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逐步衰落的大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也是希望走封建士子们的科举老路。17岁那年，读了一些介绍西方国家的书籍，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文明。1876年，康有为拜当时颇有名望的今文经学家朱次琦为师，在朱讲学的南海九江镇礼山草堂学习三年，学业大有长进，思想也发生较大变化。
康有为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治世，三年的求学生涯结束后，他发现自己仍然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傍徨、苦闷时时困扰着这位忧国忧民的青年士子。
1879 年底，康有为怀着一种好奇心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已被英国的资本主义文明统治了30多年，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物质繁荣，尤其是崭新的思想文化令康有为惊叹不已。在香港，康有为购买了一批图书和地图，他要开始新的研究和思考。
这次香港之行，对康有为的思想触动很大。从香港返回南海后，康有为就开始十分注意中学和西学的比较，善于从中西文化的结合上去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窒息中国文化学术生机的汉学便也走到了末路。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大力提倡今文经学，疾呼研究现实问题，假借经书的片言只字，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利用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揭露当时的社会矛盾，抨击统治阶级的罪恶，提出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和挽救社会危机的改良主义措施。
康有为师从朱次琦学习今文经学之后，他曾经几次应广东和顺天乡试，都没有考取。数次北京、上海之行，他不仅目睹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所引起的社会危机和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亡，而且他也亲眼见到过香港、上海等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这一切都使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封建制度要优越。康有为改造社会的要求更加迫切，他将数年中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同今文经学的社会哲理以及佛学、陆王心学杂揉到一起，再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思想文化水平，逐步形成了一套变化维新的理论和改良主义的改革方案。康有为把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都寄托在他的这一套改良理论和方案之中了。
1888年5月，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顺天乡试时，他决心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在北京，康有为草拟了《上皇帝书》（即上清帝第一书），从国际、国内的形势分析，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主张。这一上书因受顽固派礼部尚书许应骙和礼部侍郎李文田等的阻挠，并没有到达光绪皇帝手中。万幸的是，这帮腐朽官吏虽然将上书扣压下来，但是为了避免给自己惹祸，他们也没有追究胆敢对朝廷指手画脚的康有为的责任。
康有为的上书虽然失败了，但他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不顾杀身之祸参政议政的胆识和勇气鼓舞了政治界和知识界。不少文人、学者、名士、官吏在偷偷传抄他的上书，康有为的名声也渐渐地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