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惊恐不已，最令他担心的便是列强的武装干涉。于是他立即撰写了10篇总题为《救亡论》的文章。对辛亥革命抱着“惴惴恐惧，惧中国之亡”的心情进行攻击，指责革命会带来动乱、民生惨状和外国干涉，坚持认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只有保存皇位，建“虚君之共和国”，才是最好的方案。当时该文寄至上海，由于其内容诋毁革命，未能发表。
梁启超秉承康有为的旨意，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和其师兜售“虚君共和”的主张。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名为“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之问题”，下篇名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问题”。梁启超在文中反对联邦制，力主单一国体，认为“今后新中国所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共和政体之种类很多，究竟采用何种政体最适合中国之国情？
首先他列举了美国、法国、瑞士等六种不同的共和政体，并且加以比较分析，他说：第一，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实际上是共和专制政体，必然导致君主专制政体，是“最可恶者也”；第二，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适于小国，不适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第三，人民共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如美国，此“共和政体中之最劣者，只可行诸联邦国，而万不能行诸单一国，否则，每当竞选总统，必至于酿乱”；第四，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实无责任之共和政体如法国，此制优于美制，因为选举大统领，不用全国报票，纷争之范围较小，统领无责任故无权力，人不乐争之，故纷扰之程度减，他还指出此制政府更迭频繁，政见屡摇动之不足；第五，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如英国，此制又优于法制，英王与法总统都居政府与国会之外，但英王不加入政党，法总统借政党之力以得选，常见党以滥用职权，或明或暗，牵制总理大臣，造成政界起伏不定，内阁更替频繁。
梁启超最后的结论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较为“圆妙”，这种制度虽“有一世袭君主”，并无实权，“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必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那么君主既无权，似若一土木偶，为什么要设此“虚君”呢？梁启超认为最高统治不用经常竞选，“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因此，梁启超得出“虚君共和”政体最适于中国的结论。
那么，选举谁为君主呢？梁启超认为旧皇室“人心尽去，举国皆敌”，已经不适宜。他却别出心裁地把孔子的后裔“衍圣公”请出来，或者“熏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若清室宣誓立宪，也可以给以虚位。
从梁启超整个“虚君共和”理论来看，虚君共和不过是君主立宪的代名词，反映了他在革命大变动时期进退失据的思想状况。
《新中国建设问题》发表后，梁启超开始努力争取实现“虚君共和”的方针。他致电袁世凯内阁，希望奏请清廷“改中华国，从汉姓，立集国会，定国体。”同时又遥控国内，派同党回国，广泛联络，希望把清朝的军阀官僚、革命党人都纳入他的“虚君共和”的轨道。
12月初，盛先觉受梁派遣携梁启超致章太炎的长信由日本抵达中国上海。按照梁的指示，他所运动的对象主要是章太炎和宋教仁，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盛先觉两访宋教仁不遇，再访时宋教仁已到南京就职于南京临时政府。章太炎对康、梁那一套“虚君共和”理论也极不感冒，认为是“愚者之见”。
梁启超同时还派蓝公武和罗憞瑞运动于北方，他们运动的对象是署邮传部大臣梁士诒和资政院总裁李家驹。通过二人，蓝、罗与袁世凯取得了联系。但此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了。袁世凯久有废清自代的野心，议和时又得到革命派方面“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的明确表示，所以他根本没有保存清帝名号的热情，他对康、梁一派做出的姿态，不过是“别有所图，虚与委蛇”而已。同时革命派坚决不接受梁启超的“虚君共和”之论。
1912年1月19日，与康、梁周旋的梁士诒伙同民政大臣赵秉钧、外务大臣胡惟德上奏，要求废君主制度，实行共和。2月，南北双方达成协议：清帝退位，革命党人选出袁世凯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至此，梁启超苦心孤诣经营的“虚君共和”方案又不得不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