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论艺术起源
迄今为止，艺术起源的问题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科的关注，研究者们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科学手段，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程度把握住问题实质的假说和理论。多方法、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对艺术起源问题的综合和系统的深入研究，而且各种理论纷纭共存的多元化倾向，也正是人们理论思维拓展的结果。但是，细致地比较各种艺术起源的理论，我们仍然可以毫不动摇地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的艺术起源于劳动的理论，是诸多理论中最有生命力也最具说服力的。它不但理清了原始艺术与原始物质生产的直接因果关系，而且可以辩证地阐释几乎全部现有其他艺术起源理论与物质生产间接的或第二性的，实际上又是归根结底意义的关系。模仿说、游戏说、情感和思想交流需要说、巫术说、季节变换符号说、集体无意识象征说、个人无意识象征说（泛性欲论）、投射说、符号发生说……只要从这些理论本身的语义就可以看出它们根本上都是劳动的辐射，劳动说作为轴心，没有失去集辐的意义
“各种原始艺术和所有观念形态之共同的根源是劳动，是人们的劳动实践。随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观念形态的复杂化，艺术的这一最早的根源自然是越来越间接地以人类活动和关系的新生形式表现了出来。但无论自其本质、或者自其内容看过去，各种手段表现的原始艺术总不外是表现人从劳动实践中得来的认识、情感、情绪和思想的一种形式。所以这种艺术决不是自为的东西，决不是什么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人在集体生活中自然有交际的要求，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要求，艺术正是从这种要求中产生出来的。”①柯斯文这段话基本上能代表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史前艺术理论家们对其他学说的态度。在原始艺术的一般形态上考察，我们无法否认这种劳动起源理论对其他起源理论的规定和制约，也无法否认劳动本身在原始艺术中所起过的巨大催化作用。但是，把原始艺术的具体形态推向最初形成的原始过程，我们就发现劳动说的某些疏漏，虽然它还是最原始艺术起源过程中的主要和重要的原因。比如，伴随着人从猿到人全过程的生物的性的规律，就有可能在人劳动的同时，促使原人为性的需要而交际、交往和传达情感。这种要求，无疑也会产生出非自为而有功利目的的艺术。在人和猿的交界处，属于人的各种属性包括艺术都在发生，同时，规定和制约这一切发生过程的既有社会规律，也有生物规律。
我们再具体地看看艺术起源于劳动理论的内构和它的外延涵盖。
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中最有权威、方法论最具唯物史观色彩、在我国影响最大的著作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1899一1900年）。在这部著作里，普列汉诺夫利用了他那个时代几乎全部俄文和外文的人种志方面的文献和材料，驳斥了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的艺术起源理论。普列汉诺夫基本上能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分析原始民族的艺术，并申明：原始民族的艺术最明显和最直接地表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原始艺术的历史，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②（重点为原作者加）就艺术的一般意义和一般的原始艺术而言，这结论基本正确。但是，首先，普列汉诺夫引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近代原始民族的艺术，对考古学上的史前艺术所涉甚少，我们难以借此真正把握发生学意义上的艺术起源的动因。其次，普列汉诺夫的叙述有理论上的破绽，显出概念的狭小和事实的宽泛。问题同样表现在性爱与艺术起源的关系上。普列汉诺夫正确地驳斥了毕歇尔对原始民族具有父母感情所持的怀疑。毕歇尔认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联系是文化的成果”，（这里的文化指所谓文明人的文化）而原始民族是“绝顶的利己主义”并不惜以此“残酷”虐杀病人和老人的③。普列汉诺夫列举了澳洲土人、锡兰的维达人、爱斯基摩人、南美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等大量民族学资料，证明原始民族对孩子的依恋和热爱，同时指出，原始民族“不得不杀死多余的孩子和精疲力尽的老人”，这“问题不在于野蛮人的心理。而在于他们的经济。”（重点皆为原作者加）④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在这里还可以前进一步，原始经济水平和生产力的低下决定了原始人必须杀死非生产的多余成员，而种的繁衍的需要和本能又赋予原始人对被决定作为传种延续生命的小孩无限爱恋的感情，以至于在缺食时为首先满足小孩的需要，大人宁可不食。经济的原因和制约又服务于人自身的生产的规律和目的。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在于“艺术是社会的现象，如果野蛮人真是十足的个人主义者，我们就用不着问自己，他们的艺术是什么样的，我们在他们那里也不会发现任何艺术活动的迹象”。⑤然而普列汉诺夫没有前进这一步，因而，他讨论的“原始民族的性格”和原始艺术的起源就显现了某种程度的缺陷，这在后面谈到性爱的舞蹈时又一次显现了出来。
我们看这一段讨论文字：“原始民族的恋爱舞，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极其猥亵的。不用说，这类舞蹈同任何经济活动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的表情是基本生理需要的毫不掩饰的表现，大概同大的类人猿的爱的表情有不少共同之点。当然，狩猎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些舞蹈也不会不发生影响，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只是在它决定原始社会的两性相互关系这个范围内才对于这些舞蹈发生影响。
“敬爱的先生，我看到您高兴地搓起手来，您说，‘哈哈！’可见，甚至在原始人那里，也并不是一切需要都同他们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和他们的经济相联系的。爱情把这一点证明得非常清楚。但是，只要我们哪怕允许总的原则有一个例外，我们就必得承认，经济因素的意义不论怎样大，也不能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您对历史所作的整个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就站不住脚了。
“我要赶快解释一下。有拥护这种解释的人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想到作这样的论断，人们的经济关系创造和决定他们的基本的生理需求。不用说，在远古时代，当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连生产活动最小的萌芽也没有的时候，他们就有着性感的。两性间的相互关系正是由这种性感所决定的。但是，在人们文化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这些关系随着家庭的发展而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而家庭的发展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重点为原作者加）
普列汉诺夫不仅再一次碰上了理论上绕不过去的小小障碍，他的反嘲又复自辩的分身双簧，不如说诘难者比解释者更接近真理；而且，后者关于家庭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的解说，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两种生产的规律是有出入的。换言之，普列汉诺夫对原始艺术的研究--艺术仅仅起源于劳动--不是全面的“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不全面，既使艺术起源于劳动理论以外的理论有可能从这里生发诘难和突破，也使我们觉出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入手，反思艺术起源理论的完善，寻找补正。
二
无须否认，凡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寻求艺术起源的症结并得出或赞同艺术起源于劳动理论时，他们所坚持和本定的基本理论和公式是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的这段名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⑥这一伟大的唯物史观公式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后，得出的有关阶级社会以来的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但这一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前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因为“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⑦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一切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尽相同。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5年至1846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论及原始社会意识的起源时就有所提及。至1884年，恩格斯在忠实于马克思遗言和遗著《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精神，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写就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在第一版序言中提出了关于原始社会的著名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而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重点为引者加）⑧当然，这里的“一定历史时代”是指原始社会，与人的生产相对应的是血族关系，而且劳动越不发展，它对社会制度的支配作用就越大。恩格斯就此还以具体人类发展阶段为例，指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⑨
可以说，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物规律。两种生产的关系，也就是原始社会中生物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矛盾，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矛盾，社会规律逐渐战胜生物规律，直至取得主导地位。阶级社会后，则阶级斗争制约生物规律，两种生产便不再适用。不过，我们这里进行的是溯源的工作。越往历史的源头，生物规律就越显其重要。“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⑩
既然生产越不发达，血族关系愈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社会制度，我们就完全可以想见作为与这原始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原始艺术自然也离不开人的生产规律的制约，它的起始源头，就更有可能部分地直接导源于人的生产。
所谓人的生产，由于它的生物性，我们可以从生物社会得到很有益的类比。生命的传递如蕃衍，实际上就是在生命的复制中求进化。原始生命的复制基因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经得起自然选择的严酷考验，即：本身生存时间较长；复制速度较快（生殖力）；复制较准确。这三者构成稳定生命品种，稳定者生存，这是基因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11。沧海桑田，生命频频更移交替，所证实的是：人是最伟大的生存机器。人因劳动而脱离动物，又因人的劳动和人的婚姻关系巩固和优化着人的地位，并且在劳动和婚姻方面既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又在每一个级别中使二者自身获得无限丰富的形态和方式。不能设想脱离了动物的人的性交前的准备和爱抚活动的多样化趋势，及其由此表现出的情感世界的丰富和深沉，没有最早的文艺的功劳或艺术模式的原型。我们是不是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悖论之中了？不。我们把握了的事实是：原始人的性交往往在舞蹈中进行（这与许多生物何其相似）。原始人性交中的身体动作、节奏和心理感受的变化正与某些原始音乐的旋律与力度相适应。为了性交前爱抚、刺激和性交后的回忆，绘画和雕塑被创造了出来。为了表达和交流性的渴望和感受，语言艺术脱口而出满足了这种要求。至少，在人类的性爱和性交中，我们看到了艺术的合理的内核，即艺术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
遵循着生命复制和进化的原则，人类围绕着性爱制定了相应的同样是不断进化的婚姻准则，一迄这种准则被实施于范定人们的性行为，婚姻关系本身便成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只有早期人类的婚姻关系才能够把最初的、同一群体内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为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当然，同时，原始团体的存在又是因为有人们向自然作斗争的集体劳动提供的最为巩固的基础。对于最初的人来说，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类性活动的程度和变化是独特的，性的目的几乎完全与生殖脱节。原始人不同于其他灵长类和哺乳动物雌性生理机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发情期的消失。生物规律是生物的遗传与适应的对立统一，是生物在自然的选择作用下，以改变身体形状和性能来适应自然环境的需要。“自然淘汰只有在发情期已妨碍适应环境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发情期的消失。而发情期又只有在优势关系发达的联合体中才会成为适应环境的阻碍。”12人类妇女有性接受能力的连续性（除月经期外），这种生理上的适应，促进了原始家族成员紧密结合，男女之间频繁的性活动巩固了对偶关系的机制，也降低了男子的性对抗和确保了狩猎男子的联盟13。无怪乎许多研究家视发情期的消失为动物发展到人的重要环节。但是性活动本身对于动物的群体联盟和同类相安也有着同样的机制和效应，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人类劳动是任何动物永远也不可能企及的。这就是生物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辩证关系，也是体现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的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