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话”虽然名声不好，但听起来很舒服；人是需要舒服的，因此人也是愿意听假话的。一般说来，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吾日三省吾身”，也不会直接审问自己的灵魂，这就使得我们死活不承认自己有“伪善”的一面，也绝不会在公开场合下承认自己也喜欢说假话和听假话。
“假话”带有欺骗性质，但欺骗符合人性的弱点，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说就是一种人类自身无法修改的“基因”。我们不愿正视这一点，就像我们不愿承认自己曾经有过尾巴一样。
无论是善意的假话还是恶意的假话，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掩盖了真实，其形式特征是美丽动听，最起码是听起来舒服可人。人们否定假话是因为假话掩盖了真实，而真实虽然是一种正价值，但如果一个社会正价值异化成反价值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异口同声地说假话，整个社会的人性弱点就会全面暴露出来，并且在长时间说假话的重复中麻木起来，“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虽然人有喜欢听假话的天性，但人毕竟不能靠听假话过日子；虽然社会能够给说假话听假话提供足够的营养，但一个社会如果建立在假的“话语权力”基础上，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辉煌灿烂的伪劣的假灯泡，假灯泡炸得很快。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家。孔子反对人说假话，他说“巧言令色”是“鲜矣仁”，而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大多数大臣们都昧着良心说了假话，就其当时的特定环境来看，大臣们说假话时心里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但他们终于还是忍不住要说假话。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由于整个社会都在一种政治“妄想”中运行，因此在“五年赶超英国，十年将美国扔到太平洋里去”的煽动下，全社会不是说不说假话的问题，而是你追我赶地比赛着说假话，粮食亩产由几万斤到几十万斤、几百万斤，假到了一种滑稽的境界。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假话仍然不绝于耳，但由于有人听假话很舒服，因此假话市场很繁荣，假话的行情看涨。
说假话和听假话就像两个做买卖的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双方缺一不可。而在这桩买卖中，买方市场是生意成功的关键，如果没人买，没有市场，假话卖不出去，自然也就没有人再生产假话了，或者就像老式的马灯一样少量生产一些以备地震时临时急用。因而可以说，听假话的人比说假话的人在道德上更值得怀疑。
听假话的人是买方，说假话的人是卖方，买方是主动的，卖方是被动的，因此如果要对如今假话盛行进行价值否定的话，买方要负主要责任，是买方要买甚至是主动上门收购的。买卖双方大致呈现以下几种特征。
一种是不得不说的假话。比如某领导路过某地吃饭，下级领导就说，“某领导对我们这里一直很重视、很关心，我们要把某领导的关心和重视化作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动力，要落实在行动中，贯彻到每一项工作中……”还有某些领导在检查调研时随口说的一些话或漏洞很多意义含糊的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套话，也被下级领导在汇报会上说成是“我们今后的努力的目标、前进的动力、行动的纲领、工作的指南。”诸如此类的说假话的人和听的人都觉得没什么意义，更多的带有客套和礼貌的成分，说的人很懂得礼貌，听的人很舒服。这就像两个人见面时说“你好”一样，是客气话，比较空，只不过有一点肉麻而已。
第二种是不敢不说的假话。这种假话不说后果比较严重，它直接关系到说的人饭碗、前途、命运。比如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不说马的人后来都被杀了头；彭德怀不说假话丢了官。当说不说假话与饭碗、脑袋、位子直接挂钩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说假话了。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在关系到前途和身家性命的时候，你不是说不说假话的问题，而是你不敢不说假话。从生存这个角度看，对这种情况下说假话的人应该多一些宽容。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如果能决定你前途命运的人做出非常荒谬的决策，而他又必须坚决通过，你即使内心里不同意，当不同意见可能被视为反对立场和对抗态度的时候，它的性质就相当严重，因此为了生存，还是硬着头皮说假话。在现实生活中，笔者估计不敢不说的假话占多数。
第三种是由于无知而说的假话。比如一些干部由于只靠热情和盲目来开展工作，因而措施不断，规划宏伟，在没有科学论证的前提下，凭想象对某项投资和规划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其光明前景基本上都是假话，这种假话是那些胆子大热情高没有科学态度只有蛮干精神的人说的。这种假话有吹牛的成份，但更多的是无知。
第四种是出于投机目的而说的假话。有的人为了谋一个一官半职或其他个人利益，也就拼命在上级那里说美丽动听的假话，揣摩好领导的心思，拣上级最想听的和最需要听的话说。比如对一个搞经济工作一窍不通的上司，他就可以说，“某领导虽然是学医学的，但在经济学上意识更敏锐，更具有战略眼光”，投其所好，拣其软肋猛撑钢筋。这样的假话上级领导明知是假也愿听，听了舒服，而且具有明显的化妆效果，即使脂粉重一点也无妨，毕竟比露出一脸皱褶要好。
有所区别的是，善意的假话比如对病人隐瞒绝症的真相只是形式上的假话，而在道德意义上却是向善的真话。
说假话和听假话是人性的弱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就是人类不断地同自身的弱点进行搏斗。纯粹的假话是不道德的，是反价值的。然而正如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整个社会是不道德的，个人的道德就是不堪一击的。二战时期的德国就是集体非道德状态，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是如此。因此，不说假话仅仅从个人做起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