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19年6月18日。
［创刊地点］上海。
［创刊背景］
《星期评论》是一份报纸的时事政治评论性周刊。“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潮都被迅速地介绍到国内来。孙中山先生感到新思想的宣传特别是理论建设非常重要，乃指派戴季陶、沈玄庐等创办了这份刊物，作为国民党的机关刊物。戴季陶、沈玄庐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廖仲恺、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为之撰过稿。所登文章有不少是分析中国现状、揭露社会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此外，还宣传、介绍了一些新思想，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该刊作为一份进步刊物，赞同革命，支持学生及劳工运动。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过重要影响。1920年6月停刊。
［作者沈玄庐小传］
沈玄庐1892—1928），原名沈定一，号玄庐，浙江萧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光复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曾任浙江第一、第二届省议会议长。二次革命时亡命日本。1917年投身新文化运动。1919年6月任《星期评论》主编。1923年8月，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与蒋介石一同到苏联考察。他是1920年7月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其他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在他信仰共产主义以后，在故乡自动减了佃户的地租，办起一个“农民协会”，“这是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茅盾语）。沈玄庐于1924年退出共产党，后参加国民党“西山会议派”。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曾任国民党浙江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政治分会秘书长、浙江反省院院长。1928年8月被人暗杀。
［创刊词原文］
沈玄庐
凡是一种报纸出世，必定有一种标明主义和趋向的话，叫发刊词。现在我们也创了一种报，也应该把我们的主义和趋向写了出来，请天下人看，求天下人批评。
我说。我是我的我，一切世界，都从心里的思想创造出来。这个心原是我一个人的心，却凡是人都有心，就都有我。合众我众心的思想和意识，就是创造或改造世界的根本。
天下无难事。全仗有心人。我问读报诸君，那个人没有心？那个心里没有意识？那个心里不知道有个我？那个心里不知道有我的意识？
我要吃，非我不能替我饱。
我要着，非我不能替我暖。
我要住，非我不能替我安。
衣食住三者，凡是我都少不出来，但是种田的挨饿，织布的受冻，造房子的反没有好房子住。这种状况，究竟是我自己造成的吗？或者是我心愿的？我若是不想，我的心那里去了？我若是要想，我就不当存“命该如此”“前世勿修”这一种甘为犬马奴隶的心。如果存了这种心，那是连我都没有了呵！
我生在天地间，离衣食住原不能生活，然而但求生活，不求纵然生活，也是没趣。所以一切众我的生趣，都是我的心应该想着的。未来的怎么样，暂且不说。最近的历史和现在的环象，我们却不能不思索思索：（一）满清政府不好，便起革命，革命成功，民国成立了，怎么样呢？（二）袁世凯不好，云南起义，袁世凯死了，又怎么样呢？（三）德国前皇威廉第二不好，协约国联合打了他，德国人民也起了革命，把德皇赶走了，又怎么呢？究竟还是一个不好。什么内政哩，外交哩，都足以减削一切众我的生趣。
我就要问我。现在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我便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世界”。又问现在的国家是谁的国家？我也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国家”。我又问现在世界的大势怎么样了？世界的思潮又怎么样了？我的国家，处于现在世界的大势该怎么样？处于现在世界的思潮又该怎么样？我就不能不用着我们的思想来创作《星期评论》，更不能不盼望大家用很热心来批评《星期评论》。
［焦点评析］
这篇创刊词观点明确，别具一格，自问自答，一气呵成。作者沈玄庐与戴季陶办此刊物，起因是由孙中山指派的，这时候五四运动正处于尾声之中。
因此，创刊词说：“袁世凯不好，云南起义，袁世凯死了，又怎么样呢？”还不是“种田的挨饿，织布的受冻，造房子的没有好房子住。”
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星期评论》极明显地是在运动工农并试图挑起他们来革命。这并不奇怪。
我国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运动，它具有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这一运动。导致我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对孙中山及其政党也是一个推动。他在上海接见全国学生联合代表，热烈支持和鼓励他们斗争，并参加了上海爱国学生的集会、发表赞助学生运动的演讲；写信给天津的学生联合会，赞扬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通电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界代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对群众的革命斗争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个学生代表批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表示“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的时候，孙中山也热烈鼓掌。他向这位学生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孙中山从这一革命运动中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他在这年10月说：“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可以看得出：团结就是力量。”不久，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中又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敢正面硬碰。”这表明孙中山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所感受，开始改变过去对人民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并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所以他在当年10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加上“中国”二字，以表示有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废除旧总章，采用新规约，共八章三十二条，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这虽然谈不上彻底的改造，但孙中山是准备用这个国民党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了。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阵地的《星期评论》更是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芽，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为宗旨了。
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较前有所进步。他从南北军阀全属一丘之貉的严酷事实中，深切地感到过去依靠军阀之不当，相信大多数人起来革少数人的命的世界潮流“不可抑遏”，将来“必至政权归于平民而后已”。他还进一步提出：“北京政府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广州政府（按：指西南军阀控制下的广州军政府——引者）也同样不能代表中国。比较能代表中国的，倒是上海的同人，以及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由于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产生的对自身力量的新认识，也是对正在蓬勃开展的学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可贵反映。孙中山继续前进了。
在孙中山的战友中，朱执信比当时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得更远一些，他不但提出了“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这一卓越的见解，而且随着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逐渐认识到来自下层革命群众的力量。他说：“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又说：“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他把日益增长的“工人的力量”视为中国革命“难免”的因素。他发出“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的呼声，鼓励青年学生到农村发动农民参加爱国运动。他还赞扬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当然。他用以观察和论述社会问题的基本观点，仍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沈玄庐的创刊词正是本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其孙中山的思想意识来演绎的。其实创刊词也开宗明义地点明：“现在我们也创了一种报。也应该把我们的主义和趋向写了出来，请天下人看，求天下人批评。”
至于这句“现在我们也创了一种报”的话，并非真的自创了的。据考证，《星期评论》实际上是《民国日报》的副刊。而《民国日报》则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广州有、武汉有、上海也有。政治舆论宣传，往往有掩耳盗铃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