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派的成员构成虽然复杂，由于其主要成员都曾是《新青年》作家群中的重要作家，因此其整体还是坚持了《新青年》的方向，继承和发扬了《新青年》的传统。这在“五四”退潮以后是非常重要的，《语丝》的出现打破了枯燥的中国生活。冲破了思想界昏浊停滞的空气，给当时迷茫与彷徨的知识界又带来了新的求生希望。同时，也使《语丝》获得了颇大的光荣。
继承和发扬《新青年》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对《新青年》精神的发扬，坚持思想革命，对于有害的事物进行抗争，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反击腐朽的封建思想道德等方面。著名文艺理论家郑振铎指出：“只有鲁迅、周作人还是不断的努力着，成为新文坛的双柱。他们刊行着《语丝》，……在新文学运动里继续的尽着力，且更勇猛的和一切反动的势力在争斗着。”为了有力地反抗社会上的专断与卑劣行径，《语丝》还从《新青年》那里继承了“随感录”、“杂感”、“通信”等栏目，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适用于社会批评的新文体——小品文；同时把现代散文创作也推向了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鲁迅浓情简练的散文与周作人舒徐古雅的小品。
继承和发扬《新青年》的传统还表现在，“语丝派”也“很打了几次大仗”。
首先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在对待溥仪的退位出宫问题上，钱玄同、周作人都有十分精当正确的观点，他们都主张把宣统皇上当一般人看待，希望他做一个上进好学的青年。军阀徐树铮被枪杀后，刘半农著文讽刺这位当年的“荆生”将军，既坚持了“五四”传统，又批判了当时的日本军阀政府。对日本军阀政府在中国所办的《顺天时报》，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揭露批判。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等斗争中，语丝社同人也大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支援进步学生批判“现代评论派”，矛头直指教育总长章士钊和腐败可恶的北洋军阀政府。特别是在军阀政府向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开枪以后，他们的批判锋芒和战斗情绪表现到很激烈的程度。这期间鲁迅写了《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周作人发表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林语堂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语丝派”不仅是当年散文的“重镇”，也是今日值得回味借鉴的全新文体。尤其是鲁迅的《野草》中那深湛的哲理、优秀范文式的警句，表现出中国现代散文的鲜明个性。周作人的优美散文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深入浅出，平淡中见神奇，文中充满了朴实的智慧。“鲁迅风”和“知堂风”构成了《语丝》散文的最有代表性的风格。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温源宁曾有这样的评论：“周先生的文章直像富艺术意味的闲谈。人生的琐事在周先生的笔下便成为有趣可爱的谈话了。这是一种世上稀有的本领。他能于不重要的题材中写出重要的事物来。在他很是近情的园地之中蔬菜比玫瑰还要红艳可爱。我们读了他的文章便会自然而然的觉得有时苍蝇会比天地命运那类大题目为有趣。”
语丝派的另一面是关注妇女解放问题，反击腐朽的封建道德，以激进的知识分子观点对社会上的种种时弊痛加针砭。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周作人，他特别推崇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学说，以此为武器对国内的封建积习和落后时弊进行评论，教人们认识妇女、识别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语丝派的一些青年成员也在这方面表现突出，针对社会上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以及表现在青年男女身上的民族劣根性，都有精当的批判；他们回忆初恋、向往纯真爱情的文章，在当时灰色的北京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尤其是周建人的《人道与残杀》一文，鞭挞了在我们中国人内心残存的惨无人道的嗜杀性。读来颇受震撼，从而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看客。这篇文章发表后，《语丝》又在第4卷第25期上，专门发表了《非“浅薄的人道主义”的实践》的剐人照片，强烈地刺激着读者的心。
《语丝》以它的战绩受到了读者的注目和欢迎，著名作家王统照（敛三）当时撰文这样说：“国内思想界之混乱可谓已达极点，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好的思想。……《语丝》的发刊，就是向着冲破、批评旧思想，及提倡新的生活的路上走了。”
然而，《语丝》最终如周作人所预感的：“以至于不刊，也说不定。”因为当鲁迅和柔石都先后辞职后，《语丝》便没了“鲁迅风”，而剩下的是“知堂风”了。
［附］周作人：致溥仪君书
溥仪先生：
听我的朋友胡适之君说，知道你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并且在两年前“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思想也是颇开通的。我有几句话早想奉告，但是其时你还是坐在宫城里下上谕，我又不知道写信给皇帝们是怎样写的，所以也就搁下；现在你已出宫了，我才能利用这半天的工夫写这一封信给你。
我先要跟著我的朋友钱玄同君给你道贺，贺你这回的出宫。这在你固然是偿了宿愿，很是愉快，在我们也一面满了革命的心愿，一面又消除了对于你个人的歉仄。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但怕要留为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事业因此还未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青年老是监禁在城堡里，又觉得心里很不安。张国焘君住在卫戍司令部的优待室里，陈独秀住在警察厅的优待室里，章太炎先生被优待在钱粮胡同，每月有五百元的优待费，但是大家千辛万苦的营救，要放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你被圈禁在宫城里，连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自由都没有，我们虽然不是直接负责，听了总很抱歉。现在你能够脱离这种羁绊生活，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我们实在替你喜欢，而且自己也觉得心安了。
我很赞成钱君的意见，希望你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毕业大学后再往外国留学。但我还有特别的意见，想对你说的，便是关于学问的种类的问题。据我的愚见，你最好是往欧洲去研究希腊文学。替别人定研究的学科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与本人的性质与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别有一种理由，说出来可以当作参考。中国人近来大讲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然而专门研究某一种文化的人终于没有，所以都说的不得要领。所谓西方文化究竟以哪一国为标准，东方文化究竟是中国还是印度为主呢？现代的情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点上去，找寻它的来源。我想中国的，印度的，以及欧洲之根源的希腊的文化，都应该有专人研究，综合他们的结果，再行比较，才有议论的可能，一切转手的引证全是不可凭信的。研究东方文化者或者另有适当的人，至于希腊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托足下。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不是“白手至口”的人们所能造作的，倘若终日在垃圾堆上拣煤粒，哪有工夫去做这些事！希腊的又似乎是最贵族的文明。在现在的中国更不容易理解。中国穷人只愿拣煤核，阔人只愿搬钞票往外国银行里存放，知识阶级（当然不是全体）则奉了群众的牌位，预备作“应制”的诗文；实质上是可吃的便是宝物，名目上是平民的便是圣旨，此外都不值一看。这也正是难怪的，大家还饿鬼似的在吞咽糟糠，哪里有工夫想到制造“嘉湖细点”，更不必说吃了不饱的茶食了。设法叫大家有饭吃诚然是亟应进行的事，一面关于茶食的研究也很要紧，因为我们的希望是大家不但有饭而且还有能赏鉴茶食的一日。
想到这里，我便记起你来了，我想你至少该有了解那些精美的文明的可能——因为曾做过皇帝。我决不是在说笑话。俗语云，“做了皇帝想成仙”，制造文明实在就是求仙的气氛，不过所成者是地位，所享者是尘世清福而已，这即是希腊的“神的人”的理想了。你正式的做了三年皇帝。大非正式做了十三年，到现在又愿意取消帝号。足见已饱厌南面的生活，尽有想成仙的资格，我劝告你去探检那地中海的仙岛。一定能够有很好的结果。我想你最好往英国或德国去留学，随后当然须往雅典一走，到了学成回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你到北京大学来担任（或者还是创设）希腊文学的讲座。
末了我想申明一声，我当初是相信民族革命的人，换一句话即是主张排满的，但辛亥革命——尤其是今年取消帝号以后，对于满族的感情就很好了，而且有时还觉得满人比汉人更有好处，因为他较有大国民的态度，没有汉人中北方的家奴气与南方的西崽气。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话，我希望你不会打破我这个幻想罢。
十一月三十日，周作人。
再者，风便祈将台甫示及，以便称呼。又及。
追记
这封信才写好，阅报知溥仪君已出奔日本使馆了。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总觉得十分残念。他跟著英国人日本人这样的跑，结果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只有明白的汉人（有辫子的不算）是满人和他的友人，可惜他不知道。希望他还有从那些人的手里得到自由的日子，这封信仍旧发表。在别一方面，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对于中国的幸灾乐祸是无怪的，我们何必空口同他们讲理呢？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
十二月一日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