刻全都团结起来对付我。现在的小于没有章法，打起架来一拥而上，群魔乱舞。酒店顷刻就乱了营，桌子上的碗碟和瓶子全成了战斗的武器。我哪能示弱，你不仁我不义，什么桌椅板凳，全当作武器。尤其是现在新出的那种钢管椅子，绝对得心应手。我一手一把亮晶晶的钢管椅子，犹如李逵抡两把板斧，对着这帮小子横扫过去。没打上两个回合，我就发现这帮小子外强中千，关键时刻怕死。我可是“文革”武斗中锤炼出来的高手，于是大打出手一横扫千军如卷席。
老板吓得像挨了枪的兔子，飞跑到派出所报案。
警察们如临大敌，但他们的胆量和那帮浑小子差不多，只是躲在饭店外面，用电喇叭高喊口号，一会儿用虚假的温柔束规劝我们住手，一会儿义严厉警告我们没有好下场。不过，这些警察也经过“文革”战火的锤炼，所烈挺他妈的有经验——他们要所有打架的人解下裤带，必须一手举着腰带，一手提着裤子走出饭店那帮小于犹如羔羊见了狼，一个个惶恐不安，有的已经解下腰带来。我本来可以踹开后窗逃走，但我不逃，因为我打得正确打得有理。于是，我第一个雄赳赳地走出饭店大门。那帮小子看我没解腰带，也颤颤抖抖地跟在我后面走出来。
最终，我和那帮小子排着队，在警察的呵斥下鱼贯而行。那帮小子低头弯腰，全像些投降的俘虏。但我却昂首挺胸，绝对是被绑赴刑场的烈十，我说过我有理，我的目的是不让这些小子打架。可是，那些横眉竖目的警察总是判我有错，即使他们查明我是正确的，也说我错。根据是我有前科——就是在我的档案里记载着我犯过错误。档案这东西太厉害了，就像梁山好汉脸上的金印，把你死死地钉在罪犯的行列里。
警察开始对我们很认真，但折腾了一会儿就不耐烦了。因为那帮小子的家长们都挺有能耐，找更高一级的警察官儿，不断地打来电话说情。等到天黑时，派出所只剩下我自己了。我并不着急，也不惧怕，从烟囱上跳下来的人，已经和鬼没啥区别丁。再说，我明白，像我这种打架斗殴的事，定不了罪，判不了刑。这些警察其实是自讨苦吃。
也许过了下班时间，气势汹汹的警察更是失去了劲头。我却稳坐泰山——派出所的木板凳竟然带有屁股式的弧度，坐在那里挺舒服，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
天完全黑下来时，面目可憎的所长走到我的面前，他说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拘留，一条是赔偿饭店损失。
我愤怒了，打架的你们给放了，劝架的你们想拘留，拘吧，你们别以为我不认识人，我认识的官大着哪，我要告你们这蝗贪官污吏！
所长笑了，我们小小派出所还没有资格当贪官污吏呀！
所长绝对是假笑，我看出他有点慌了。我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所长沉吟了一下，突然严肃地说，陈胡子，我刚刚看进你的档案，也知道你认识大官儿。但现在开始改革了，我们也要像外国那样讲法律，你今后不要再胡闹了。
革命和改革都有个革字，所以我弄不清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还是咬牙切齿地坚持，我已经说过一百次了，我没有胡闹，我是劝那帮小于别胡闹。
所长说，不管怎么样，请你听我的忠告。
我一下子软下来了。我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怕软不怕硬。一个下午，警察们对我横眉竖眼的呵斥，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但所长刚刚这句话，里面有个请字，再加上忠告——我立即就被融化了。
走出派出所，我有点洋洋得意，在所长面前我只是随口胡吹说我认识大官，他竟然信以为真。但一阵冰凉的夜风吹来，我才猛然想起，我认识的那个解放军郝叔叔，不就是大官吗？前面的街灯在树影下闪闪烁烁，我有些想人非非——似乎我真有一个当大官的亲戚，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我百战百胜。
问题是，我毕竟是有前科，是曾经威震全城的陈胡子。其实我自己没什么感觉，也就是为了义气打了几架而已。问题是档案里的记载却相当严重，背着这个倒霉的档案，我只能是继续大倒霉特倒霉，既找不到工作义找不到对象——说起来脸红，我找对象的念头竟然强烈得昏了头。我健壮的身体里的所有器官都健壮，尤其是那个与找对象有关系的器官，更是健壮得要爆炸。每天夜里，我都在梦中搂着林晓沽睡觉，那些无耻的动作弄得我义甜蜜又疲惫。我不得不厚着脸皮去找过去的同学，假装热情地和他们东拉西扯。其实我是在打探林晓洁的消息，我的那些倒霉的同学全部都下过乡，现在又全郜都回到城里，令我沮丧的是他们又全部都结婚并生了孩子。
然而，我在绝望中看到希望——虽然没有一个同学说过林晓洁没结婚，但也没有一个同学说过林晓洁结婚。其实是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林晓洁的下落。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信息——有的说林晓洁在农村很苦，耕地、垒坝挑大粪，累得倒在田垄沟里，还坚持不去医院；有的说林晓洁在农村很红火，被公社革委会重用调上去搞政治，压根用不着干农活；有的说林晓沽第一个回城，挣大钱，吃香喝辣打扮得花枝招展……如此自相矛盾的消息，只能让我得出一个结论——林晓洁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就是我的希望。
姐姐对我不像过去那样温柔了，她的爱大概全都给了我的小外甥女。小外甥女名字叫孙丽，她白天上学，晚上去少年宫学美术，学跳舞，学拉琴，忙得要命。她对我这个舅舅并不亲近，而且还相当陌生。那天在烟囱下喊我，只是按专政队的要求来表演一下——这小东西压根就不记得这件事。可是，我的耳朵里至今还在响着她那可怜而亲切的喊声。令我不愉快的是，姐姐似乎不太喜欢我接近孙丽，姐夫干脆就当着我的面教育孙丽，现在改革了，要好好学习，不能像你立世舅那样没文化，连找个工作都艰难。当然，大嘴巴还是给了我一点面子——都是“文革”搞乱了，不让你立世舅读书。渐渐地，我看出这种局面不能再维持了，姐姐和姐夫对我找不到上作很恼火，尽管他们尽力地掩饰这种恼火，我也能感觉到。因为他们时常说菜长价了，粮食贵了等等，意思是我不挣钱日子怎么过？
我大伤自尊，从早到晚呆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看闲书。特别是愿看《水浒传》，我觉得现在的世界远不如古代的世界，倘若现在要是宋朝，我绝对是梁山第一百单丸条好汉。
我当然不是懒汉，我当然想工作，问题是革命把我革成这个样子，改革却又不改我。但总不能坐吃山空，我就在城里漫无目标地走来走走去。不知怎么，我就走到东区的花园住宅——我其实是相当准确地走到林晓洁的家。说起来我自己也感到到好笑。连上作都找不到的倒霉鬼，却老足想做梦娶媳妇。
我围着林晓洁住的那栋楼转了无数个圈，眼神不断地睃着楼门洞。因为林晓洁住的是最高的五层楼，挂着美丽的网式窗帘，比香姐自己织的那份窗帘漂亮一百倍，因为这是百货商店里卖的高级产品。我想，林晓洁不在家，那他的父母一定在家。林晓洁的父亲我见过，是什么单位的处长，那时在我们眼里，当处长就是吓人的高干。总之，林处长穿四个兜的干部服，绝对干部形象，参加我们班的家长会，我们以为是校长来了呢。另外，那个年月，压根找不到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所以，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在我们眼里绝对是高级人家。
终于，从楼门洞里走出来一个拿着小木凳的老太太，她老眼昏花地抬头朝天看了看，眼后就端坐在楼门洞旁晒太阳。我赶忙走上前喊大娘，问她这楼里有没有姓林的。
老太太愣愣地看着我，说了一句，你一大把胡子了，应该叫我是大婶。
我说，大婶，楼上姓林的在家吗？
老太太又愣愣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们这楼里没有姓林的。
我忙退后了两步，以为我看错了林晓洁的家，只好朝另外的一栋楼看去。
老太太却说，那个楼里也没有姓林的。
我有点懵了，再次认真地端详着眼前的楼，楼的旁边有花园，绝对没错。
老太太突然拍了一下巴掌，说，你问五楼的林处长呀？还没等我回答，她就又愣愣地盯着我，你是他家什么人？
我说是一个远亲。
老太太问，有多少年没来了吧？
我连忙点头。
老太太说，林处长两口子走喽！
毫太太的走音拖得挺长，我立即就明白是死了。忙问，怎么走的？
老太太有点嗔怪地说，还用问吗？那几年斗的呗！
我有点大惑不解，怎么会斗死呢，老疣瘊斗得那么重，都没死，胖经理还下海自杀呢，现在活得更他妈的兴旺。
老太太叹着气告诉我，林处长两口子从五层楼上跳下来摔死的。
我犹如挨了一棒子似的，赶紧抬起头。眼前的五层楼绝对没有我跳的烟囱高，可他们却摔死了。
我觉得我有点惭愧万分，觉得对不起林晓洁的父母。老太太似乎又说了些什么，我却听也不听，像干了什么坏事一样，掉头就跑走了。
我一直跑到海边，才又后悔起来，因为我忘记问老太大林晓洁的情况。但不一会儿我意识到我不是忘记，而是我怕老太太说林晓洁也跳楼了。
我在海边一直坐到天黑，才又忐忑不安地怀着坚定不移的希望——林晓洁肯定还活着。
但从此我再也没敢做搂抱林晓洁睡觉的美梦，偶尔梦见一次林晓洁，只见她用哀怨的眼神望着我，似乎在问，我爸爸妈妈从五层楼跳下来就摔死了，你从那么高的烟囱跳下来，怎么会没摔死呢我醒来后，一阵冷汗，深感自己没有资格找林晓洁当老婆。
一天，我看到一个老家伙在垃圾箱捡废纸，不一会儿就捡了一麻袋，看来挺发财的。每到晚上，他就到小馆里有滋有味地喝酒，而且净喝好酒吃好菜。我觉得这是个挺美好的工作，整天逛大街挣钱，愿千就干，愿歇就歇。人们瞧不起这一行或是不愿干这一行，主要是怕肮脏怕丢人。我什么也不怕，而且我有满腮胡子，全世界谁也认不出我。
我干什么就像个干什么的，首先我特制了一条大麻袋，是用两条半麻袋缝在一起，比当年专政队套我那条麻袋大得多。灭未亮我就沿着城市的街道奔走，把所有我撞见的垃圾箱都掏一遍。正掏得有劲时，却听到一声断喝，爬出垃圾箱一看，有几个蓬头垢面的家伙围站在前面，正对着我怒目而视。我不理解他们为啥对我傻瞪着两眼，低下身子继续掏垃圾深处的宝贝。但他们竟一下扑上来，并用手上的刨垃圾铁钩子朝我狠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