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季刊》的气魄还在于郑振铎、靳以和巴金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于北京和上海两地文学界架起的一座桥梁，它超越党派和集团之上，打破了学院与文坛的隔阂，以朴素的格调、厚实的作品、宏大的气魄、更健壮更勇猛的精神，推出了京沪两地最优秀作家的杰作。萧乾曾多次说京派和海派之间的桥梁是郑振铎、靳以等人北上搭起的，《文学季刊》和随之而后的《水星》创刊活跃了北平文坛30年代初期的沉闷气氛。卞之琳说得更为清楚：“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两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尽管一则主要是保守的，一则主要是进步的，一般说来，都是爱国的，正直的，所以搭桥不难。”但是“独立而不事论争的《文学季刊》显得无形中接受了上海当时较为踏实的文坛主流派的影响，向北平正直而较少明显派系色的学院派文人伸了手”。
巴金是位认真生活的作家。他的激情不仅仅表现在小说上（如我们所熟知的《家》、《春》、《秋》中的觉新），在生活中也仍然是个觉新，由下面可见一斑。
从目前留下的记录看，刊物的第1期是明显体现了郑振铎编辑的意图的，他热情高涨地为了这个刊物东奔西走。朱自清在其日记中有过多次提到郑振铎为筹备刊物请客的事情：1933年8月31日杨振声、沈从文请客商量《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事情，其中说有“振铎拟办一刊”的记载。同年9月15日，“晚，振铎宴客，为季刊，晤李巴金，殊年轻，不似其特写。冰心亦座，瘦极。”
《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前面刊登多幅照片都是元杂剧的书影等，巴金等人则觉得沉醉于那些“腐朽”“落后”的东西正是不长进或衰老的表现，他们以自己青春的激情反对这些。在以后靳以、巴金等人主持的刊物中，这些内容都不复存在了。不光是他们，更为年轻的萧乾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明确地说：“曾经有一时期，每位作者皆好谈谈国故，于是，文艺刊物也必要登些国故文章。那个时期已过去了，当今青年们更关切的是现在与将来的一切了。国故仍须整理，却不宜放在一个属于大众的刊物里。应该腾出那地方来安插新的创作和消化的理想。后期的季刊之虎气生生也即是由于这个灼见的转变。”（《悼〈文学季刊〉》，1936年2月9日天津《大公报》）出满八期的《文学季刊》由于检查官的不断阻挠，加上刊物本身的经济问题（立达书局难以支持大型刊物的出版，《文学季刊》从第1卷第4期开始改由生活书店经售），最后只好选择了停刊的路。在《告别的话》中，巴金还有一段批评郑振铎“翻印古书”的话，写于晚年未完稿的《怀念振铎》中，巴金非常坦然和真诚地叙述了当年他们的分歧：“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是的，他们的友谊在以后的岁月中仍然继续着，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人！
有必要提一下，巴金主办《文学季刊》，有“发现了曹禺”一说。
陈思和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说道：“‘文革’以后第一个说出《雷雨》发表经过的是曹禺自己。那就是曹禺在1979年《收获》第2期上发表《简谈〈雷雨〉》一文。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那是姜德明写于1978年3月15日的一篇《第一场春雨》，其中有一段话记录了1978年春天与巴金的谈话，其中也谈到了这件事情，原文是这样的：路上我挽着他，问起当年靳以在北平编《文学季刊》，他在靳以那里怎样第一个发现了曹禺的《雷雨》原稿。巴金说：‘还不能那么讲。事实上我到北平以后，靳以就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剧本了，他原来也想发表的，但他同曹禺太熟，想让我看一看。我一看就觉得非常好。就这样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巴金作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其实，《雷雨》多有模仿易卜生戏剧之处。只是所写的内容萌动着小资与无产者之间的暗流涌动。实际上。巴金与曹禺就其性情及其思想来看，都有着相通之处。一见相知，文如其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且看巴金在创刊词的落足处正是这样写着的：只要是同道走着的人们，便都是我们的同伴。
［附］巴金：告别的话
季刊出到这期刚刚满两周年。自然两年并不是长时期。但是这两年中间我们也曾经历得了一些风波。有几次意外的困难几乎使刊物夭折了。然而靠了几个人的苦心和多数投稿者与读者的大量的帮助，它终于支持到了现在。这期间我们除了看清楚我们这文坛的真面目外，还明白了人情世故，感到了爱憎，最可宝贵的是我们认识了一个整代的向上的青年的心，而眼看他们叫出他们的苦痛与渴望了。
单就这两年的短促的存在来说，季刊也并不曾浪费地消耗过它的生命。然而环境却不许它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在这里只用了简单的“环境”两个字，其实要把这详细解说出来，也可以耗费不少篇页。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投稿者、读者告别。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会哀悼这刊物的消灭；我们知道有一部分青年的呼声会因此而被窒息。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没有愦憾。然而在这时代，在整个民族的运命陷在泥淖里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刊物的存亡似乎是极其渺小的事情了。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东西。在太平的时候我们似乎也需要一些教授和博士、学者和文豪来粉饰我们这民族的光荣。那时我们也许可以安安稳稳地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然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种余裕，我们的眼睛虽然近视，但我们并不是盲人。我们不必故意作吓人听闻的危言。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我们就知道这民族目前是站在怎样可怕的一个深涧的边沿上，一举脚便会投到无底的黑洞里去。在这时候倘我们把全部力量用来挽救这危机还嫌不够，我们更没有多余的精力和生命来消耗在文字上面。每个向上的青年若能够抛弃他们的笔管去做一点更实际的事情，对于这民族的绝望的挣扎也许还更有益处。否则虽有更多的教授和博士、学者和文豪，也决不能够挽回我们这民族的劫运。
在发刊词里面我们曾经发过一番冠冕堂皇的议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我们举出了下列的五种艰巨的工作：
一、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
二、文艺创作的努力：
三、文艺批评的理论的介绍与建立：
四、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
五、国内文艺书报的批评与介绍。
现在我们把这八厚册的季刊仔细地翻阅一遍，我们可以坦白地承认，在这方面我们的收获是极其贫弱。但我并不为这个感到惭愧。我们知道，在跟着一个整代的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这一点上，我们是尽了一个不小的责任了。在这八厚册中有许多篇创作是会跟着这一代的青年活下去的。我们知道文学性不是没有生命的活骸，离了时代就没有文学。所以当一代青年的渴望应该用行为来表现的时候，我们也就毅然地牺牲了季刊的两年的可以说是光荣的存在而毫不顾惜了。
别了，我们的真挚而大量的朋友们，这两年来承你们不断地给了我们种种的帮助和鼓舞，使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有勇气挣扎下去。倘使没有你们，我们连这一点成绩也不会得到。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力量的结果。这八厚册刊物摆在我们的眼前。闪耀着，就像一颗光亮的星。星光虽然有时也会隐匿，但它却决不消灭。倘使有一天环境使我们有余裕重提起笔管，那时候这颗星会发出灿烂的光辉，而我们这季刊也会像从火里出来的凤凰那样，以新生的姿态和你们相见了。我们这次的分别不会是永久的。别了，我们真挚而大量的朋友。
［附］影印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