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包括魏、蜀、吴（三国）、西晋、东晋（两晋）、宋、齐、梁、陈（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朝）几个朝代。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战争频繁，社会动乱，割据分裂的时期。从220年曹丕代汉，到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历经369年，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和汉族人民的南下，促使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融合，这个变迁反映在陶俑艺术上，则显示出其独特的时代风格。
（一）西晋时期
陕西地区的西晋墓俑与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少，质量差。198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东郊田王清理了5座晋墓，出土陶质男、女俑及陶猪、鸡、鸭、狗、马等18件，均为泥质灰陶。
男俑分为两式，高21.5—22.5厘米。均身穿短衣长裤，双手交握于胸前。两式男俑区别只在于一式头戴高冠，一式无冠。
女俑高15.3厘米，头梳高髻，着长裙，双手拱于胸前。
这批陶俑造型简单而粗糙，人物线条模糊、呆板，缺乏细部刻画。
陕西地区随葬陶俑内容简单，没有形成固定的组合方式，而从全国其他地区西晋墓中出土的俑可以看出，西晋政权对丧葬礼仪制度进行了重新制定，随葬俑群也有了新规定，随葬俑群种类形成固定的组合，包括下列四类基本内容。
第一类：人物俑类包括服侍墓主人的家内男女侍俑和乐舞俑等。
第二类：仪仗出行俑，以牛车、马车为中心，以少量仪仗、侍从、护卫簇拥。这类俑在西汉初期就已出现，西晋时期变得十分流行。
第三类：庖厨俑和劳作俑类及与之相关的家禽家畜模型，包括猪、狗、鸡等。
第四类：镇墓俑类。包括镇墓兽和武士俑两类，既用镇墓兽又用武士俑是这一时期墓葬随葬俑的一个特点。
西晋时期的陶俑大部分采用泥质灰陶模制而成，低温素烧，表面施粉。人物俑采用头、身分别模制，先用前后两片范模压出头和身躯的前后片，再经粘合，身躯中部又使用内范，因此中段呈空腔。镇墓兽的制作方法基本也如此。西晋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随葬俑群都遵循新的丧葬礼仪制度。
西晋俑器造型已完全失去了汉代陶俑所具有的动感美特征，造型由姿态生动转为比较呆板，人物大多为站立状，形象单一。陶马体矮腿粗，已无东汉陶马骏健的风采。淘汰了东汉时的百戏人物俑造型。
（二）南朝时期
陕西地区南朝陶俑以安康南朝墓为代表。
安康位于陕西南部，是四川、湖北、陕西之间的交通要道。南北朝时期，大量人口迁徙于汉水流域，因此，在今天的汉江南北分布着许多南北朝时期的墓葬。
1982年，安康地区文物工作者在安康长岭发掘了一座南朝晚期墓，从墓中清理出陶俑共71件，其中仪仗俑15件、武士俑8件、徒附俑27件、侍仆俑12件、胡俑2件、文吏俑1件、鞍马1件、镇墓兽1件及鸡、猫、狗模型4件。
横髻女俑，高11.5厘米。头挽横髻，细目小口，面貌清秀，微含笑意。身穿鸡心领窄袖长袍，腰间束宽腰带，单腿曲跪，右手撑地，左手横于胸前，呈现一种吹火的姿势。
胡人俑，高31厘米。头戴瓜皮帽，戴护耳，帽顶有一孔，原叉有饰物，现已失。高鼻阔口，凝眉瞪目，身穿高盘领宽袖衫，无衽。足蹬黑色鞋。右臂屈肘向前，左臂斜垂腹侧。
镇墓兽，高27厘米。人面兽身，昂首蹲坐，獠牙外露，络腮胡向前翘起，呈尖铲状，背有尖齿，俑体内空。
安康长岭墓出土的陶俑，在发髻和服饰形式上多种多样，人物造型写实，形象活泼，从形式上表现出与隋唐文化的接轨。
此外，1982年，在汉水北岸长岭乡也发现了一处南朝砖室古墓，从中出土南朝时期的各类文物，其中陶俑有12件，内容有男击鼓俑、男吹奏俑、男歌唱俑、女奏乐俑、女歌舞俑。
男击鼓俑，高32厘米。身穿宽袖衫，腰系带，头戴长沿高脊帽，帽顶有一个小孔，原饰物已失，右脚向前跨出，右手扶鼓，左手呈击鼓状，且歌且舞，形象生动。
女奏乐俑，高12厘米。头挽高髻，身穿小尖领窄袖上衣，腰束双带，胸部以下围长裙，脚尖微露，盘腿而坐，一手按地，怀中抱有一件乐器，身体前倾，头微偏，身佩饰物。
这座墓出土的陶俑形象以家内伎乐俑为主，显示了墓主人生前的兴趣爱好。
代表南朝陶俑最高艺术水平的是南京西善桥所出陶俑。南京西善桥大墓发掘于1960年，时代为宋晚期，墓中所出女俑造型十分独特，是南朝陶俑的典型佳作。
西善桥女俑，高37.5厘米。灰陶，模制。现藏南京博物院。女俑头梳高大别致的发髻，脸庞圆润，眉眼细长，鼻梁挺直，微笑的嘴巴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娟秀美丽，温柔娴淑的女性。女俑内着无领内衣，外穿宽袖曳地长袍，微露小巧的足尖。
女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高大别致的发型，发型为高髻，发髻左右宽厚，两鬓抱面，并向上耸起，头顶部也有一股头发直耸，形成三股头发高耸的发型。这种发式在东晋南朝时非常流行，应是文献中所记载的“飞天紒”。西善桥墓所出女俑的发式，印证了假髻从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开始增高，历宋、陈越来越高的发展趋势。服饰自晋以来也加大加长，双袖宽度也越来越宽。陶俑服饰和发式的变化，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风尚的变化。
南朝陶俑发展到梁代，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制作仍以模制为主，再经细部加工。动物俑则完全采用手工捏制，极少彩绘俑。石俑也只注重于形体轮廓的塑造，不做细部地精雕细刻，线条简洁明快是南朝陶俑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
南朝俑以个体形式出现较多，组合俑群缺乏，风格写实，不论是人物俑还是动物俑，大多呈站立状，动作幅度不大，强调一个“静”字，这种以静为美的创作风格，是南朝陶俑又一个鲜明的艺术特点。
东晋南朝墓葬随葬明器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陶制牛车模型与陶俑配组，这种做法在西晋墓中就很常见，到了东晋南朝，陶制牛车更成为十分流行的明器，反映了东晋南朝时期的社会风尚。
东晋与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在建康，因此艺术风格和制作工艺十分相近，概括起来，即东晋至宋前期陶俑制作粗拙质朴，至宋晚期则逐渐向写实精致发展，但与同时期的北朝陶俑相比，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来说都相差很远。
（三）北朝时期
西晋灭亡后，北方各少数民族乘机入主中原，政权不断更迭，形成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在北方十六国时期，一方面由于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手工业的发展，制陶业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由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与中原汉文化不同，所以这一时期大部分的墓葬没有随葬陶俑的踪迹，进入北魏时期，这种状况才有所转变。
北朝墓在陕西境内发现较少，主要有西安南郊草场坡北魏墓、西安任家口229号北魏墓、长安县北朝墓和汉中市发现的一座西魏墓。
北魏政权建立于386年，为北魏鲜卑族人拓跋珪所建，前期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移都洛阳。
北魏墓葬中随葬陶俑的发展轨迹比较清晰。1955年和1961年先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发现的约4世纪末的北魏早期墓中，没有随葬俑的痕迹。随后，1975年在呼和浩特市内南侧又发掘了一座北魏早期墓，这个墓葬时代略晚于美岱村北魏墓，墓中出土陶俑群15件，内容分四组：第一组为镇墓武士俑。第二组为出行仪仗俑。这一组出现了骆驼和牵驼俑，这是北魏俑群新增加的内容。第三组为侍仆俑和乐舞俑。第四组是庖厨俑类，包括羊、猪、狗、鸡和灶、磨、仓、碓等模型。可以看出北魏早期墓葬内随葬的陶俑仍沿西晋旧制。
西安草场坡1号墓所出陶俑是北魏早期墓葬的代表。这座墓发掘时间是1953年，共出土陶俑120多件，武士、骑马乐俑等出行仪仗队俑围绕在牛车周围，出土陶俑量比三国、西晋大为增多。内容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外出仪仗俑，包括武士俑、甲骑具装俑和骑马鼓吹俑等，多放置于墓道小龛内。这一组外出仪仗俑与西晋时期仪仗俑有所不同，呈现出了新的特征。1、武士俑及重装骑兵明显增多，能够看出俑群的军事气氛大大加重。2、出现了新的陶俑品种，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俑。3、出现了少数民族形象的陶俑，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加剧。第二类是男女侍仆俑和乐舞俑。第三类是庖厨俑类，仍沿袭西晋旧制，有猪、狗、鸡和井、灶等陶模型。草场坡早期北魏墓在承继西晋旧制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对后来的北朝陶俑有直接影响。
这座墓葬出土陶俑内容十分丰富，种类也复杂多样，有甲骑具装俑、鼓吹俑、铠甲武士俑、十字高髻俑等，形象新颖，造型生动。在这座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甲马俑，这类骑士与马同时披甲的俑是第一次出现，它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的历史背景。
草场坡1号墓出土的陶俑造型简洁生动，表现了汉魏以来的现实主义作风。
到了北魏太和年间，随葬俑群的风气更加盛行，这以1965年在山西大同石家寨发掘的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为代表。司马金龙夫妇入葬时间是延兴四年至太和八年（474——484年），这座墓为我们提供了孝文帝迁都改制以前北魏随葬俑群的资料。司马金龙是北魏显官大将军，墓中随葬陶俑达365件，木俑2件。俑群按内容仍分四组。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随葬俑群值得注意的是俑群组合中军事性质的陶俑比重进一步加强，各种步兵、骑兵俑数量达210件，超过陶俑总数的一半还多，在骑兵俑中除披甲骑兵俑和甲骑具装俑外，比草场坡骑兵俑多出轻装骑兵俑。
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处于北魏随葬俑群由初始阶段到形成定制的转变期，同时也是埋葬制度由北魏初期以鲜卑习俗为主，逐渐转向接受汉晋埋葬制度的许多内容，并创立新的埋葬制度的转折期。
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俑装饰方法与草场坡陶俑不同。草场坡陶俑全部为彩绘装饰，而司马金龙墓陶俑的装饰方法则采用彩绘颜料和色釉相结合，标志着陶俑装饰方法向多样化发展并日趋成熟。
长安县北朝墓于1986年发现于长安县韦曲北塬，共有两座，从中出土了陶俑43件，内容包括武士俑、男侍俑、女侍俑、马、牛羊、鸽子、狗、猪鸭等。
武士俑有4件，分两式，高37.5—58.5厘米。
1式：2件。俑头带盔，身着短袍，内穿铠甲，下身着铠甲，两手紧握。俑眉目清秀，表情威严，做工精致。
2式：头带盔，身披长袍，两手握拳，上下交叠放置于胸前，手中应该持有兵器。
女侍俑有4件，通高25厘米左右，分两式。
1式：头发从两侧挽束交结于头顶，双手交抱于胸前。朱红小口，眉、目用彩绘描画。
2式：上身着衫，下身着裤，双手交抱于胸前。头梳髻结于头左后侧，眉、眼用黑彩描绘，口涂朱红。
这座北朝墓随葬陶俑的架构仍然是以牛车以及围绕牛车的出行仪仗俑为主，这是北朝墓葬中典型的随葬礼仪制度。陶俑造型简洁明快，栩栩如生，是汉魏以来写实主义雕塑手法的继续，尤其是形体高大的武士俑，头带硬盔，身着鱼鳞铠甲，威武雄壮，英姿不凡。在北朝墓葬中随葬有大量武士俑，一方面表明这一时期战争的频繁，另一方面从武士身上所穿的铠甲看，也反映出作为战争防护武器的甲胄有了很大的进步。
北魏前期墓葬随葬陶俑的新特征
1、俑群组合中带有军事性质的陶俑从草场坡北魏墓到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比重日益加重，是当时社会动荡局面的反映。
2、出现了新的陶俑品种，骆驼、牵驼俑及“甲骑具装俑”。俑群中大量的甲骑具装俑和骆驼，显示着游牧文化和北方民族军队的特征。
3、陶俑中出现了少数民族形象。陶俑中有相当一部分呈典型的北方民族的体貌特征，深目、高鼻、多髭。武士俑体格强健，神情骠悍。服饰多着过膝翻领窄袖装，头带风帽，有着鲜明的鲜卑风格。
北魏前期陶俑制作较粗率，造型拙朴，仅塑出俑的大概轮廓，线条不分明，缺乏细部雕饰，一些俑的身体比例不协调。
北魏后期，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在鲜卑政权推进汉文化的过程中，新的埋葬制度确定。1965年在河南洛阳盘龙冢村建议元年（528年）常山文恭王元邵墓出土的陶俑群，正是形成新的埋葬制度后的代表。
元邵墓因为曾经遭受到盗扰，俑残失许多，现仅存100余件陶俑。俑群组合仍分四组。第一组镇墓俑，由一对兽形和一对人形组成。镇墓俑造型日趋狰狞，神秘色彩更趋浓郁。元邵墓镇墓俑人形和兽形各一对的组合模式，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后直到隋唐，镇墓俑组合都依照北魏模式。第二组是出行仪仗俑。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围绕着数量庞大的骑兵俑、步兵俑和乐队，还有随行负物的驴和骆驼。胡人俑形象更为多见。第三组是男女侍仆俑和乐舞俑。第四组是庖厨类俑。这一组元邵墓缺失较多，只存留一些呈操作状的女仆俑和2件陶猪。庖厨模型也已缺失。
北魏后期陶俑制作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俑形体比例协调，俑型塑造精确，细部刻画准确，不仅注重把握俑的动态，而且也照顾到了形貌的写实，做到了形神兼备。这一时期陶俑以泥质灰陶为主，红陶较少，胎质坚硬，北魏后期陶俑艺术的大幅度提高，标志着北朝陶俑艺术辉煌地到来。
（四）西魏——北周时期
西魏一北周时期发现的墓葬不多，主要有陕西咸阳胡家沟西魏大统十年（544年）侯义墓、陕西汉中崔家营西魏墓、陕西咸阳坡刘村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拓跋虎夫妇墓、底张湾北周墓和宁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贤墓。陕西、甘肃和宁夏地区是西魏、北周所统辖的区域，因而陶俑大多出土于这一带。西魏一北周陶俑无论是题材，还是俑的造型，都承继北魏陶俑风格。陶质以青灰色为主，模制，许多陶俑使用单模制作，因而背部扁平，这也是这一时期陶俑特点之一。
陕西咸阳胡家沟西魏侯义墓发掘于1984年12月至次年1月，从墓中清理出随葬陶俑41件，内容包括镇墓兽2件、武士俑10件、侍从俑27件、文吏俑11件、女俑6件、胡俑1件、骑马武士俑9件、骑马乐俑21件及动物俑骆驼、马、驴、狗、鸡、等8件。
镇墓兽分人面和兽面两种，通体涂红，俯卧，脊上有鬃。人面镇墓兽下颏有须，双耳竖立，耳边有短角。长23，高10.2厘米。兽面镇墓兽长嘴前伸，长牙外露。长24，高10厘米。
武士俑，圆眼高鼻，头戴兜鍪，额前有冲角。身穿明光铠，肩有披膊，兜鍪、铠甲上涂红色。下着裤，右手半握下垂，似持有物，现物已失。左手持一长条形盾牌，盾涂红色。
女俑头梳双髻和圆形高髻两种，通高13.5—15.5厘米，身穿红色交领长袍，下着裙，双手拱于胸前。
骑马乐俑，通高15厘米左右，通长14厘米左右。武士头戴风帽或笼冠，身穿左衽翻领长袍，腰束带，外披套衣，衣冠及帽均涂红色，手持各种乐器。
侯义墓是首次发现有明确纪年的西魏墓，通过这个墓葬，我们可以了解西魏时墓葬的形制及随葬俑器的特点，这些陶俑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服饰、乐器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陕西汉中崔家营西魏墓出土的陶俑代表了西魏——北周陶俑制作的最高水平。崔家营西魏墓俑群排列有序，均放置于墓葬前室内。中央放置大型军俑1件，东边布列6路纵队仪仗俑共66件，仪仗俑前边右侧置陶牛一件，西面紧靠墓壁置双人牵马俑和人面兽身镇墓兽各1件，在通道两侧和墓室西北还置列陶俑数件。
仪仗俑的构成为将军俑、武吏俑、文吏俑、兵士俑和侍女俑，内容组合和陶俑数目较东魏——北齐墓陶俑明显减少。
崔家营西魏墓中出土的镇墓兽别具特色。俑高37厘米，为人面兽身，仰头，翘鼻，面带微笑。前腿立撑，后腿蹲坐，尾巴在后面卷屈，镇墓兽面部表情丰富。
武士俑，高40——41厘米，头戴冠，身穿“裲裆铠”，上为宽袖衣，下着宽筒裤褶，足蹬靴，双手或平抬，或前拱，呈站立状，造型挺拔。
西魏——北周时期绝大多数陶俑制作工艺稚拙而粗陋，造型粗放而质朴，以表现大轮廓为主，缺乏细部雕饰，特别是北周墓出土陶俑最为突出。如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所出武士俑，腹部凸起，身体宽阔，没有武士的英武气概。咸阳底张湾北周墓出土的陶马，四肢粗短，体型臃肿。
南北朝时期陶俑的发展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格局。北朝所发现的墓葬随葬陶俑往往以俑群的形式出现，数量多，规模大，质量高，形成了固定的组合架构。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随着汉化政策的深入，丧葬制度的日趋完善，陶俑的制作突破了前代古拙生硬的作风，转而注重细部的刻划，代表了这一时期艺术的最高水平，它为随后隋唐时期陶俑大放异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南方，东晋南朝时随葬俑群的发展速度远不如北朝那样迅猛，仍沿袭西晋遗风。墓中随葬陶俑数量少，规模小，一般常见的是男女侍仆俑、牛车和鞍马。男女侍俑眉清目秀，体貌具有南方人的特征。南朝墓中多以个体形式出现，缺乏组合俑群。形象塑造多呈静态，人物俑多为袖手站立状，动物俑则几乎一律的四足伫立形式，既使有个别呈伏卧状的动物俑，也是卧而不动。这种以静为美的审美情趣，是南朝陶俑一个鲜明的艺术风格。
北朝陶俑制作工艺仍以模制和彩绘为主。模制有两种方法：一是双模法，即俑模分前后两片，先用半模制出俑的前后部分，再粘接在一起。二是单模法，即俑模只有前半部分，后半面呈抹平状。彩绘色彩鲜艳。
南朝陶俑的制作有模制和捏制两种，工艺较北朝逊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俑塑艺术风格总的特征大致分成两类，即魏晋时期的“秀骨清像”特点和南北朝时期“褒衣博带”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