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在跟其他民族的接触交流中，其语言自然也会因相互接触而导致相互借入的现象。对于这些原非本民族语言所有，而是从其他语言借入的语言成分，一般都称之为外来词或外来语。外来词的进入可说是民族语言词汇丰富的重要因素。我们的汉语也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来自其他语言的词语，因此，现代汉语教科书在述及汉语词汇的构成与发展时，总少不了要提及外来词的情况。
拿承载着几千年悠久文化的汉语来说，在很早的时期汉语就跟他族语言有过接触和交流，结果是汉语一方面从其他语言吸收了不少外来词语，另一方面也向其他语言输送过一些汉语的词语。当年佛教传入我国时，一些与佛教有关的词语，如“菩萨”（梵语）、“天竺”（古波斯语，印度旧称）等，就渗透到汉语中来，在佛经的汉译中可以看到许多属于古印度语的外来词。至于我国汉语词汇被他族语言吸取过去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随着我国历史上茶叶和丝绸的大量外销，许多国外语言的“茶”和“丝”这两个词都是借自汉语的，如英语“tea”源自我国茶叶主产区闽方言中“茶”的音读te，而“silk”一词则明显来自汉语的“丝”。其实，早在公元4世纪后，随着中国文化的进入，日本就开始从我国借入汉字，所谓“训读”，就是借入我国汉字连同它的字义而用日语的语音来读。一般来说，外来词语的吸收总是伴随着外来事物或观念的吸收而吸收的。近代我国南方闽、粤等地华人不断涌入东南亚各地，这就促进了闽、粤方言和东南亚侨居国语言间的交流，从而使其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对方的一些词语。
有学者专门研究印度尼西亚语，发现其中跟汉语闽方言相互借用的日常用语相当多，如“豆腐”这样地道的中国食物名词，早就随着华人的进入传进印度尼西亚语中去了。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以借自英语的为最多，这跟近代海禁大开，使用英语的国家、人民跟我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是分不开的。南方粤方言区是对外往来首当其冲的地带，粤语中的英语借词自然也就特别多。香港地区回归前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更使得香港粤语中存在着众多来自英语的借词，有的来不及考虑如何借用，干脆照搬照说，这也就是在口语交际中日益普遍的“语码夹杂”现象产生的原因。从“的士”到“士的”，从“士多”到“多士”，还有“士多啤梨”之类，光是带“士”的外来词就不知有多少！
汉语中的外来词，从来源上看，有的是直接从原语借入的，有的却是从其他的语言间接吸收过来的；有的是从口语吸收过来的，有的却是通过书面文献吸收过来的；有的是较早吸收进来的，有的却是近期才吸收过来的；有的是汉语共同语吸收过来的，有的却是某个汉语方言借用进来的，总之是来源不一，相当复杂。但不管怎样引进，都必然要加以改造以适应汉语及其方言语音的特点。例如，汉语具有音节比较单纯、每个音节一般都有元音、没有复辅音等特色，在吸收外来词语时就都必然会考虑到外来词读音的改造问题。改造的结果有的因为外来词的音在汉语语音系统中没有，就只好凑合点儿用相近的音来表示，明显的如外来语中的r音汉语吸收过来后就常用l的读音来表示；而外语中复辅音，如pl-、st-等本都只是一个音节，吸收过来时往往就在每个辅音后面加上一个元音，使之成为两个音节。
汉语中的外来词，从吸收的方式上看，主要有音译和意译两种不同的方式，当然也有把音译和意译结合起来用的。由于音译最为简便、最易吸收，时下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外来词，自然是以音译词为主。在香港，走上街头，打开报纸电视，音译词触目可见，如“巴士”、“沙发”、“咖啡”、“摩登”等。至于意译词，一看就明白的莫如“牛津”这个词了，照着原词Oxford的意义翻译成汉语。这类意译词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与日俱增，如时下遍布各地的“超级市场”一词，也属此类意译词。从严格意义上说，一些已是基本词汇的常见词，尽管所代表的事物或概念原先是外来的，但该事物或概念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早就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早就使用汉语的构词成分、根据汉语的构词方式造出一个相应的汉语词来了，这就不能把它看作是外来词。一句话，不能把汉语中所有表示外来事物或概念的词都视为外来词。例如早期从国外引进的“西瓜”、“黄瓜”、“胡椒”，以及后来陆续产生的“火车”、“飞机”、“电灯”、“轮船”、“电话”等一大批现代社会中的常用词，就不能看作是外来词。再举个例子来说，早年的“德谟克拉西”是音译的外来词，后来的“民主”就不被看作是外来词了。同样的道理，当年说“哀的美敦书”时，明显是用了一个外来的音译词，但现在说“最后通牒”，就不是外来词了。意译有个基本条件，必须准确理解这个词或词组的意思，最好连同它的来源也有所了解。意译的方法是有高下之别的。因为意译不一定是直译，有时还得费神斟酌如何概括原意，在文艺界甚至还会考虑到如何给引入的作品起一个艺术性的译名。突出的例子莫如给一部著名的外国电影或文学巨著安上汉语的名称了。记得年青时到电影院看外国名片，首先就为这些片子的译名所吸引，什么《剑胆琴心》（The Magic Bow）、《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多么有意思啊！为了适应汉字的表意特点，一些本来可以直用音译的外来词，人们又在音译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表意的类名，如“卡车”、“拖拉机”、“芭蕾舞”、“沙丁鱼”等；有的甚至还在音译中选用音义相关的音节，如“幽默”、“维他命”、“乌托邦”等。真是绞尽脑汁，匠心独具！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吸收外来词的关键——如何处理语言间的对译，的确是一门不小的学问。
尽管外来词的吸收方式不外乎音译和意译两个方面，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论音译还是意译，都出现了五花八门、各呈异彩的局面。同一个人、同一个地方，乃至同一件事物或同一个概念，用汉语汉字表达出来却完全不一样的现象比比皆是，特别是外国人名、地名等的翻译十分混乱，实在是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由于使用方言音系和使用共同语音系来音译外来词效果完全不同，加上你用音译我却用意译，还有其他一些涉及文化、心理等的因素也夹杂其间，就使得在香港与内地外来词的命名有了很大的差别。同是电影《乱世佳人》的男主角，香港译成“奇勒基宝”，内地却译成“克拉克·盖博”；同是那条鼎鼎大名的沉船，香港称之为“铁达尼”号，内地却说是“泰坦尼克”号。这分明跟粤语和共同语语音特点的差别有关。由于粤语音系中有塞声韵尾不必念出声来的特点，Clark就可译成两个音节“奇勒”，而按照共同语的语音特点，就被译成三个音节“克拉克”了。影城好莱坞在香港是“荷里活”，前美国总统布什在香港是“布殊”，澳洲名城悉尼香港译为“雪梨”，还有新西兰与纽西兰、旧金山与三藩市、新加坡与星加坡等。最有趣的是一些著名品牌，偏要给它一个“吉利”的中文名，如港人把日本汽车Mazda 叫做“万事得”（内地叫“马自达”）、把电器牌子Canon叫“锦囊”（内地叫“佳能”）、把Sharp叫“声宝”（内地叫“夏普”），受同样心态的驱使，内地也给德国汽车Benz安上一个漂亮的名字“奔驰”，等等，无不加大了译名的分歧。看来对形形色色的外来词译名进行必要的规范，实在是在所难免的了。谁来规范？怎样规范？调查研究应该先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北京，已经有相应的机构在研究这类问题了，香港的有识之士，如中国语文学会在会长姚德怀先生的大力倡导下，过去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我想一旦条件成熟，就应该把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制定法规，通过语言文字权威部门公布实行。我们正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