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22年1月。
［创刊地点］北京。
［创刊背景］
《学衡》，初为月刊，后为双月刊，又改为不定期刊。
创办人为梅光迪（1889—？）、吴宓等，均为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生。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吴芳吉、缪凤林等。《学衡》是提倡“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之一。《学衡》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介绍西洋文化与西方文化等方面，都发表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文章。1933年终刊，共出79期。
［作者吴宓小传］
吴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陕西泾阳人。1910年毕业于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堂预科。191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1917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1918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从师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1920年获学士学位，1921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及《修辞原理》。同年年11月，与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等创办《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别树一帜，自任总编辑。1924年8月，离南京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文系教授。1925年2月，到北京清华学校筹办研究院，任研究院主任，教授课程《翻译术》。1926年3月起，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30年代，兼任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北平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文学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兼任清华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部主任。1942年起，为教育部部聘英国文学教授。
1946年任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4月，到西安西北大学短期讲学；5月，到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短期讲学。1949年4月，离武汉赴重庆，任相辉学院外文系教授。继至勉仁文学院中文系任教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1950年4月，改任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并续兼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同年秋，四川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自此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由外文系调至历史系，又由历史系调至中文系，“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双目失明，左腿折断，日记、信函、文稿、藏书被洗劫一空。1978年1月17日在陕西泾阳家乡含冤去世。有《吴宓日记》存世。
［创刊词原文］
《学衡》杂志简章
（一）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二）体裁及办法（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丙）本杂志行文则为求明畅洁雅。既不限堆砌，也不限古字连篇，甘为学究。成不限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
（三）组织本杂志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担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个人负责，与所有事之学校及隶属之团体。毫无关系。
（四）投稿通信本杂志欢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杂志总编辑收，不登之稿，定即退还。但采登之稿，暂无报酬。至于其他事务，应请与本社干事接洽。
（五）印刷发行本杂志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每月一册，阳历月初出版，每册售价二角五分。凡欲定购本杂志或就登广告者，祈径与中华书局总分局接洽可也。
附职员表总编辑兼干事吴宓北京清华园邮局转交
［焦点评析］
本创刊词开篇便拨云见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毫无疑问，执笔者吴宓是一位新派的古董人物。
在历史上，吴宓被当作文学的反面人物。他这个人好抬杠喜欢吵架，保守得简直可笑，凡是胡适先生赞成的，他似乎都要反对。反对胡适也算不了什么大错，可吴宓还反对鲁迅，反对一大堆20世纪初大家认为是新的事物。他赞美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吴宓无疑是个老怪物一般的人。
如果吴宓是一位遗老遗少，这也罢了。偏偏这位迂夫子是留洋学洋文的，是当年不多的几位部聘外国文学教授。在一般大学里混一个教授头衔或许不太难。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这可有些像今日的学部委员了。吴宓先生的学问用不着再介绍，他的学问足以吓死人。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我们今天外国文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有许多都是吴宓先生的受业弟子。吴宓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吴宓的外貌，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这是吴宓得意时的写照。
关于吴宓的耿直，确实流传下来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娟，理由是紫娟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
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般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
一个社会名流大教授。这种做法颇有些像不讲理的国民党伤兵。
吴宓显然是性情中人，他自称古典主义，却更加浪漫主义。事实上，他不仅喜欢林妹妹，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戴。吴宓本质上是一个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的人。
他的名言骇人听闻：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
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这才放车子过去。他的作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绅士。当然更像堂吉诃德。
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里的钱要比学生多几文，但是活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仍然一样清苦。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请客，吴宓常常口袋里揣着钞票，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其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既然是请客，还要如此锱铢必较，不了解他的人真会觉得他小气。
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
我们在今天常常会奇怪，过去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学问。就说是留学，这些年往国外跑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今天的学人没有那么好的学术根底。说穿了很简单，这就是今天的学人们，实在没有前辈们活得那么纯粹。知识是一种积累，而在今天。知识常常只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我们稍稍学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皮毛换钱。
钱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吴宓的认真：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吴宓的字）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今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吴宓，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时，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
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
在吴宓的故事中，陈、吴长达50年深厚的友谊常被人津津乐道。陈寅恪和吴宓先生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划句号的人物。他们的学问空前绝后，逃不脱曲高和寡的厄运，一生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他们没有像王国维那样轻易地了断此生，却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
陈寅恪死于1969年。临死前，在病榻上还被迫做口头交待，直到不能讲话为止。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吴宓虽然熬到1978年，但是极左思潮尚未肃清，依然被遣发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真正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
然而。他那“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创刊宗旨，在当时别树一帜的旧文化倾向，遭到时人非议，认为吴宓这帮海归派“标榜国粹，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是镀上了一层西洋的金装。但这位学贯中西的吴宓，坚决捍卫传统国学毫不动摇。
“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就是鲁迅先生对《学衡》的简洁评述。《学衡》以“国学”为主，作精确之研究，并整理分析，重现我国“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并且以我国文字介绍，传播西方之思想、文化、科技。所以在他们所标榜“国粹”的同时，又为此镀上了一层西洋的金装。难怪茅盾称他们是“说洋话的复古派”呢！
《学衡》深受西方文化和思想熏陶，但又坚持悠久的中国古文化，在介绍西洋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等方面着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