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最令人注目的变化是：大量的流氓及江湖帮会的出现。中国近代为何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江湖帮会？他们是怎样组织的从根本上说，江湖帮会的出现，是由晚清以来人口的膨胀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造成的。江湖帮会的组织结构是模拟中国传统的血缘家族的模式而成。
江湖帮会产生的首要背景是清代的人口大膨胀。从康熙末年到乾隆末年，70余年间，人口由1亿多猛增到3．1亿，翻了两番。由于土地和生产无法与人口保持同步增长，因而，从清中期起，人口生产和物资资料生产的矛盾，就日渐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过度的资源开发所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地主阶级随自身人口压力而同步增长的对土地和财富的贪婪，更加剧了过剩人口产生的进程。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更直接导致了沿江沿海中国农村的破产。于是，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脱离土地流徙四方，开始了渺无尽头的谋生路程。脱离了传统社会血缘和地缘脐带的人们，在艰苦异常的求生挣扎中，必然会结成一些社会群体，由于早已失去生产资料，游民群体的主要求生手段必然是寄生性和非法性的，从而也决定其组织的反现存秩序性或反政府性，这就构成以游民为主体的江湖帮会的社会生态环境。晚清时期是江湖帮会空前活跃和发展的时期。由于江湖帮会组织的寄生性和反政府性，它只能在传统社会控制力量相对薄弱和生活来源较为充裕的地区发展。嘉道以来农村的日益残破和商业城镇的发展，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东南沿海、沿江一带兴起的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澳门、长沙等，便成为江湖帮会组织大量麋集和主要活动的地带。江湖帮会名目繁多，帮派林立，主要可分天地会和哥老会两大派系。天地会主要活动地区在福建、两广，以及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太平天国时期迅速蔓延至湖南、湖北和贵州、陕西等地区，清末，长江流域成为哥老会活动最盛的地区。咸丰以后南方各省的许多乞丐、盗窃帮伙，也逐渐被天地会和哥老会所控制和同化。由于产生江湖帮会的生态环境的规定，为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而组合在一起的人们，不可能有多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因而，“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和“得财分用”等信条，便成为吸引和维系会众的主要精神纽带。江湖帮会是以脱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游民结社组织，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家族制度，是形成游民社会组织的天然范式，因而，失去天然血缘关系的人群，在共同的命运驱使之下，必然会模拟血缘家族的模式而建立起一种组织，组织中的成员按宗亲关系分为不同辈份，彼此以父子、兄弟相称，遵照封建等级制度的原则，严格等级辈份，不得逾越；由于会众之间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来维系和制约，因而，江湖帮会组织内部又规定了外在的誓条和刑罚，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又由于江湖帮会组织纵向控制的强制性和横向控制的乏力，又决定了各帮会之间的互不统属和分散性。
由于江湖帮会组织结构是模拟封建家族制而成，因此，首先要确立的是家族中的严格等级。各帮都制定有一套严格的辈份等级制度，如青帮的辈份是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24字排辈。洪门的排辈结构叫“三十六步半”，也就是36个等级和36级辈份，加上已退居幕后的老堂主和“制皇”的半个“官职”。其职位共分为8个等级，顺序从1一1O，第4和第7两级因发音忌讳而不列入其中。第一级有制皇、龙头、坐堂、陪堂、盟证、香长、管堂、刑堂、执堂、礼常、护剑、护印、心腹、新一。第二级有圣贤。第三级有桓侯、披红、插花。第五级有红旗、黑旗、蓝旗、青刚。第六级有花冠（巡风）、巡山、镇山、附云。第八级有白旗和八德。第九级有九江、江口、检口、守口、斗口。第十级有大、小么满、钢章、铁印。上列各级官职虽庞杂，龙头一般为总管家，圣贤多为军师，桓侯主持日常事务，其下各级各有职掌，分工十分具体。江湖帮会内部成员虽以兄弟相称，但等级制度极严，龙头大爷拥有绝对权威，下级要完全服从上级，由于内部权力无制衡机制，江湖帮会组织一般都实行首领独裁制。江湖帮会都有一套十分独特的山堂（香堂）制度，山堂布置得森严而神密，堂前除了供有列祖列宗的牌位外，还供有关公、岳飞等牌位。洪门山堂前高挂一盏红灯，灯下插七星宝剑一把，置放有一尺、一秤、一镜，还放有刻着龙凤的棍棒一对。结拜兄弟为开香堂最经常的事务，哥老会入会时先由会中首领以唱诗的形式讲述本会的历史、宗旨和规矩，然后，人会都要钻过由刀剑架起的“剑桥”接下来用银针刺破中指，滴血人酒中共饮。最后由盟兄发给本会凭证一一腰凭或称票布，从此此人便成为该会中的一员，除死亡之外，不得脱离和背叛组织。无论何事开山堂，只要形成议决，会众都要杀雄鸡、喝血酒，还要在列祖列宗之前吟诵盟誓，由于这类行为的普遍性，开香堂和饮血酒便成为会堂组织的一个代名词。
江湖帮会组织的控制机制主要体现在其“家法”之中，各帮派都订立了极为严格的家法，若有违犯，轻则体罚，重则丧命。江湖诸帮会都制定了严格的帮规，凡不孝父母、越礼反‘教、临阵退缩、私造谣言、欺兄灭弟、调戏兄嫂、引水带线、贪财爱宝、私看内财、红面视兄、不遵节制、酗酒行凶等都要分别处以各类刑罚。严格的等级制度，残酷的刑罚，加上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使得江湖帮会组织在结构上呈现出极为落后的封建性，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决定了江湖帮会在晚清极度动荡的社会变革进程中，虽数度兴风作浪，但始终只能处于配角的地位。
江湖帮会的参加者最初都来自社会下层，主要是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江湖游民，但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原属社会中、上层的许多地主乡绅也开始加入江湖帮会之中，《申报》上曾有记载：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弟子，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清末四川哥老会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号，只有管粮户、土绅、掌权的首事和秀才等才有资格加入仁字号，而山堂中的大爷也多由仁字号中人担任。虽然这些文人士绅侧身江湖各有目的，但这种状况的出现却是引人注目的，它一方面显示传统社会的控制机能正濒临崩解；另一方面也说明江湖帮会势力已发展壮大到足以让各阶层人们，尤其是传统社会中上层人土觉得它可以保护自己，或有被利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