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32年12月1日。
［创办地点］上海。
［创刊背景］
《自由谈》是《申报》的副刊，前期主编是留法人士黎烈文，后期主编是张梓生。《自由谈》是一个自五四以来比较讲究广泛团结，真正做到“兼容并蓄”的刊物。鲁迅、茅盾被视为《自由谈》的台柱子。拥有章太炎、吴稚晖、林语堂、张资平、柳亚子、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老舍、林徽音等一大批作者。《自由谈》除杂感外，散文、随笔、速写、游记、读书记、小考证、文艺评论、科学小品等等。应有尽有。特别是议论性杂感文被称为“花边文学”。1934年《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暗杀，《自由谈》逐渐用文艺短论代替了社会批评。
［作者黎烈文小传］
（不详）
［创刊词原文］
幕前致辞
黎烈文
《自由谈》，正可以当作自由“台”，在这“台”上，我们可以自由地“表演”。那便是自由的“谈”。到昨天为止，这台上所“表演”的，已告一段落了，闭幕了。从今天起，新的活动开始，幕又要重新开了，其中有些什么，这里也不多谈，瞧着吧。
不过在观众渴欲知道幕内情形以前，我们这些“台上人”。却不能不将我们的态度概述一下。
我们认定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进步中，都在近代化，一则理论上应该，二则事实上需要。我们认为我们生活之涵养，大有赖于文艺，而文艺之应该进步与近代化，需要进步与近代化，乃是当然的事实。我们此后在这“台上表演”些什么，虽然在节目方面，不能预先一一的报告出来，而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需要牢牢站定的，即便是一些插科打诨，一些装腔作势，我们也不敢随便应付。
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些。我们虽然不肯搬演猴子戏，模仿人的作为，以博观众一笑，不肯唱几句十八摸、五更相思，或者哼几句“云淡风轻近午天”，以迁就一般的低浅趣味，而我们也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出什么堂堂正正“像煞有介事”的导师，以宣传什么主义，将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嗜好，来勉强大多数人的口味。我们只认定生活的要素。文艺。是应该而又需要进步的，近代化的；同时都也不愿离观众太远，广自敲锣鼓自唱戏，只在“台里喝彩”。
幕在开了，自由的“台”在出现了，台上的人在自由地“表演”了，瞧着罢。
［焦点评析］
说“自由谈”实际是因不自由而谈。鲁迅就曾以书名曰：“伪自由书”。叶圣陶也认为：
“自由谈”，这是一个幻影似的名词。从前秦始皇的时代，两个人在街上碰见了，停了步谈一句两句话，就犯死罪，谈的是什么话是不问的。后来虽然没有这样干脆简单的法令，但是一方面有示范作用的教条，教训人谈话应该怎样谈；另一方面又有多少多少条的律文，禁止人谈话不许怎样谈。在这双方夹迫之下。那里还有“自由谈”？
我们听到的一些谈论，看到的一些文学，都是苟存在这双方夹迫的狭缝里的。不触着这一边，也不冒犯那一边，才得说出来写下来，给我们听到看到。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谈论就只好咽下肚去，让它烂掉；文字呢，剪版，收缴，禁止投递，它的灾难何止一篇。于是我们就无缘听到看到了。
环境如此。人就变得异样地机警圆滑。怎样才能在双方夹迫的狭缝里转侧自如，成为立言持论的正是自由谈的苦心孤诣的大问题。但对于这科目修习得太到家了，有时竟会起一种幻觉，把自己所处的狭缝收缩得更狭一点。
当时，不仅当局不容乱谈国事，就是人与人之间也弄得紧张兮兮的。诚如叶圣陶所言：“想谈张君，恐怕张君生心，不谈。想谈李君，恐怕李君动怒，不谈。谈谈甲事乙事吧，又恐怕和甲事乙事有关的张君李君不高兴，也只好不谈。于是谈天气。但是说天气不好，也许会冒犯了这冥漠无言的大自然，忽地来一阵烈风暴雨，吹痛了头脑，沾湿了衣裳，这还是不行。‘推车看路’，只有说天气好是惟一妥当的办法。所以，两个人遇见了，往往异口同声地说：‘今天天气好呵！’”
我们知道，《申报》在中国的言论界，当时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这样一个历史很悠久，而且和中国社会的演进有深切关系的报纸，让它永远停滞在充满矛盾而又向前进的时代中，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就在此刻，黎烈文站出来了，他说：“在它台上”我们可以自由地表演，那便是自由的“谈”。不少中国青年，彷徨在歧路。而这新生的《自由谈》却似乎把握着产生中国新文化命运的大众题材。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新生的《自由谈》能不能在与以同情而保持其平衡的取向上，得到共识地进展！正如当年作家谢冰莹所说的：“由于同一的出发点，我愿意以后的《自由谈》能够顺着文化的最高潮，来推动时代之轮！至少我愿意我自己所写的作品，能够有这样的努力和收获。”不错，“幕又重新开了”，“自由的‘台’出现了，台上的人在自由地‘表演’了，瞧着罢。”黎烈文不无得意地说。
的确，看一国文化的水准，即民族的生存力，都是很有关系的。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滋长了一些新文化的萌芽，但因经济关系的反映，不久就渐渐衰萎了下去，加以中国因经过剧烈的摧残，使得革命过程中的文化，几乎要走回复古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初，似乎发现了突变的现象，但实际上依旧幻着许多不同的轮廓，这的确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是中国的文化运动不能长足进展的原因。
然而，自从《申报·自由谈副刊》问世后，新文化现象就好像得于延续并发生了突变似的。其实，只是一出出闹剧而已。
陈子展是黎烈文主编《自由谈》时候的经常撰稿者，两人为湖南同乡，他对那一段历史是熟悉的，不过心有所昵，意有所钟，会不会形成一种偏见，对《自由谈》评价过高呢？当时的编辑之一唐瞍认为，经过仔细的思索和研究，他的结论是：不会！他的评价并不高！
唐弢曾在《谈谈〈申报〉的〈自由谈〉》一文里说：我已经无法详细说明《申报》销路怎样因内容革新（包括《自由谈》的改组）而猛增了，但《自由谈》改组在文化界引起的哄动，却还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记忆犹新。即以杂感文为例，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吧，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被敌方恶意地指为“台柱”的鲁迅和茅盾，开始时，一个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朗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两三天刊载一篇，筚路蓝褛，蹊径独辟，真的起了登高呼号、搴旗前引的带头作用。左翼青年纷纷出动。
因此，国民党刊物《社会新闻》、《微言》等认为：鲁迅垄断了文坛，或者，左翼作家包办了《自由谈》。这样说没有一点事实的根据。譬如吧，章太炎和吴稚晖，本是多年夙敌、“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也在同一刊物上一同出现。《自由谈》改组不久，1933年4月22日刊出启事，声明“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以后，《微言》和《社会新闻》又说黎烈文是在鲁迅指使下，排斥异己，“腰斩张资平”，企图为“左联”建立“清一色”的天下。他们把《自由谈》描绘成“赤色王国”，而鲁迅就是这个王国的“暴君”。“新闻”迅速地在小市民中间传播，互相告语，耸人听闻，说穿了自然是不值一笑的。当然，每个副刊都有自己的倾向，有倾向便有立场；为了团结作家，照顾《申报》的历史渊源，只要不违背这个起码的立场，文章便很容易在《自由谈》刊出。
然而，作为编辑的黎烈文是明白的，作为鲁迅呢，他的心里也明白，所以他说：“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
《自由谈》由于“腰斩张资平”案、“词的解放”案引起的一系列“启事”对骂，鲁迅说这时候的文坛，好像“进入了‘启事时代’似的”。张资平在“启事”中自称“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接着笔锋一转：“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
他故意说自己“又无姊无妹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问题就转到谁的姊妹嫁给大商人做妾上。放赖撒泼，含血喷人，鲁迅说这是乡村流氓打架时手持“粪帚”的战法，“足令勇士却步”。曾今可大吹大擂地刊登“启事”，宣传自己要“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因为文坛过于“污秽”，“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尊我为‘英雄”’。于是关键又落到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这一点。阿Q精神跃然纸上，鲁迅说这位“曾大少真太脆弱”，“但恐怕他仍要回来的，中国人健忘，半年六月之后，就依然一个纯正的文学家了”。还有胡怀琛道歉事件、余慕陶抄袭郑振铎《文学大纲》、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加上有人借何家槐、徐转蓬的创作纠纷，挑拨是非，打击“左联”。文坛景象，正反左右，一时都浓缩在《自由谈》上。就报纸副刊而言，《自由谈》确实感应敏锐，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编得相当热闹、相当活泼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