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从事推销或采购的生意人，孤身一人出远门时，你是不敢轻易跟一素昧平生的人同住一个房间的，说不准深更半夜时谋财害命的灾难就会轮到你头上；如果你是一个放假回家的女学生或一个背井离乡的打工妹，你在车站码头遇到困难时，也是轻易不能接受一个陌生人帮助和关心的，也许那个貌似善良忠厚的“好心人”就是将你卖到乡下做媳妇的罪魁；如果有一个手里拿着入学通知书胸前挂着牌子的青年人说因家贫而失去上大学机会而求助时，你从牙缝里挤出买菜的十块钱交给了失学者也就等于百分之百地交给了一个演技很高的骗子；还有形形色色卖外币的、低价兜售金元宝的、因孩子住院而卖大米的等等，等等。
这些表面看起来是生活中上当受骗，实质上是社会上人的良知的泯灭、道德感的崩溃、羞耻心的沦丧，它的破坏性后果就是我们失去了人世间最文明最美好最珍贵的精神力量：信任。不是我们不愿“信任”，而是我们不敢“信任”。一切的阴谋和丑陋的动机都隐藏在假相的尊严和信誉的外衣下面，缺乏警惕的人们一再被出卖良心的欺骗者愚弄和伤害，久而久之，我们就不再对一切保持信任和幻想，社会的整体价值观也随之变形直至全面堕落。
传统的儒家精神要人们时刻以“礼义廉耻”来鞭策自己以实现人人向善的社会理想，甚至把这四个字作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却是疯狂逐物的人们前仆后继地走向道德和法律的反面而面不改色心不跳，在这险象环生的生存背景中，人们先是失去了“信任”，而后又失去“自信”。比如说，现在办什么事都要找人，“找人”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孩子上学要找人，学生求职要找人，评职称要找人，住医院要找人，做生意要找人，当官要找人，拿准生证也要找人。该找人的要找人，不该找人的也要找人。“找人”的背后是权力无限泛滥，是金钱的变相或直接交易，是找人者的无奈，是被找者的优越。找人使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都变得困难和复杂，使秩序和制度的执行者拥有随心所欲的解释权使用权，对秩序和制度的“信任”感也就在找与被找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被摧毁。
当一个人对一件事的处理和决定没有信心使其保持公正时，他就会去找人。问题在于，社会的基本秩序依然是存在的，比如，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高考分数够了就可以上大学，职称条件符合了就应该评上，但是就是这样最明确的法则仍然不敢使人“信任”，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这最明摆的事实在处理和决定过程中存在着不公正，而且不公正得让你哑口无言。许多媒体中出现了杀人者逍遥法外，欠债者让债权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高分上不了好大学，条件不够弄虚作假者评上教授和专家的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秩序和制度缺少神圣和不可侵犯的法度的尊严和保证，即使以法的名义被写进了相关条文，但由于解释和执行的“人”的意志，因而也就只剩下法的“名义”。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中学已经教书近二十年，教学效果和成就是公认的优秀，去年在评高级教师职称时，打电话找我要我帮他找人通路子，我说不用找人，他说他们学校就有够条件没评上的先例，他愿意花钱找人并要在国庆节带两三千块钱来省城打点，我叫他不要来，他执意不肯，说现在都是这样的。在万般无奈下我说我帮你找人花钱的事等职称评下来后再说。他勉强同意了，但仍心有余悸，其间曾与我通长途电话数十次，一副没花钱没把握的忧心忡忡腔调。于是我跟一位老朋友打了招呼，他答应帮忙。到职称评定下来后，我打电话问朋友消息，朋友把我同学的名字都忘了，后来我又让他帮我去核实，他答复说：评上了！电话告知我同学，他激动得声音发抖，立即要来请客送礼，我就把实情告诉了他，因为我没有帮上忙，朋友实际上也没有帮忙，不必送礼了。事后我的那位朋友对我说，“按你同学条件早就该评上了，所以我也没跟任何评委打招呼，连名字都忘了。找我的人太多了，哪需要都去打招呼。”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很悲哀，悲哀在于，我的同学没有一点自信，而这自信的丧失，正是他对某种秩序和制度失去了“信任”。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我的朋友没有说出实话，并接受了我同学的请客送礼，那么我的同学实际上也就是认定了他的职称是通过找人通路子才评上的，他对评职称的怀疑和“不信任”就成立了。因此说“信任”感的丧失是在一个链条上完成的，有很多环节。
最近在《民主与法制》上看到一篇文章，叫《请陈世美阅处》，告陈世美的状子居然又送到了陈世美的手里，并请他处理，陈世美当然要对秦香莲痛下杀手了，现在不少举报信落入被举报人的手里，使腐败分子变得更加猖狂和嚣张，这使得人们谁还敢“信任”公理与正义的存在，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山西的那位“三盲”院长公然叫嚣“你们告去吧，告一次只能让我多结交几个朋友”，如果要用“信任”来理解这些事件的话，那就是：你必须信任“不信任”不仅是存在的，还是公开的。
寻找“信任”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寻找道德和良心，从社会的秩序和制度角度看，寻找“信任”实际上是要寻找公平与公正，寻找完美与法治。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天地清明的朗朗乾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