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体制转型对潜在人力资本转化及直接生成实际人力资本的作用
综上所述，经济体制转型彻底改变了人口流动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企业经营制度、自主创业制度、金融制度和对外开放制度，因此为人们提供了择业自由、企业经营自由、创业自由、融资自由以及利用国外资源的自由，创造了更多的积累自身人力资本的实践机会。
具体地，人口流动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基本的流动自由，因此也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实践的活动范围。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制度从不允许自由流动到有限制的允许流动，促成了劳动力大规模的由农村流向城市、由西向东的转移，为劳动力进行就业或择业奠定了基础条件。对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来讲，这一制度改革为他们提供了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工业或服务业生产的机会，在城镇经济快速发展，建筑业和低端服务业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产生需求之时，让他们得以进入城镇从事这些非农业的实践，培养与提高非农业型的人力资本。而对于流动的城镇劳动力来讲，流动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共同给予了他们选择更适合自身工作的机会，在城镇间流动约束日益放松、国企职工逐渐合同化管理、毕业生择业由国家分配到双向选择到自主择业的情况下，劳动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会选择适合自身的行业、单位、职位，由此通过从事更合意的经济实践，形成更高的人力资本。
人口流动制度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为劳动力提供了选择不同的工作地点、单位、职位的自由，企业经营制度改革则为劳动力提供了在自身的工作职位上决策与操作的自由，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企业经营权的落实，极大地增加了在职工作人员的实践机会，企业管理人员真正开始行使管理企业的职能，依据市场形势和企业自身情况自主进行决策、生产、销售的经济实践，伴随这些实践行为从无到有到日益规范、成熟的演进过程，这些管理人员管理型的、市场型的人力资本也日渐积累起来。
人力资本中最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当然是创业型的人力资本，所有经营管理型、技术型和一般生产型的人力资本都依赖于创业型的人力资本，要管理经营一个企业，前提当然是先成立一个企业，同时高层的经营管理、技术人才也是由创业人员决定，因此创业人员所具备的创业型人力资本显然是更高、更重要的人力资本。国有企业都是由政府投资建立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产生创业型的人力资本，创业型人力资本只能是通过组建非国有企业形成，但我国在很长时期里对非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都加以限制，因此创业型人力资本非常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搞活经济开始允许和鼓励发展个私企业，人们才开始广泛获得建立个私企业的自由，普遍地具有了从事创立个私企业经济实践的机会。通过这一经济实践，具有潜在创业型人力资本的人经由实践形成了实际的创业人力资本。
金融制度的逐渐建立和自由化则是为经营和创业自由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这一抽象的自由成为现实的、可以使用的自由。在原来的大一统的、管制的金融制度下，企业管理人员没有权利、自由融资，即使把握到市场形势，形成了好的对策，也因为欠缺“资金”这一基本物质条件而无法将之付诸实践，金融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促成人们进行经营与创业实践，通过广泛的融资渠道为潜在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的人力资本奠定了物质基础。
最后，对外开放制度的自由化改革，使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具备了经营外贸的自由，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具备了在我国经营企业的自由，相应的内资企业的管理人员拥有了日益增多的进行外贸经济实践的机会，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国内管理人员获得了更多的投入先进生产、管理过程，从事更复杂、规范的经济实践的机会，因此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外贸型人力资本。
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不仅为潜在人力资本向实际人力资本转化提供了转化媒介——经济实践，还通过引入不同的市场经济实践直接催生了新的、源于市场经济实践的市场型人力资本，这一类人力资本并不能在人们读过的书本上找到，而是源于实践。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体制一直在向市场化、自由化演变、发展，相应地更自由化、市场化的经济实践不断出现，市场经济型的人力资本也不断涌现，因此经济体制转型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
3.4.2体制转型刺激潜在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
经济制度的市场化转型使人们具有了更多的经济自由，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实践机会，因而也影响了在校生的就业前景，这不仅体现在毕业生面临更多的就业选择上，更重要的，体现在毕业生在自己未来的工作岗位上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上。体制转型后，毕业生可以依自己意愿自由地选择职业，就业范围宽广，而在某一特定的职位上，毕业生的个人发展空间也得到极大的扩展，市场机制下的企业经营制度、创业制度给予了人们无限的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只要具有了先进的、全面的专业化知识，懂得灵活运用这些专业知识，在这一基础上大胆创新，个人就可以在工作岗位上不断地快速上升，以至拥有自己的事业并在某一行业占据领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企业家的卓越业绩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一重要转变影响了人们对正规教育的态度，人们对正规教育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因而普遍地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在校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增强，越来越多的在校生在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之外学习更多的相关专业知识，或是其他辅助学科的知识。同时，学校及学科专业的发展也加快，学校依据毕业生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企业和学校联合开设课程、专业，吸引了更多的人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同时也使在校生学习到更多契合未来工作的知识。另外，就业自由度的加大和随之而来的竞争既带来机遇也带来压力，这使非学历教育机构也快速发展起来，各种与职业相关的培训越来越受欢迎以至逐渐形成产业，这些转变最终都促进了潜在人力资本的积累。
3.4.3体制转型对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形成的作用
经营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在中国产生了一个企业家阶层。
计划体制下国家为国有企业做出各种决策，因此并不存在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型造就了第一代国有企业家。在那一阶段，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逐渐地获得经营自主权，从只抓生产转变为生产、销售一起抓，成为能支撑整个企业运营的企业家。同时，在国家对个私经济管制放松的情况下，个私经济不断扩大发展，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也应运而生。到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者的经营权利和责任日趋完整，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逐渐成熟起来。而在国有企业之外，一批来自政府机关、国有大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方谈话鼓舞，也纷纷下海经商，导致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开始逐渐形成。到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推动了整个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冲刺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已加入WTO，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相继在海外上市，相应地，大批原来行政级别属于正司局级的国有企业家们成了这些国企的股东，被称为“股权型”企业家。在国有企业之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2000年前后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1998年北京“两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提出了“一号提案”，呼吁推动中国的风险投资，从而带来了新一轮创业高潮。大批在国外生活和留学的留学生，回国落户高科技创业园创办企业，成为第三代民营企业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大批在校硕士、博士生毕业以后，在国内风险投资资金的支持下，利用他们在校时的科研成果或其导师的科研成果，扯起创业的大旗，成为第三代民营企业家的组成部分。第三代民营企业家的第三部分组成成员是外企职业经理人。部分外企中层管理人员在具有较为先进管理体系的合资、独资企业中工作多年，熟悉先进的管理体系，掌握了相当的客户、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各种外因和内因的驱动下（包括风险投资在内），开始了创业之路。
发展成熟起来的中国企业家阶层，显示出这一特色：企业家阶层的地区分布、规模实力与经济体制的状态联系在一起。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家人数多，实力强，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家人数相对少很多，实力也较弱。
因此可知，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是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型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的，而并不是靠扩大管理教育推动的，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企业家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