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铜镜概述
上古之镜，即大盆也，其名曰监。《说文》：“监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然三代之初监皆以瓦为之，故古监字概无金旁。迨至商初始铸铜鉴，嗣后鉴字亦有金旁。《国语》申胥谏夫差曰：“王盖亦鉴于人，无鉴于水。”然商周之时虽有铜鉴，而瓦监仍兼用之。至秦时始铸铜镜，因镜之适用优于监者甚多，故自秦以后再不用水为监矣。秦汉以后，镜之使用愈广，而镜之制造亦愈精。其质料则金、银、铜、铁俱备，而以铜者为多，其间亦有镀金银者，亦有背面包金银者或嵌以金银丝者。隋唐以来，复有带柄者、四方者，各种花纹亦应有尽有。直至明季之末，始有以玻璃为镜者。清代乾隆后，玻璃始大兴于民间。民国之初，边远之区尚有以铜为镜者。
今则玻璃已普通遍于全国，铜镜久已绝迹矣。镜以秦为最古，故称镜必曰秦。然秦镜之传于今者皆出土物，传世者绝不可得也。
盖古者死人以镜相遗殓者，即以镜殉取照幽冥之义，世代相习成风，因之古代名镜遂多入土。而古镜铜质之佳迥出恒凡，入土多年尚不失掉其良美，故数千年后仍可得见古人伟器也。镜虽始于秦，真正关不可得。盖秦祚甚短，产物有限，且殉葬之风不后世若。故今日所得最古之镜，多为汉代物也。汉镜之制极为精巧，且多有镶嵌珠宝者。免文多为十二辰，盖含自儆自励之义。尚方御镜尤多，故出土者时有其镜如泽漆而光明今尚可鉴，花纹郁丽，匀净无疵，字划清晰，笔势纵横，回想当日更何如也！汉镜均有铭文，其铭文均为吉祥语句，如家室富昌、宜子孙、大富贵、大吉祥等。
镜之名称，则有日月镜、十二辰镜、尚方御镜、避邪镜、仙人镜、神人镜、宜官镜等不可屈数，盖均以铭文或作者为名也。其有特殊之形者，则以其形名之，如泉范镜、五铢钟镜等是也。以后历代之制镜，大致相同，示过铭文、形式各自不同耳。惟唐时制有透光镜，镜背之字迎日映之皆明朗，而印于墙壁之上灯光亦可。至镜之产地，以山东、河南、陕西、安徽为最多。今则各地均已挖绝，只安徽毫州尚时有出土者。
（第二节）铜镜的各部位名称
中国古代铜镜种类繁多，以形制言，就有圆形、方形、亚字形、葵花形、菱花形、带柄形以及鼎形等等。铜镜一面光平，用以照容，是为正面；另一面多有花纹装饰，称为镜背。一般说来，镜的正面几无变化，而镜背装饰较为复杂，内容丰富。可以说，铜镜的文化内涵主要是体现于镜背的。尽管铜镜形制多样，但镜背的基本设置却有其共性。这里我们举最为常见的圆形铜镜，对镜背各部位名称按文物界通常的称谓做以介绍。
镜背的中心处有钮，有孔可以系带。钮常见的有弓形（又称桥形）、圆形、乳状、兽形等。
大部分的钮下周围有钮座，如素圆钮座、方形钮座、连珠纹钮座、柿蒂纹钮座等。钮座外多饰有花纹或有铭文，有的花纹不分区，有些则分区，分区的通常为内外两区，靠近钮的部分称内区，其外称外区。体现主要内容的纹饰称为主题花纹或谓之主纹，分区者一般以内区纹饰为主题纹饰。此外，有些铜镜饰有一至数圈铭文，多与花纹相配合装饰于镜背，称为铭文带。镜之最外边称为镜缘，缘或宽或窄，多高出于镜体，或光素，或饰有花纹或铭文。
（第三节）铜镜的使用
铜镜的照容功能
尽管铜镜有许多用途，但照容时才是名副其实的铜镜，而一旦其照容功能被玻璃镜取代，其生命之路便也到了尽头。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铜镜的出现，也曾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有少女的“睹貌娇来”、“娇羞自看”（唐代镜铭），也有少妇“秋风起，侍前稀”（汉代镜铭）的含泪相思；痴男以“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唐代镜铭）来表达纯真的爱情；骚客则大发“高堂明镜悲白发”（李白《将进酒》）的感叹，这一切自是不必细举。值得一提的是，由铜镜照容引出了许多政治讽谏故事，如唐代名相魏征劝谏唐太宗要以人为镜、以史为镜。庄子也讲，“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篇》），说明古人是很善于通过对铜镜装饰这种日常小事来阐明某些大道理的，而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战国策·齐策》中关于“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
齐国大臣邹忌不仅精明能干，并且长身玉立、相貌堂堂。有一天他对着铜镜整理衣冠，不禁对自己的美貌英姿大为得意，于是突发奇想，与城北有名的美男子徐公相比又怎样呢？自己心里拿不准，便分别问妻子和小妾，妻妾则是异口同声：“您已经很美了，徐公哪能比得上呢！”邹忌高兴之余也担心妻妾可能是自己人不夸外家人，又问刚进门来的一位客人，同样他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便趾高气扬地出门去了。
不巧，路上刚好碰到了徐公，邹忌便仔细观察，回家后又对着镜子反复比较，终于垂头丧气地承认，自己到底还是不如徐公美。这件事使他悟出：妻子因为爱他，小妾因为怕他，而客人则是有事求助于他，出口自然都是违心奉迎之辞，那么在其他的事上呢？他把这层道理讲给齐威王听，劝齐王虚心纳谏，决不可偏信谥美之词，更不能听了几番奉承语便忘乎所以。最后君臣协力使齐国富强起来，称霸一时。
在这里，铜镜的作用显然已远远超出它的照容意义了。
铜镜的装饰品功用
铜镜除了照容以外，还可以佩挂在身上，作为一件美妙的装饰品。经考证，其装饰功能恐怕比照容用途开始得更早一些。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记载：“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恶于王。”这里所说的鞶鉴当然不是礼器中鼎、簋、盘、中的盘，因为它显然不如酒具中的爵重要，所以郑伯这位郑国的君便感到周王重视虢公而藐视自己，犯了小心眼，从此便与周王天子的关系疏远了许多。鞶鉴一词在《左传·定公六年》中也曾出现：“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鉴。苟可以纳之，择用一焉。”那么鞶鉴究竟是什么呢？曾经率兵灭吴统一三国的西晋大将军杜预注释《左传》时写道：“鞶带而以镜为饰也，今西方羌故犹然，古之遗眼也。”原来是把镜子系在皮带上当做装饰品，怪不得郑伯要犯小心眼了。因为装饰品确实不如爵贵重。
当然杜预对鞶鉴的解释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他知道佩镜曾经作为古代的一种服饰，并且在他注释《左传》时，西部的羌胡族人仍然有佩镜的习俗。有趣的是，至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镜正在西部羌胡地区：距今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存中，出土了两面铜镜，一面出于青海省贵南县，另一面出在甘肃省广河县。其中青海省所出铜镜，圆形，镜面已完全锈蚀，背面饰有简单的纹饰，镜钮已经残损，在边缘有两个梨形小孔，孔之间磨出一道沟痕。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铜锡比例为1∶0．096，含锡量如此之低是很难磨出光亮照人的效果的。同时两小孔之间的磨沟也正系穿绳痕迹。显然，这是一件装饰品，给它一个“铜镜”的名字只是因为它与后来的铜镜形状一致罢了。由此我们知道，铜镜的装饰品功能更早于照容用途，也就是说，在人们使用铜镜照容以前，这种东西仅是挂在身上的一件装饰品。至于除了美以外，佩镜还有什么意义，后面我们再讲。
铜镜做工精致，造型优美，不一定非得挂在身上才是装饰品，放在几案上，配以台架，还可以美化家庭。古人用铜镜照容时，有手持、悬挂和置于案上三种方式。铜镜背面的钮，多以绸带穿系，便于手持或悬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图》中，有一段是临镜化妆的场面：右边一人席地而坐，左手持镜，右手理发，镜中还映出人像；左边一人对镜而坐，身后立着一个侍女为她梳理头发，席前有镜台和各种化妆品，镜台底部有座，座上竖立竿柱，圆形铜镜系在竿头，柱子中部设一个方盒盛放梳篦。这种样式的镜台，与沂南汉代画像石（曾昭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所刻的女婢所持的镜台是极相似的。还有一种镜台，下部设座，上面竖竿柱，竿柱上部装有半圆形架，铜镜便插在槽中。在考古发掘中，河南安阳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墓中便出土过这样的镜台，更简化一些，仅是为了铜镜能在桌上放稳，可以在镜后设一架（见《明朝之际版画集》下）。
杜预说佩镜是古代遗俗，但后代也未必没有佩镜的，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上，有一位持镜女，一手握住镜钮上系的绸带，另一只手把镜子托在胸前，她的铜镜似不排除随身佩带的可能。
铜镜的镇邪作用
从科学角度讲，妖邪鬼怪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古代人们的心理，铜镜确有着驱邪镇鬼的魔力。
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东亚地区，曾经盛行过萨满教，这种原始宗教中的萨满（即巫师）在作法时，全身披挂，佩有多面铜镜、铜铃等，手持锣式鼓，边跳边舞，口中念念有词，身上光芒闪闪，丁当作响，以此役使鬼神或者驱散为恶的鬼魂。这一教式在少数民族地区显然流传到了很晚的时候，杜预所说的西部羌胡族人佩镜为饰也许就是驱神役鬼的一种。在汉族中心地区，现在农村中仍有“跳大神”的迷信活动，跳神的巫师也是全身挂满了丁冬作响的金属器具，他们自然不可能拥有古代铜镜这一类珍贵文物，只有以铜片、铜管等来代替了。可见以镜为饰本来便是起源于驱神弄鬼思想，或许可证明铜镜的镇邪佑福作用要比照容更早。
当铜镜成为专门照容的用具之后，它的镇邪作用也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了玻璃镜子上面，现今有不少人在构筑新房或乔迁新居时，要在新房的顶梁上挂红绸悬一面玻璃镜子向下俯照，就是为了“驱除邪气”。可见在今日许多人的心目中，对以镜驱邪的迷信仍抱着一种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这就是几千年传统文化在人心中的积淀，虽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也难以完全消除。然而，镜子为什么会附有驱邪的神力呢？-是它能反光，所以人们便认为它也能把鬼邪之气与光一样反射出去；二是镜子的光芒来自日月，主阳气，甚至镜子本身便是日月的化身，如汉镜铭文中便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等文字，因此铜镜自然能破除阴暗及属阴气的鬼邪之类；三是铜镜能照容，人们便想它也能照出千变万化的邪魔的原形，唐代王面力的《古镜记》中有一则故事，说隋末王度得到了一面宝镜，多次用来制服成精的鬼魅，其弟积也曾凭藉此镜威力，降服了众多鬼怪，可见这也是一面镇邪宝镜。
考古中发现古人将铜镜在墓葬中随葬，除了给死者提供在阴间使用的这种日用品外，另一用途便是为死者驱除黑暗、镇服妖孽，保证死者安逸地休息。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世大殓后，用镜悬棺，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义。”与“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相对应，无非是让死者在黑暗昏幽的墓穴里通过镜子而产生一种处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感觉。陕西发掘的许多宋金墓葬中，铜镜正是悬在墓室顶部正中央。浙江省板桥县的一座五代时期墓中出土了两面铜镜，一面放在后室券顶的暗窗中，另一面放在前室穹窿顶的暗窗中，显然也是“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义”，说明这种习俗最晚在五代时就已经存在了。
虽然我们还没发现把铜镜放在墓中向下俯照这一做法更早的例子，但春秋战国时的墓中也常见随葬铜镜的习俗，这应该也赋予了其驱邪镇鬼的意义，因为铜镜本身便是镇邪佑福的一种工具，它的反光照容性质尚且不说，这时镜背的花纹和蟠螭、蟠虺等等均是与鼎、簋等礼器的花纹一致的，而常用做祭祀的礼器也是与神鬼不可分割。至于后来普遍使用的镜背纹饰如天地、日月、星辰、龙凤及其他珍禽异兽、八卦纹、万字纹等，画的全是一些人们心目中能够镇邪佑福的内容。更为明显的是，铜镜铭文中大量的有关镇邪佑福的吉祥语，如“上有辟邪交（蛟龙）道里通，长宜子孙寿无穷”、“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防奸集祉，应物无穷”、“洞心照胆，屏除妖孽”、“率舞鸾凤，奔走鬼神”、“山魅敢出，冰质挂工”等等。
可见，铜镜既可为活人镇邪，又能为死人驱鬼，并且这种功能是经久不衰，甚至被当代人转移到了今天的玻璃镜上。
虽然世上没有真正的镇邪降魔宝镜，但在古人心目中，每一面镜子同时又具有镇邪降魔的功能。
联系人间感情的钮带
铜镜一旦普及开来，便成了一种联络感情的馈赠佳品。因为它既是人们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同时又是制作精良的工艺品。用它作为人际交往的礼品既不显得粗陋寒酸，又不是贵重得让一般人望而却步，所以铜镜的交际功能也就日益流行起来了。
现今人们常用的“破镜重圆”成语，经考古证明，这不仅仅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而且是一种古代曾流行过的风俗。相传南朝陈国灭亡时，驸马徐德言恐与妻子乐昌公主失散，因此打破一面铜镜，每人各执一半，作为他日相见的凭证，并且约好正月十五日在市场上叫卖，以互相探询消息。陈国灭亡后，乐昌公主被隋朝越王杨素收入王府。徐德言流落到京城后，正月十五在市场碰到了叫卖破镜的人，镜虽相合，人却全非。原来这是乐昌公主因无法离府故派别人持镜去市场探听信息，等人带回了破镜，乐昌公主见到上面驸马所题诗句“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不禁悲痛欲绝，饮食难进。杨素为隋朝权臣，一向穷奢极欲，听了乐昌公主的破镜故事后，不知何故突发善心，让驸马与公主破镜重圆，相偕回南方欢度余年。这一故事以悲惨开始而以美好结尾，留下了“破镜重圆”的千古佳语。
相比起来另一则“破镜”故事则更加凄惨，也是夫妇二人分别时各持破镜半个，以期重圆，没有多久妇人便忘却前情，投入他人怀抱，这时所藏的半个铜镜则化鸟飞到夫前，倒真是应了徐驸马所题“镜归人不归”了。也许后一故事太不符合中国人“大团圆”的心理，所以流传不广，而破镜分藏的习俗的确存在过，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明。王葬稍后时期的洛阳烧沟38号墓，为同穴异室墓，很可能是夫妻合葬，在A、B两个棺内各放半个铜镜，两个残镜恰好能合为一个整镜。墓主人与乐昌公主夫妇的苦乐经历相比，又会有怎样离奇的故事，确实能够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