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最初的三年是在乡下的一个破落地主家西厢房里就读的，地主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年代久远的古槐，树阴覆盖了大半个院子，夏天来临的时候，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稠密的树叶间漏下了一些零碎的太阳光斑，那时候，王裕元老师就坐在树阴下的一个废弃的石磨上给我们讲故事。
十几个光着脑袋衣衫破烂不堪的乡下孩子被王老师惊心动魄的故事带进了一个个神奇而陌生的世界。眼睛睁得圆圆的，一动不动围坐在王老师身边，心早就跟孙悟空一起飞到了十万八千里之外了。王老师见讲故事的效果如此让孩子们痴迷，脸上就露出了极其难得的笑，他说，“这都是古书上编的，等你们长大了，你们也会写书的。”
王老师平常从来不笑，脸色很严峻，瘦削的脸上刀刻一样棱角鲜明，他似乎脾气很不好，经常骂人，上课的时候手里拿着竹子做成的教鞭，随时都有可能抽我们一鞭子。我们村里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总共只有十来个，混在地主家光线阴暗的西厢房里读书，王老师一个人教三个年级的语文、算术。正是文革期间，也没有正规的课本，一些油印的教材上尽是一些样板戏的歌词，还有毛主席语录和批判刘少奇的文字，我们根本就学不进去那些大人们斗来斗去的阶级斗争，我们喜欢孙悟空，喜欢嫦娥奔月，虽然王老师经常打我们，我们也很怕他，但他毕竟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所以我们就觉得活得很有奔头，很有趣味。
王老师是民办教师，五十多岁，也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不过是乡里读过三年私塾的有点文墨的农民，他对外面的世界与我们一样无知，所以整天逼我们背样板戏歌词的时候经常唉声叹气，同学们基本上都背不下来，主要是不好玩。《打虎上山》那段歌词背了两天都没人能完整地背下来，王老师就气得用教鞭一个一个地打，边打边在嘴里说着，“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他铁青着脸，额头直冒汗。
到三年级的时候，有些算术题王老师自己也做不出来，他愣在黑板边，苦思冥想。这时候，学生们在下面交头接耳，乱扔纸团，王老师就不再用鞭子抽我们。实在想不出来了，他就对我们说，“走，到院子里讲故事吧！”我们一听这话，迅速蹦跳着直冲老槐树下，一个个兴奋不已。所以我们希望王老师每天都不会讲算术题。
四年级的时候，我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去读高小了。离开了王裕元老师，虽然不挨鞭子了，但仍然怀念挨鞭子有故事听的地主家院子里的时光。到公社上中学后，我就没再见到过王老师，偶尔听人说起过他，说王老师生病了，得的是肝腹水。
1979年，我考上了大学。临走前的一天，王裕元老师突然来到我家里。他更瘦了，脸色呈深褐色，他抓住我的手非常兴奋，然后对我父母说，“你看，这是我教的学生，都中榜了，上大学了，真是不得了。”他执意要丢下五块钱，我父母坚决不要，他生气了，说，“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就是不承认小许是我学生。”父母极其为难地收下了王老师送来的五块钱，那年月五块钱比今天的五百块钱更加难挣，更何况那时候他已经是乡下失了业的生了重病的民办教师。
王老师家里有五个孩子，自己又生病要吃药，五块钱对他可能就意味着倾囊而出。母亲告诉我，将来你一定把这个钱还给王老师。
大学毕业后，我领第一个月的工资的时候，就花十块钱买了一条烟准备送给王老师。回到家后，我问起王老师是不是还住在老王庄，父亲告诉我，王老师已经在两年前就去世了。
小学老师王裕元给了我什么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清楚，但我隐隐觉得，当年只有八九岁的我懵懵懂懂只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上学读书就是为了长大了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