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加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比起洪秀全的第一个实际支持者冯云山来，要晚得多，然而，东乡封王时。杨秀清被封为东王，取得了能够节制包括冯云山在内的诸王的权力和地位。杨秀清地位的上升，除了与他本人的杰出才能有密切关系外，还由于他掌握了太平天国的神权一一代天父传言。杨秀清“父传言”这一独家发明，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曾起到了团结起义民众、巩固洪秀全领袖地位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运动的发展。由于杨秀清帝王思想急速膨胀，不断滥用这一权力，导致了与洪秀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最后为洪秀全、韦昌辉所诛杀。
1843年，几度科场失意的士子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福音圣书《劝世良言》的启迪，毅然抛弃了功名愿望，联合密友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准备发动农民，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洪秀全、冯云山进行了分工，洪秀全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著书立说，为发动起义作思想准备。冯云山则深入到形势险要的广西紫荆山地区进行实际斗争，开拓基业。在冯云山的积极宣传组织下，贫苦农民与当地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紫荆山地区渐成起义摇篮。正当洪秀全赶赴紫荆山区，起义日渐成熟的时候，杨秀清首次演出了“代天父传言”这一影响致深的一幕。
杨秀清（1823—1856），广西桂平平隘山人。原籍广东嘉应州，属客家，世以种山烧炭为业。杨秀清本人“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倍受欺凌的生活使他成为紫荆山地区最早接受冯云山宣传的烧炭工人之一，并很快成长为意志坚定的骨干。1847年12月，武宣的地主团练首领王作新，向桂平官府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神明，冯云山被捕入狱，后经会众拼死相救，方幸免于难。1848年1月，王作新再以“聚众谋反”罪名把冯云山和卢六逮捕，转解桂平监狱。洪秀全获悉后。立即赶赴广州设法营救。由于洪秀全、冯云山两位主要领导人都脱离了紫荆山区，队伍内呈现群龙无首之状，许多人开始心怀异志，表现出不同的动向：或畏惧退缩，或动摇观望，而混迹于队伍中的奸细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有的甚至用当地流行的“降僮”这一迷信活动，分化队伍，加之内有疫病流行，外有团练压迫，队伍终于出现了人心惶惶，大有顷刻瓦解之势的严重局面。这样，一度呈现大好形势的紫荆山根据地发生了严重危机。在这一关键时刻，杨秀清沉默寡言两月有余后，于1848年4月6日（农历3月3日），在洪秀全早年“异梦”和当地“降僮”迷信活动的启示下，找到了灵验药方：自称天父“附身显圣”，“代天父传言”。据韩山文记载：当时杨秀清“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明个人，又宣露人之隐恶。此外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又号令兄弟们如何去作。他的说话大体对会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传言的具体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这就是杨秀清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此后直至1856年在天京变乱中被杀，杨秀清曾多次重演了这一幕。
杨秀清在1853年以前的“代天父传言”，总的来说都起了积极方面的作用。但其中影响最大，进步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数第一次“代天父传言”。
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主观动机完全是出于对起义事业的热心和诚恳，不能把前后不同时期的“传言”动机混为一谈。杨秀清挽救危机时之所以采取宗教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则是由农民本身的局限性和太平天国运动本身的宗教色彩决定的。由于洪秀全发动之始可以披上宗教外衣（从理论到组织），那么杨秀清用宗教方式来号召群众，稳定军心，不但不令人费解，而且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杨秀清在采取宗教的形式时，还巧妙地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疾病流行）与“天父赎病”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极大地吸引了“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使形将瓦解的队伍能够继续集结在洪秀全的旗帜之下。
杨秀清在传言中第一次以天父的口吻打出了洪秀全为天下“万郭（国）真主”的旗号，号召党众不要叛逆天父，并许诺为世人赎病，这些无疑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它不仅给会众以精神寄托和安慰，而且使洪秀全的“人主”地位有了神圣依据，大大巩固了内部的团结。正因起过如此明显的积极作用，所以，当洪、冯回到紫荆山根据地对形形色色的“传言”活动一一审查时，只把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和萧朝贵的“代天兄传言”审判为“真者”，其他“传言”均被斥为妖言惑众，传言者被清出队伍。后来洪秀全还亲自下诏，定三月三日为“爷降节”。
杨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枢纽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
杨秀清通过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西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1853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政权。杨秀清三权归一，已经成为总操万权之职的实权人物。但是，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洪杨们随着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其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了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杨秀清的独揽大权，对洪秀全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让洪秀全非常难堪：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入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行为，更让洪秀全难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争夺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
1856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骄矜自傲，“不能自忌”。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已再没有退路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现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清，一面激怒韦昌辉。1856年9至11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洪、杨决裂过早地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