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许多有关生物学的著作都有较精的插图。它们堪称为生物学图谱，是今天动植物图鉴和动植物志的雏形，在生物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动植物图谱渊源久远，郭璞早在东晋为《尔雅》作注时，就曾为《尔雅》中的动植物配过插图。他的配图已佚，今传的《尔雅音图》中的图是后人绘的。对后代影响较大的是唐宋的本草图。前已述及，唐代在编《新修本草》时，同时编撰了药图和图经。在五代时，后蜀编写的《蜀本草》是根据《新修本草》改编的，也有图和相应的说明。它的图经在经过战乱至宋时已不复可见，但文字说明（即《蜀本图经》）还是得到一定的保存。它对后世生物形态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开导功绩。宋代的《图经本草》是在唐代编本草图和图经故事的启发下产生的。将图和文字说明合在一起，是本草学图谱的经典性著作，对药物形态、习性等的描述规范化有重要的贡献。它的主要内容在《证类本草》中得以流传。以后的许多本草著作和类书中的有关生物图和说明，都引用或借鉴这部著作，对后来生物图谱影响极大。
明清这类著作比较多，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救荒本草》。这是一部中外学者交口称赞的植物学图谱。
1590年刊行的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书也附有大量的插图，有些图可能是李时珍自己作的写生图，在技法上可能参考了《证类本草》的插图。《本草纲目》中的插图相对来说较为粗糙。所以清代有好事者在重刊《本草纲目》时，认为原图欠准确，特地用《植物名实图考》和《救荒本草》中的插图去代替其中的一些图。先于《本草纲目》的《本草品汇精要》的插图据说比较精致，但没有刊行，后来带有彩绘图的本子流落到国外。
鲍山《野菜博录》，全书记载可食草木435种，每种植物都绘有精美的插图。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救荒本草》，有40多种是作者新增的。这部著作是《救荒本草》之后的又一本优秀植物图谱。
到了清代，植物图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初年官修的《授时通考》一书，附有许多农作物的插图，这些图还是比较好的。清代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草木部分也有不少植物插图，但这些图和有关文字一样，都是录自以往著作的，其中不少系来自《救荒本草》。
清代最好的植物学图谱也是最好的植物学著作，是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吴其濬（1789～1847）字瀹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29岁时考中状元，后来当过不少省区的总督、巡抚，到过全国十几个省区。他是一个有才华、有学识，对植物学有浓厚兴趣的人。每到一地，他总是兴趣盎然地收集各种植物标本，及时加以记录和绘图。有时还将采集所得植物栽种下来，以便观察。他注意向民间人士了解情况，下过大量工夫查阅各种古今文献，摘录有关植物记述的资料。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编成植物学巨著——《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是吴其濬根据自己的收集、观察，并参考历史文献写成的。全书记载植物1714种，每种植物都配有插图。其分类编排主要依《本草纲目》的方式分为谷类52种；蔬类176种；山草类201种；隰草类284种；石草类98种；水草类37种；蔓草类235种；毒草类44种；芳草类71种；群芳类142种；果类102种；木类272种。其中群芳为《本草纲目》分类所无，可能得自《本草纲目拾遗》的启发。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纯学术性，开始摆脱单纯为实用而编写的窠臼。
《植物名实图考》全面地记载了每种植物的文献渊源，以及它们的别名、产地、形状、习性、用途等，受《救荒本草》的影响，该书一般不注重传统本草书所注意的生长时令、采收季节。对于前人的描述不确或有错误的地方，作者就加以纠正。一些植物作者未能找出更好的资料加以论证的，就采用前人较好的图文。因而可以说《植物名实图考》是对古代植物学的空前总结和发展。
吴其濬的著作受苏颂的《图经本草》、朱橚的《救荒本草》的影响和启示非常明显。他们编书旨趣的共同之点，都是突出图鉴的作用，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植物资源。只不过《图经本草》是一般的本草图谱，它除植物外，还有动物、矿物等；《救荒本草》是偏重野生可食植物的图谱，是某一类资源的图谱，可视为应用植物学图谱；而《植物名实图考》是眼界更为开阔的普通植物学图谱。它们都是古代植物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显示着本草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后向应用植物学和植物学发展的过程。
《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古典植物学发展的高峰。其插图除部分是取自《救荒本草》外，基本上都是根据实物绘的，一般都比较准确可据，曾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俄国植物学家贝勒（E。Bretschneider）在其《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中，对吴其濬的著作有较高的评价。说书中的插图非常精审，其精确者往往可藉以鉴定科目，强调欧美研究中国植物的学者应该阅读这部著作。1919年，商务印书馆铅排这部著作时，西欧学者竞相购买此书。日本在明治年间也曾刊印过这部著作。日本近代植物学家在编写《日本植物图鉴》时，也参考过这本书。直到今日，《植物名实图考》仍是我国植物学者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