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机会抱着自治区“先进个人”满街里走，还是10年以前，也就是1984年秋天的事情。
“先进个人”当时只有1岁，她是我女儿鲍尔金娜。所谓“先进个人”，有时也不计较年龄大小，而观其先进程度。但鲍尔金娜当时肯定是全自治区最年幼的先进个人了。在我国，先进个人往往满脸风霜，是目光深邃的，甚至是白发苍苍和面色悲苦的。他们往往在某一领域苏武牧羊一番之后而先进。
鲍尔金娜并没有付出什么就成为先进个人。当街道的几位干部前来考察时，鲍尔金娜坐在床上，屁股底下垫着篮球裤改制的尿布，身穿她表哥穿剩下的如阿凡提长袍的那种竖格的衣服。街道干部围拢研究她，鲍尔金娜毫无惧色，黑眼珠闪着光芒，上身一蹿一蹿的，笑着，嘴角流下亮晶晶的黏而长的涎水。
一位干部说：“呀好挠，呀好挠。”
鲍尔金娜双手握住又松开，循环往复。
“好！好！”干部中肯地称赞。接着，大家又参观了卧房的环境，看到了鲍尔金娜环身的玩具、录音磁带及其他，然后退出了。
不久，有人告诉我们，鲍尔金娜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生优育先进个人”，当时她只有几个月，所谓大器早成。因为这是“听说”，因而奖金与证书均没有。
我问街道干部：“谁是优生优育先进集体？”按照逻辑，我女儿是先进个人，我和我老婆必是先进集体。街道干部用手臂画了一个圈儿，说“咱们这一片没有”。言毕，又补充一句：“你家闺女那也是层层选拔的，街道报到区里，区里报到市里，最后报内蒙。”
赤峰人习惯把自治区称为内蒙。而在外地，譬如沈阳并不把省里叫做辽宁。
上边又派人拍照片，我们一家人换上较好的衣裳，鲍尔金娜则继续“呀好挠”。后来，照片在中共赤峰市委南墙的较重要的橱窗刊出。照片上，我老婆烫发，戴着眼镜，清秀可人，她假装手指画报，对鲍尔金娜进行优育。我在沙发另一端谦逊地微笑，也在看画报。照片上只有鲍尔金娜是本色表演。身穿水兵式样的羊毛衫——这是我离开新华社大连分社时为她买的，双眼乌溜溜的，张着嘴，仿佛要发出俄语的元音“〇”。
橱窗上标着先进个人云云。这幅照片给人一种暗示，如果是知识分子（我和妻子都戴着眼镜），家境优裕（当时市场经济未启动，挣工资而无负担者，家境都优裕），注重智力投资（画报是从我所在单位赤峰广播电台资料室借来的），那么这家的孩子已宜于成为“先进个人”。
究其实，所谓“优生”是我老婆生得好，这在照片上是无法表现的，能显示的只是一种虚假的优育。街道的干部们并不知道，鲍尔金娜出生后，在内蒙科技出版社我父亲的寓所啼哭月余。我母亲延请名医往来穿梭，诊断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为“肚脐溃疡派”，即鲍尔金娜脐带感染，痛极而啼。另一派为“饥饿派”，称小女奶水吮入不足，而吾妻乳房肿胀乃假相，实无奶水。事实证明，那位从乡下调上来不久的“饥饿派”医生说对了，这又是一个少数人持有真理的例子。鲍尔金娜实被饥饿所迫，不得已才悲啼。从这一阶段来看，是不能够叫做优育的。但街道干部着眼于大局，她们注意到我们两口子身量较高，较有文化（同为中专毕业）。吾妻当时是实验小学较有成绩的教师；而我由于患神经衰弱痊愈时间不长，显得缄默沉着；而我母亲投身计划生育工作凡20年，兢兢业业。这都是鲍尔金娜成长为“先进个人”的有利条件。至于某些事情，譬如我大伯布和德力格尔在乡下已经瘫痪，我堂姐夫金山由自己赌钱发展到把儿子小敖浩放在鞍前俩人骑马到外乡赌钱，都属于无须计较、既往不咎的事情了。
鲍尔金娜成为“先进个人”后的另外一件大事是王景云进入了她的生活。
王景云（以下简称景云）是翁牛特旗桥头镇人。她刚到我家时，身量不高，面色不好，表情木然。每当我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特别是别人的家庭时，表情也一律木然。如果不木然，难道能够欣然或愤然吗？景云来给鲍尔金娜当保姆。鲁迅先生曾在《阿长与山海经》与《阿金》两篇文章中说到这种为别人做佣人的职业，并称此业“说得好听些叫保姆”。鲁迅是将这称呼与沪人的“娘姨”比较而做出的判断。我听不出保姆有什么地方好听，但景云比长妈妈与阿金出色，更准确地说是优良得多。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与鲍尔金娜建立了情同手足的联系。
当时我家住在电台家属院双阳的两室楼房里，抬头即见南山（赤峰市南面的山名日南山，但无菊花与竹篱）。东屋是书房，矫情称为客厅亦可，地面被我请来的友人朱继新以油漆涂成立体的方块，致使某来宾进屋不敢举足，怕踩着方块的“尖”；另一来宾见此而目眩，亦不敢举足。这是景云的卧室。西屋为我们三口人所居，摆着白色的组合柜与白色沙发。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白色，这样一种尖锐脆弱与其他颜色很难沟通的色彩做家具颜色。它可能包含着对纯洁的向往，也包含着拒绝（即与众不同）。我个人性格中，拒绝别人与亲近别人的倾向比常人都严重。这是我在1984年的家。
景云来到我家就是来到了城市和一个小城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每天晚上，经我亲手处理过的广播稿均在“全市人民广播站联播节目”中传到360万昭乌达盟人民的耳朵里去。而煮饭的火一拧就开始燃烧。这些在景云看来也许是奇迹，也许什么都不是。我不知她怎样看待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但我了解她的家乡，那无比贫瘠的土地，人们勉强种出刚够（也许不够）果腹的粮食。就是这个黯淡的景云，在我家里的几年里变得光彩焕发，形同另外一个人。所谓美丽，不过是一个能够透散出来的光洁饱满，这是一种心平气和与无忧无虑。在此，我并没有显示聂赫留道夫式的施舍，来享受一种施者的满足。不。在贫困农村所没有的文化与生活氛围中，王景云把自己身上人性的东西开掘出来，因此脸上具有永不消褪的颜色。譬如，当她受到尊重时，她便永久地记住“尊重”在人生中的位置和施用方式。其他还有幽默地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或言发现生活中的幽默，以及友善、耐心和平静。景云在我妻子（她称为“我大姐”）身上学会了整洁自尊。当“我大姐”每天从师专的通勤车上回来，带着明朗的笑容问“我孩呢？”时，景云就把梳妆整齐的鲍尔金娜递上前去，像献花。母女亲脸，问询，然后“我大姐”又把明朗的笑容送给了景云。景云便扭捏笑了，说几句不关大局的闲嗑，这是她们之间对于劳作的感谢与施报方式。我所长期思索的一件事在于，景云在赤峰的几年之中成就了自己，也就是由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而我却不能，虽然我在赤峰呆了20多年，同时又是这家的主人。这些事距今已有10年了。10年，可以使杨树长成一棵檩木那么粗，使苹果结了好几年的果子，使景云成了一位母亲，而且给“我大姐”来信说“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
鲍尔金娜彼时尚小，她站在墙边上，还没有黄色的墙围子高。想到那时的女儿，我脑里总浮起一种站立着的胡萝卜的形象。一个鲜润的胖墩儿，头上顶着萝卜缨子。她脸蛋很圆，眼睛也圆（即眼睛上下左右为同一直径），红嘟嘟的嘴唇微张。我称她的嘴为“鸟嘴”，即形容这种微尖张开的小嘴像鸟喙一样，当然嘴的材料不是角质而是肉质。她头上的“缨子”是景云造的“朝天锥”。在我们上班之后，景云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碗、拖地和收拾屋子。鲍尔金娜怎么处理呢？她自有妙计，脱下她一只袜子放在床上。鲍尔金娜没有鞋袜是从不下床的，有一次她换上一双新鞋竟不会走路了，四顾茫然。景云弄得窗明几净之后，便把鲍尔金娜收拾得溜光锃亮，至少头发是这样。然后抱她到楼下开水房边上，听那些电台的老婆子闲话。鲍尔金娜倘若不肯吃饭，景云将其胁裹到家中角落，剥下一只袜子，将羹匙盛粥递到她唇边，说“吃！不吃掐死你！”这是景云的习惯语。鲍尔金娜只好茫然伸张鸟嘴，把粥吞咽下去，使小旗袍撑得绷紧。
我之所以说景云自己成全了自己，是目睹许多离开土地的农村孩子，在考学当兵无望的情形下走进城里而想到的。他（她）们的父母已把愿望降到最低，即脱离土地。脱离土地的方式，如果不算考大学与当兵，只剩下孤身进入城市。其实前两者也是以另外的方式进入城市。这在发展中国家都是相同的情形，香港报纸上最持久的广告之一就是“雇用菲律宾女仆”。但好多人的堕落，不是她们“性本恶”，而是社会太坏，她们当雇工、侍者与女佣时倘若不坏，就成为别人所坏的牺牲品。道德律与社会进步律是相悖的。农家子女离开土地，抱着一半寄人篱下一半维持尊严的态度跻身都市，张眼四望时，到处都是残酷与绝望。也许惟一的救星在于自己品格的堕落，越堕落就使自己所受的屈辱越少而心境也越趋于平衡。狄更斯、杰克·伦敦及无数的作家都写到过这种“利益至上原则”下的情形，德莱塞也写过。我并不是说历史的规律在我家可以改变，而是说人是有可能按自己的方式获取尊严。土地呵土地，人们仰仗你生存又必须摆脱你，否则就是绝路。这是一条什么规律呢？
鲍尔金娜穿着小旗袍，小屁股一扭一扭地出没于电台的花园时，天空晴朗无云，空气中弥漫一种慵懒的气息。电台花园是广播局大楼前的花园。赤峰地处塞北，只有夏季鲜花缤纷。花园是局长贾国志的杰作，在雪松、杜松和垂柳之间，有矢车菊、满天星、芍药、鸡冠子花和美人蕉的招展。在一人高（以鲍尔金娜当时的身高计）的花草之间，夏虫与小孩穿梭游玩。在傍晚的圆形花坛前，我们歇息、欣赏与赞美过，直到几粒金星浮在西边的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