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春天很冷，三弟在一个风很大的下午从老家来省城找我和二弟，他神情灰暗地对我们说，“我想出去闯一闯，如果大哥二哥不同意的话，我马上回去找个老婆结婚生孩子。”
晚上我们弟兄三人在一起喝酒，他又恢复了往日的激情，他说他的同学们都纷纷结婚了，是一种彻底的“短视”，他说自己不愿在二十四岁的年纪就过上温暖而平庸的生活，放弃梦想无异于服毒自杀。我和二弟对他闯荡世界的想法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他就很激动。夜深了，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聆听屋外呼啸的风声，四周一片寂静。
我们最初的话题是抽象的。可当三弟再次来省城时，他已经将自己的饭碗砸了，放弃了银行里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和一套设施齐全的住房。他说在办理辞职手续时，地区行的人事处长惊讶地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因为他是全地区第一个从银行辞职的人，而他从事的信贷工作更是多少人眼红的职业。三弟辞职后一脸轻松，他说中国的银行再这样下去迟早一天是要完蛋的，在信贷岗位上整天醉生梦死花天酒地让他无法忍受，此时，一向瘦骨嶙峋的三弟已经挺起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肚子，麻将技术在当地是公认的超一流选手，手一摸，不用看，条、筒、万准确无误丝毫不差。
我终于明白了，三弟的这一选择不仅是对平庸工作的厌倦和反抗，还包含着对己质量低劣的生活方式的彻底反省与否定。
在等待去日本留学签证的一年里，三弟在省城自己租住民房，白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为生计四处奔走，晚上回到小屋里对着复读机自学日语，再也没人求他贷款而找他喝酒了，一个人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偶尔弟兄们聚到一起时，我看到三弟脸色青黄，他已不再喝酒，专门拣大块的肉吃，吃相很贪婪，类似于一个从解放前来的贫苦学生。
第二年秋天签证终于下来了，我将三弟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我和他分手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从此就要去一个陌生的世界独自闯荡谋生了，心里很有些伤感，但三弟却很自信地对我说，“我不是去乞求一个世界，而是去跟一个世界扳手腕！”说着他就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国际航班候机厅，头也不回。
转眼已经五年过去了，三弟在日本的岁月艰苦卓绝。从走下飞机时，说日语口笔并用，到现在在日本千叶的一家电台做嘉宾主持，与女主持人谈笑风生，其间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寂寞、贫穷、挣扎、崛起。三年前二弟去日本看他时，三弟在日本一家公司打工，同时还在东京国际语言学校学习日语，见三弟手上长满了老茧，人瘦得像竹竿一样，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然后坐一个小时地铁去学校，星期天也必须打工，他说他必须一切都靠自己。我母亲早逝，三弟很小就跟着我在县城读书，从小贪玩、好动、不安分，我对他一直不是很放心，而他在东京国际语言学校时居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在东京外国留学生日语演讲中又获得了第一名，到东京经营短期大学学习两年间，学校每年给他提供了六十万日元的奖学金，同时担任校学生会长，毕业时是全校五个优秀毕业生中惟一的一个外国人。前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日本著名的东京法政大学。在校期间他考取了日本最高等级的会计师证，有了这一证在手，可以在日本很轻松地找到工作，与此同时，假期里他花了四十万日元到富士山脚下的驾校封闭学习一个月考取了驾驶证。这一系列蓄谋已久的准备背后，我感到是他在日本社会扳手腕的真正开始。
过分描述三弟在日本如今的物质生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今年二弟去日本考察回来后对我说，三弟现在在日本打工的工资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生的两倍。
去年春节除夕夜，当我们一家老小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给三弟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此时正开车去成田机场接一批进口货物。而此时，我已没有了多少伤感和担心，因为他已经在扳手腕的较量中，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真正理解了生命是一次超越、一次放逐、一次自我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