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领导力的另一个体现是坠入情网。出色的总裁首先要热爱自己的企业，以恋人般的热情投入，不顾一切。现代社会变化纷繁，企业家只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断培养和提升自己的领导力，才可以帮助公司提升整体竞争力，才有可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乱套了国人爱抱怨，前些年抱怨不健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把青少年教坏了：读了黄色小说就去乱爱，看了武打电影就乱抛飞刀，看了《神偷》的电视连续剧就去拧门撬锁，模拟跳楼，实验上吊……等等，不一而足。最近又开始埋怨国家回避了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以至于造成一代乃至几代人的性愚昧。越愚昧就越乱，八岁的小毛孩子就要泡妞，北京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生下足月婴儿，而婴儿的父亲就是她的同班同学……看看人家国外，瑞典从儿童时期就开始性教育，新加坡的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就知道是母亲的子宫孕育了新的生命……于是，我们也要进行性教育了。二〇〇〇年第六期《天涯》杂志的扉页上发表了一幅照片，北京理工大学的男女学生在课堂上吹安全套，一个个眯缝着眼认认真真地把安全套吹得跟气球一般大。真是惊世骇俗，成了大学生才知道在课堂上玩儿气球，我们的性教育的确够晚的。
同年十二月二日，广州英雄广场举办艾滋病宣传咨询活动，等着为人们解答问题的医学专家们冷冷清清地坐在一边，无人问津。而派送安全套的地方却是人山人海，人们高扬着手臂，向前拥着挤着，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单打独斗的，也有成双成对的，大家都挂着一副拣了便宜的神情。一位年轻女士不问自答地大声给自己做解释：领安全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时代不同了嘛！现在是啥时代？安全套时代？中国的性启蒙、性教育似乎就是从认识安全套开始。还有更能出点子的，一家颇有点名气的画报，竟然随刊附赠名牌安全套。这一带头不要紧，书商和出版商们也纷纷效仿，在今年秋天的武汉书市上，有些热销的名著和画集里都夹贴着安全套。据一位书市的老板讲：这种带套的书很受那些特潇洒的人的青睐。
真是怪事，这些想潇洒的人完全可以到药店去买套，或者找工会主席去白要，要不就等机会到广场上去抢去拣，为什么非得喜欢夹在书里的套呢？特别还把名著当做存放安全套的盒子，就不怕亵渎了圣人让他们都变成白痴吗？现在的书虽然不能说都是圣贤书，可也不能把它当成派送安全套的工具啊！要知道便宜是不能乱拣的，小心连人也被套住。
如果此风继续张扬下去，大家都举一反三，今后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搭配安全套，那不真的乱套了吗？这样乱套一气就算是性启蒙和性教育吗？那么，现在的青少年到底希望了解哪些性知识呢？据北京市初中生实施青春期性教育的基本现状显示，初中生最需要的性知识依次是：青春期性生理知识（占百分之六十点七）、性心理知识（占百分之十五点五、性健康保健知识（占百分之十点九、性道德知识（占百分之九点二、性病及预防（占百分之二点五）、避孕知识（占百分之零点八。要解决这些渴求，并不是在课堂上吹安全套或在广场上撒安全套就能奏效的。
你慧穷人还惠窗人.我的人生笔记200笑的价格今年国际说谎大赛的冠军是欧洲的一名医生，他讲的谎言是：为一个白痴移植了笑容，于是这个白痴便当上了国会议员。
笑，居然有如此大的魅力！这个谎言道出了一个事实：现代人也许真的到了需要移植笑容的地步了。科学家们早就发出警告：人类笑得越来越少，最终将退化为不会笑的动物。而人跟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笑，人能笑，而动物不会。
所以，人为了表示自己高贵得不同于动物，就格外重视笑，越是笑得少就越想看到笑。于是就有了笑的交易，我出钱，你笑给我看。需要用—九八六年的照片钱买到的笑，自然也就不能要求是发自内心的笑。装出来的也行，甚至强笑、假笑、苦笑也能凑合。社会正越来越变得千金难买一笑了！既然需要用钱买笑，笑就成了奇货可居的商品一可以设计，可以制造，可以批量生产。精明的日本商人角川吉彦，就创办了一家微笑学校，客户有大型汽车制造商、消费电子制造商、地方政府及一些社会团体，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其实，角川吉彦训练笑的办法很简单，用牙齿咬住一根筷子，让嘴角高出筷子。这时，人的面部表情看上去就像是在笑。
只要能让人看着像笑就足够了。这个窍门的确很绝，咬牙切齿是恨，是狠，心里想的是像咬筷子一样咬住对方，脸上露出的却是笑！这太适用于现代人了，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去学这种咬牙切齿发笑法。
笑成了一种技巧，一种皮和肉的机械运动，可以与人的心情和感觉塞无关系。这跟戴一个面具又有什么区别呢？以现代科技制造出一种跟人皮一样的微笑面具，应该不成问题。每个人一出门就戴上它，也省得再对着镜子咬筷子，嘴角上抽。
当人人都是假脸假笑，这个世界又比人人都眦牙咧嘴的地狱好多少呢？
反省大师事件文坛不可以没有大大小小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不可以没有是是非非和飞短流长。设想一下，若是没有这些东西，文坛该是何等的寂寞、无聊和无趣啊。我对此是有些体会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困扰其中。
我的好几部小说，总是始料不及地惹出一些麻烦，被人没完没了地对号入座。有些事情甚至匪夷所思地以此画线，令人很长时间里都消散不去一会儿疼、一会儿痒的不良感应……这许多年来，层出不穷的事件或风波就像恶犬一样在追赶我、撕咬我，有时只是撕烂了我的衣服，有时却咬破了皮肉，乃至伤及心情。人生有限，如此内耗有什么意义？我决心调整自己。
在创作上，小说写得少了，主攻随笔类的文章，企望修炼自己。改变跟社会的接触点、转移注意力，看能不能让自己的文字还有另一种面貌和神态。在做人和做事上，采取逐渐淡出文坛的姿态，退回到观众席。俗谅云：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基本坚持三不方针：不参加活动，不听信传言，不评断人事。碰上实在拒绝不了的活动，严格要求自己只当道具……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人活着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在三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个项目：每天游泳。你有多大劲到水池里比画，游一千米不过癟就游两千、三千，什么时候折腾累了就什么时候上岸……果然，这两年耳根子请静多了，伏案工作也宁静多了。
不料，到二〇〇二年十月末，许多中文网站同时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消息，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事件。类似的标题比比皆是：
《蒋子龙说，中国文学进入大师时代！》《请问蒋子龙，文坛大师在哪里？》《质询蒋子龙乱封大师的资格……》媒体时代传闻的繁殖率惊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哄得就跟真有那回事一样了，我能见到的还有几家大报也报道了这件事……于是，大师时代这个词汇在近两年里算是跟我標上了，无论我到哪里，记者采访时劈头盖脸的第一问往往是：你说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大师时代，根据是什么？
你说的大师都是指谁？他们也承认自己是大师吗？
直到二〇〇四年，春天去安徽，夏天去青海，冬天去云南，当地记者还在向我提相同的问题。现代传媒的盲从和武断不能不令人震惊。他们听到别人说你讲了什么话，只要这些话能够做点文章，那就认定是你说的了，然后再尽力从你这里再继续挤兑出一些新鲜作料。从没有一个记者对我提出大师论这件事愴本身生出的疑问，也没有人愿意耐心地问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人们面对传言如火燎油，.却毫不在意事情的真相。起初我也作报告曾试着想说明原委，很快就发现没有人对我是否真的说过什么感兴趣，他们只对眼前哄起来的事件本身有兴趣，甚至觉得我想解释点什么的念头都是多余的，只会越描越黑。
看来，我是该主动反省一下，向文坛、向读者做个系统的回答，对大师们和自己也好有个交代。但是，想要弄清这个大师事件到底是怎么闹腾起来的，清允许我耐着性子从头说。
二〇〇二年的秋天，我们一行五人应邀赴渥太华参加国际作家节。于当地时间九月二十日深夜到达渥太华，加拿大国际作家节主席尼尔，维尔逊先生到机场迎接，甫一见面他就有些沉不住气地告诉我：有一批人知道了你们今天要来的消息，想到机场来游行示威，以表抗议。这有点下马威的意思，我颇感意外，心里不快语气便有些不快：中国作家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都有交往，无论到哪里去还从未听说过受到这般严重的关注，我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赶紧解释说：加拿大是自由的国家，有人想要游行谁也没有办法，幸好瞀察局最后还是劝阻住了。尼尔先生的口气中不无忧虑。
那我们的自由呢？我们是你们请来的客人，有你们政府签发的所有合法入境手续，也应该有来参加作家节、以文会友并不受骚扰的权利和自由，那些想游行的人要向我们示一种什么样的威、想抗议我们什么呢？我尽可能用和缓的口气问他。
主席先生以西方人习惯的表情撇撇嘴，耸耸肩，摊开两手作无奈状，算作回答。
在尼尔先生标榜的这个自由的国家里，我感到很不自在，甚至明显地感受到一股来自我所不了解的从未打过交道的一些人的敌意。在这种状态下，肚子经常是鼓鼓的，该死的时差反应又没有消失，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晚上，在宾馆我的房间里接受了《世界日报》的记者采访。记得那是个中国台湾人，他的文章是怎么写的我没有见到，不知大师论是不是这次采访的产品？后来的几天到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城市时我又接受了其他一些中文报刊的采访，如《环球华报八《中华导报》等。他们的采访文章发表后有的给我寄来了样报，有的则没有寄报给我，凡是给我寄报来的都没有中国大陆文坛进入了大师时代的字样。我极力回想，可能还是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谈文学创作谈得最多，涉及的作家也最多，或许再加上交流时不可避免的障碍，是在记者整理加工的过程中，还是在其他记者相互传抄的过程中，就将我的许多话概括为：中国文学进入了大师时代了。
因此，我现在就尽量仔细地回忆，当时自己是怎么谈的。
无风不起浪，我现在还请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情绪比较激烈。这固然跟遭遇几次围攻有关，但我性格里也有一种农民式的狭隘。农民管这叫护犊子一自己家里的事自己怎么说都行，别人横插一杠子指指戳戳便不能忍受。在国内我似乎也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一族，一走出国门，就无法容忍别人当着我的面对我熟知的一些事情肤浅地说三道四，甚至恶意地冷嘲热骂。我必定会利用自己说话的机会还以颜色。尤其厌恶华人当着外国人的面骂华人。为此我还着实地得罪了一些海外华人朋友。其实，文学也好，文坛也好，根本用不着我来给抚创。一个连自己都护不了的人又焉能护得了别人？当时我就该心平气静、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或讲出自己的观点，那就不会闹出个大师事件来了。
采访是这样开始的：听了您的讲演，知道您对中国当代文学是很乐观的，可事实上为什么又出不了文学大师呢？您能详细地谈谈自己的看法吗？我就觉得心里腾一家伙，有团东西堵上来了，什么三不方针呀，什么巧者言、拙者默呀，全丢到脑后，幵始旁征博引、夸夸其谈，而无节制了：
你说中国没有文学大师？巴金是不是大师？季羡林算不算大师？即便是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莫言、刘恒、阿来等等，也具备了大家的气象和规模。他们以现实的魄力和勇气精悍深切地表现了现实的品格，并呈现出一种开阔凝重的真实感。谁能否认他们不是大作家？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精神风格。文学就应该能给人类提供出类拔萃的精神和情感，任何时代能够流传下去的，也只能是精神和情感。在今天这个物欲极度膨胀的商品时代，人们最缺乏的恰恰还是精神和情感。因此，文学的命运不是将被取代，而是变得更加为人们所必需，无论有没有大师，或承认不承认大师的存在……你如果对他们不是很熟悉，就看看跟我同来的这几位作家。周大新，实诚而深厚，文字中跳荡着道家的智魍和幽默，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曾获得过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徐小斌，则找到了一种先锋和传统的契合点，四面出击，锐不可挡，她创作的电影也获得过莫斯科电影节的一等奖。迟子建，自小生活在中国最北部的北极村，文字中便天生带有一种大自然的灵性，精灵精怪，极具魅力。许多年来，小品和二人转把东北渲染成了一块轻松滑稽的土地，倒是秀婉的迟子建，或淸洌或浓重地呈现了东北的深厚、雄阔，以及苍劲的历史感。联想到上个世纪的黑龙江才女萧红，我真想写一篇文章叫《女人的东北》。因此，迟子建就理所当然地摘取了澳大利亚的悬念句子文学奖、和包括备迅奖在内的多种重要文学奖项。她的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和周大新三卷本的长篇巨制（第二十幕》，都具备了一种大作家的品质……现在的社会真是怪了，算卦的有大师，看风水的有大师，做饭的有大师，画画的有大师，写字的有大师，说相声演小品的有大师，唯独搞文学的，谁都敢贬，作家们自己也没有人敢自称是大作家。这是为什么？素来作家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张扬、很狂傲的吗？特别是当他们相轻、相骂或自吹的时候。为什么对大师的头衔这么讳莫如深呢？莫非大师真的成了当代作家的诅咒，抑或是当代文学仍保留着起码的自尊自重？
为什么文学圈子外的人对文坛上的大师视而不见，文坛内的人谈起大师也底气不足呢？因为许多年来文学就怀有两大情结：一是呼唤全景式的、史诗般的巨著；二是呼唤人品完美、文品超群的大师级的作家。呼唤声此起彼伏，渐渐地声调就由高变低，或干脆是对这种呼唤本身失去了兴趣。因为文学已经进入了非经典时代，或日后经典时代。包括世界文坛，也大体如此。因此，如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谁都不足为怪了。举世公认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已经找不到了，作家的成就和文学的规格不再对奖项构成震慑和威压，奖项在某种程度上说，无非是撞大运和一笔意外收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