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898年，他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读书，以优异的成绩得到时任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的器重和赏识，蔡也对梁极为崇仰，视为知己，同时也深受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梁、蔡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戊戌变法失败后，蔡锷受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召唤，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士官学校学习。1904年回国，曾先后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习。1905年，他调任广西，历任新军教官和长官，对训练新式军队颇负时誉。1911年，被调任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协统，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策划云南起义，被推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和云南军政府都督。1913年5月，进步党成立，蔡锷被推举为进步党本部的名誉理事和湖南支部的部长。
蔡锷在民国后与袁世凯的关系上，和其师梁启超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 真诚拥护、真心合作 到灰心失望，走向决裂的过程。蔡师从梁启超的国权主义，认为“袁是中国的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愿意让袁做一个终身总统。二次革命爆发后，参与了袁对国民党的镇压。但这并没有获得袁世凯的信任，1913年9月，蔡锷奉调来京，被袁世凯挤掉滇督职务，改任为几个虚职。蔡锷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了。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卖国行径的日益公开化，蔡锷对袁氏也渐渐丧失信心。筹安会出笼后，蔡锷终于看清了袁的庐山真面目，也最后下了反袁护国的决心。
梁启超走上反袁的道路后，亲自把“讨贼”的领导任务承担起来，要完成反帝护国的重任，梁启超当然知道最需要军事上的支持，他自然而然地想起蔡锷这个在军界中深有影响的弟子。
1915年8月18日，梁启超与从北京赶来的蔡锷一同到汤觉顿的住所，连夜密商了倒袁计划。此后，每隔数日，蔡锷便由京赴津一次，与梁启超筹商反袁部署。同时梁很快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为反袁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按照梁启超的指示，蔡锷迅速做好离京准备。他一面做着武装讨袁的准备，一面又做出与其师梁启超分道扬镳的假象。当梁的反袁鸿文发表后，蔡锷逢人便说：“先生是书呆子，不管事实，只顾空论”。当袁氏党羽拿着帝制意见题名簿向他试探，他毫不犹豫地写下赞同。为了迷惑袁世凯，他装出无所作为，故意沉迷于酒色，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和云吉班妓云小凤仙打得火热。在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后，1915年11月中旬，他机智地摆脱了袁世凯密探的监视，悄悄离开北京，避居天津租界。梁启超和蔡锷商定，决定梁去两广，蔡锷回云南，同时派王伯群、汤觉顿分别先期赴滇、粤做准备。
1915年12月2日，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蔡锷改穿日本和服，更姓名，登上日轮东渡日本，然后改乘船经上海吴淞口转赴香港。12月19日，蔡锷终于辗转到达昆明。此时的云南，反袁声势也日益高涨，蔡锷的到来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使反袁的各派势力联合起来。然而，此时形势出现了意外。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决定派特使赴日本，出卖更多的国家利益。梁启超得到这个消息后，为防止袁氏与日本的交易成功给护国战争带来更大的阻力，他决定抢在袁日交易之前，发动起义。
12月22日，蔡锷、唐继尧等云南重要军政要人在接到梁启超立即起义的指示后，召开会议商讨大事，与会的39名将领歃血为盟，立誓反袁护国。
12月23日，唐继尧等向袁世凯发出警告，最后通牒的电文，口气极其强硬，要求袁杀杨度、刘师培等12人以谢天下，并废帝制，拥共和，限袁25日10时前答复。袁世凯当然不可能轻易改变立场。12月25日，唐、蔡联合电告袁，指出袁“背叛民国”，即日云南宣布独立。
12月27日，蔡锷等发出讨袁通告，揭露袁世凯的丑行，号召全国一致行动打倒他。12月31日，蔡锷、唐继尧联合发出梁启超起草的《云贵檄告全国文》，历数袁氏辛亥4年以来操纵党派，蹂躏国会，撤弃约法，出卖主权，叛国称帝等19大罪状。檄文写得尖锐犀利、正气凛然，很具号召力。
1916年元旦，蔡锷率领护国军主力开赴四川前线。
护国战争爆发后，梁启超已由天津秘密抵达上海。梁密切关注着战争的进程，作为这场运动的主帅，梁启超对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在军事上、财政上、舆论上，梁启超动员他所有的力量对云南的护国军进行指导和支持。同时他还极力鼓动冯国璋赞助云南起义。冯国璋时任江苏将军，本是袁世凯的亲信，但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势力的增强，他也开始做总统梦。对袁氏的帝制，他是持反对态度，再加上袁世凯也开始对他猜疑、防范，他对袁也不满起来。梁启超争取他赞助云南起义，是想稳定东南，孤立袁氏。所以梁一到上海，就派人持自己亲笔信和冯联系，详述义军情形，晓以利害。冯国璋同意决不与护国军开仗。此后，冯又乘广西独立之机，与江西将军李纯等八将军联名致电袁氏，要求速行取消帝制，给袁很大的打击。
梁启超的这些精心策划与指导，无疑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战争的胜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