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如“以其地”：伏羲居于东方，也称太吴氏；神农居于烈山，也称烈山氏；黄帝居于轩辕之上，也称轩辕氏。
2.殷代命名特征：天干地支
据《殷帝王本纪》中记载：
“……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就是成汤，汤伐夏桀，放之历山，递践天子位。”
由此可见，殷帝王命名的特点是纯取天干。在殷代，不仅帝王用干支取名，子民也普遍把干支置于名中。如见于青铜器上的父丁鼎、父甲鼎、父丁爵、虎父丁爵、鱼父丙爵等等。“父”乃尊称，虎父丁爵，表示父丁是猎人。鱼父丙爵，则表示这位父丙是打鱼的。
甲骨文中发现有名“午”、“卯”的，表明地支为名亦见于殷代。这时的臣民命名用干支，大多是以自己生日的干支为名的。
3.春秋姓氏特征：循规蹈矩
春秋战国时期之命名，讲究“五法六规”，是为避讳之滥觞，但由于“世乱不知礼”，遵从者甚少。倒是人们对没明确规定的命字志趣相投，人人都讲究命字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故《白虎通》有云：“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
时人命字讲究同训、对文、连类、指实、辨物等。如宰予字子我，去疾字良等，即为同文相训；郑公孙黑字子皙，卫端木赐字子贡等均为反义相对；孔鲤字伯鱼，屈原字平，项籍字羽等则为辨物统类。
沿承殷代，名字用干支者甚众，配合阴阳刚柔，如郑石癸字甲父，癸，水也，柔日也；甲，禾也，刚日也，刚柔相济，讲求五行生克，是周人的新发现。
受文字语言常用无意义的助词的影响，先秦人名在书写和称谓时，往往注入像“之”、“不”之类的语气助词，如介之推、烛之武、百之份、宓不齐、韩不信、申不害、吕不韦、高不识、梁不疑等。名中的“不”、“之”字并无含义。只是为了书写的美观（古文书写讲究上下行文）和诵读的上口由别人加上的。后人不知者，将其看成是名字中的一个部分，实则是大错特错了。
4.汉莽王朝姓氏特征：喜用单名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便可发现书中的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单名。如曹操、袁绍、刘备、孙权、关羽、张飞、周瑜、蒋于、黄盖等等。《后汉书》中的人物亦是如此。这两部书纵横三百年历史，即是单名流行三世之史。
单名成滥，肇自王莽。前文有叙述王莽长孙因谋反未遂自杀，莽令其复名会宗，由此表现了莽对单名的偏爱和对二名的不满，黎民百姓纷纷仿效，一时间单名遍天下。王莽皇袍加身才十几年，单名之盛却持续了近三百年，直至魏晋以后，单名还多于二名。
对于取字，汉王朝及其以后朝代多喜用尊老排行或各式各样的美辞嵌入字中。如张禹字长子，杜友字季子，羊祜字叔子，承宫字少子，若不看其名，只认其字，保不准还会把他们当成一家人呢，这是排行字加尊老字混用的例子。在字中加入美辞是汉后至魏晋隋唐历代传颂不疲的取字方法。这些美辞包括：
尊老美辞如公：周瑜字公瑾，杨仪字威公；
称谓美辞如卿：苏武字子卿，司马相如字长卿；
身份美辞如士：庞统字士元，陆晔字士光；
形容美辞如孔：诸葛亮字孔明，陈琳字孔璋；
德行美辞如德：杨修字德祖，张飞字翼德；
行为美辞如奉：吕布字奉先。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5.魏晋六朝姓氏特征：“之”字盛行
魏晋六朝问人名最大特色是在二名后加上一个“之”字尾巴。“之”字作为五斗米道的标帜，记载了当时该道鼎盛时期的状况。当时的显阀与士族，无不采用之字为名，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不避名讳，如祖冲之上有朔之，下有恒之；顾恺之上有悦之，下有宪之等。今天的人看“之”名横行的历史，一般都能猜到是魏晋六朝史，这是以姓名标帜社会的一个典型例证。
6.唐代姓氏特征：“名”“字”相同
唐乃盛世，歌舞升平，国富民强，无论大臣还是草民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这在当时的名字系统中也有反映。唐代人名的最大特点：一是名、字相同，一是喜欢标榜排行。名是用来自称的，字是让朋友呼唤以示尊重的，名字相同，则自己与别人在称呼上就不分你我了，这种自谦且谦人的形式在较为开放的唐代出现是正常的，像郭子仪字子仪、李鼎字鼎、司马之礼字之礼、孟浩然字浩然等，把对方客气和尊重的路堵死了，不由你不随和了。
唐人行第称呼流行。打开杜甫的《草堂诗笺》，诗题上的称呼，满眼行第字，如韦十六评事、樊三十三侍御、高三十五书记适、李十五丈等。唐人诗文集中，这种行第称呼是第一特征。见此特征，断为唐诗，八九不离十。这种习惯不仅畅行于诗中，而且朝野上下，闺阁内外都很流行，如唐高祖呼裴寂为裴二，明皇呼宋济为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是为朝中君臣间的亲昵；徐十一娘、占三娘、朱十二娘、陈卅一娘等，是为闺阁间的和睦。今人读唐史，单从姓名中即可了解唐时的和顺氛围，又可在查阅姓名中，一眼找出唐时诸公的大名，姓名于社会生活的镜像又见一斑。
7.五代姓氏特征：喜用“彦”字
五代十国，兵燹频仍，群雄割据。其时有一怪异现象，即命名多喜“彦”字。起自唐末，迄于宋初，遍于各地，见于史册的大小人物达145人，其中名彦章者7人，彦超者11人，彦威者7人，彦卿者1人。《二十二史记》“五代人多以彦为名”条云，彦本美名，才人多以为名：唐末有宰相徐彦章，左拾遗徐彦枢，供奉官史彦琼，宦官支彦勋。梁有铁枪王彦章，统兵大将谢彦章，节度使沧州卢廷彦、寇彦卿等等，不胜枚举。
8.宋代姓氏特征：常用“老”“叟”“翁”和五行相生之义序辈
尊老养老乃我国传统。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在宋代最为人所敬重，以至时人取名时亦常以“老”字自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孟子语录得以淋漓尽致地贯彻执行。
《左传》云：“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老年人在中国社会素有崇高的地位。由于自尊心驱使，旧文人未臻老境即喜欢作老气横秋之态，韩愈有文称：“我年未四十，而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读后无人不怜，不知已落入韩“老”卖老彀中矣。
才人常以“老”“叟”“翁”“父”字命名取字之风至宋而大盛，马叙伦《读书续记》云：
“宋人自名叟老，可谓创一时之风气，近时朋友相呼辄联其字之一曰某老，固有宋颜绿鬓之少年而老之者，夫老者人毛化也。未老而老之，岂尊之当如是耶？”
另外，宋人命名喜用五行相生之义序辈。如金生水，则父金子水；水生木，则父水子木。朱熹父松，次子野，孙名不显，曾孙凌，自朱松起至朱凌五代，命名皆以五行相生序辈，同代大奸臣秦桧，子熺，孙堪，亦是五行序辈一例。
9.辽金元人姓氏特征：常用“奴”“哥”
阅辽金元三史，触目之处，奴、哥遍纸。掌此三朝者俱为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践鄙文明，镜像于人名则上至中枢宰执、封疆大臣，下至子民百姓，常以奴、哥相称。
《三史同名录》中载有诸多的哥、奴为名的名单，充分证明了当时人们以奴、哥为时髦的现象。
其一，带宗教气息的。如观音奴、文殊奴、金刚奴、罗汉奴、佛家奴、三宝奴等；
其二，带奴隶味的。如阿奴、乞奴、百家奴、大家奴、王家奴、官奴、谢家奴等；
其三，带鄙贱味的。如秃哥、斜哥、乞哥、奴哥、喜哥；
其四，携外族气的。如帖木哥、蒲奴宁、刺哥、银木哥等乃外族原词组合哥、奴而成。
命名加的奴、哥字，是异族人物汉化的初帜。随着时间的久远，汉文化的外渗内透，两种文化相互掺杂，又出现了金人多加汉名和元代汉人多作蒙古名的事。
金人加汉名如太祖本名阿骨打，又名太宗，额尔衮又名宗峻，鄂尔多又名宗辅。
汉人作蒙古名盛于元代。随着蒙古势力对中国的征服，蒙古人的名字也侵入中国历史的园囿，如贾塔尔珲，本翼州人；张巴图，平昌人；刘哈喇布哈，江西人；崔玉小字拜帖木几等。其时，“汉人皆以蒙占名为荣……多仿之。”
10.明清：无十分显要的流行色
明清两代，人口增多，姓名除受政治影响遵循一些清规戒律外，并无十分显要的流行色。
有清一代，满人随名之外，沿袭汉名，多加字号以同之。
19世纪，封建社会的铁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轰然洞开。西方列强入侵，在中国社会掀起阵阵惊涛骇浪，“德先生”和“赛先生”走到中国民众面前，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人名作为社会的忠实镜子，折射着这种历史的起伏变化。
“五四”前后，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乔治”、“约瑟”、“玛丽”等名字，“德”、“赛”二公潜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受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的影响，李天择、张竞生、钱竞存、文竞雄的名字大受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名的重姓氏，且名、字、号齐备的结构亦受到刨根见底的清理，人们再也不把姓名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显，而当做一种纯粹的符号，随意改姓、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来姓名而选用了笔名，成名后干脆以笔名作为真名使用，直至作古。像曹禺原姓万，名家宝；鲁迅姓周，名树人等。历时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也被彻底革除了。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一反常态，常以其名来命名其他事物。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陵、中山装，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找到“中山大道”或“中山街。”另外，社会上同姓不婚现象已成为旧习，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结良缘，伉俪双飞。
这段时期，汉族人名受国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在人名中抒发其意；另一方面，鉴于清廷腐败，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意愿，如章太炎、赵炎午、胡汉民、于右任、戴天仇等，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姓名又在这个历史巨变上显示了时代的轨迹。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福禄寿喜”“荣华富贵”等字眼的名字较多，如钱世福、张有禄、王寿喜等，不胜枚举，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起落而变化，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人们可以从他们几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忆起建国以来的风风雨雨。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如建国初期的“建国”“卫国”“抗美”，大跃进时代的“跃进”“胜天”，“文化大革命”时的“卫红”“卫兵”“文革”等。
姓名群体的社会特征以扇面的形式载下了社会变迁的流行曲，而个体姓名的社会特征则是以其生动引人的故事记述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行为和思想轨迹。
二、个体特征
个体（即单个的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一方面要趋合群体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亦有其个体独特的社会经历，这种独特的社会经历在命名取字上也有一定的反映。
1.名与号
以取名表达个人社会经历的，往往不是自己所取，而是父母或他人代取。因为立名之时，本人尚在襁褓之中，话都不会说，哪能为自己取名呢？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最小的儿子叫李寄，乃因其为徐的遗腹子。徐死后，李寄的母亲被迫改嫁李姓男子，待其遗腹子出生后便为之取名李寄，寓徐姓孩子寄养李家之意。李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后来他又自号“介立”，这个号有双重含义，介于徐、李两姓，介于明、清两朝。1991年江淮大水灾，无数婴儿被人从水中救出，于是“水生”“军生”之名时时见诸报端，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记载。
正是因为个人在取名时无法烙上自己生活的轨迹，有人又别出心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取在别人（主要指后代）名字上。近代诗人、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侵占台湾，曾组织团练奋起反击，抗战20昼夜，终至失败。退回大陆后，其子出生，为了纪念这段经历，遂为其取名“念台。”
从社会生活走入文学作品，作品中人物与其社会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的种种关系常被作家外显在人物的姓名上。小说《女大学生宿舍》中，在箩筐中长大的匡筐；在糖水中泡大的辛甘；攀高枝的裘莉等，都形象地反映出人物的不同生活经历，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中的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单聘人（善骗人）、卜世仁（不是人）、娇杏（侥幸）等，人名都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2.笔名
笔名是表现社会经历的最佳载体，许多作家的笔名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鲁迅一生用过128个笔名，每个笔名都与其当时的思想、环境、处境大有关联。如有人攻击他为“封建余孽”，于是他有了笔名“封余”“丰瑜”“丰之瑜”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他又取“堕落文”“洛文”“乐雯”等为笔名，所谓以其人之道，还之与人，如此针锋相对的笔名，正是鲁迅社会经历和个人品格的反映。
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容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也不会不看到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经历之中，他便取了“矛盾”为自己的笔名，后听从叶圣陶的建议，改名为“茅盾”，以便更像一个真名。
3.别号
笔名而外，别号乃文人墨客载述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阵地。钱谦益降清后，别号“峨嵋老衲彻修”，这位醉于名妓柳如是石榴裙下的人物，缘何以老衲自号，且要铭心彻修呢？原来他当国变之际，为保全名节，理应一死殉国，可他又不舍温柔余生，只厚颜事敌，无奈，只好躲人思想的防空洞里去彻底修悔了。如其诗句“病树不堪蛇在腹，野花唯倚草为心”所言，矛盾的内心，只得在别号上予以宣泄。
曾国藩晚年号求阙斋主人，与其壮年时名寓含的要做国家藩篱志趣迥异。查史发现，自古以来的知名人物，名字多是响当当的，富于进取精神。及其晚年，事业有成，性情渐趋平淡，立号便托身于山林泉石，既超然，也退隐了。地位愈高，将退的气氛愈浓厚，对人也越谦虚。如考父所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俯，三命而趋。”曾国藩位极人臣，命名求阙，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从名字到号的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名人们因社会经历而引起的心理反应。
鸦片战争后，外患内乱，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不少文人的别号又带上了强烈的爱国色彩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个人别号与社会习气相悖的例证。如英烈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号“鉴湖女侠”，周树人号“戎马书生”，沈雁冰号“醒狮山民”等，这些别号，是与其社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
除了取名、命号等以外，人们的改名、改字亦是常常切合时代风云和个人行为轨迹的。
（第四节）古代姓名的贵贱
一、姓名贵贱之分，源远流长
在封建社会，姓氏与人名的贵贱之分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