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80年7月。
［创刊地点］北京。
［创刊背景］
中国出版协会《中国出版年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出版的几部年鉴之一，主编陈原。在打算出版该刊之前，陈原把这个设想跟胡愈之讲时，得到胡愈之赞许，认为这也是记录史料的一个途径。这样，陈原就请他为第一部年鉴写“发刊词”。在他手头上还保存了胡愈之1980年7月9日写的短简。
陈原同志：
连日酷暑，体力很差，特别是不能多用脑筋。日内拟去北戴河避暑，可能会好些。
《出版年鉴》的发刊词，照你的办法，先在录音机上讲了话，然后请人记下来，自己再也没有精神修改好，只好就此交卷。请你痛加斧削，或者基本不用更好了。其余的文件附还。
敬礼！
胡愈之
80．7．9
当这封短简连同胡愈之让人记录下来的《发刊词》送到陈原手里时，他说感动极了：“一个84岁的老人，在北京高温的7月里，按照我们约好的日期，给这部年鉴写了发刊词！”
于是，《中国出版年鉴》便以新的面貌出现了。
［作者胡愈之小传］
胡愈之（1896—1986），笔名伏生。浙江上虞人。1911年入绍兴府中学堂学习。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五四”运动时，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积极参与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俄国和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1920年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五卅”运动中，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次日。起草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七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后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初回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写了《莫斯科印象记》。“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筹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杂志。1935年与沈钧儒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组织编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1938年在武汉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桂林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帮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后流亡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后他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著有《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
［创刊词原文］
《中国出版年鉴》发刊词
我们的出版工作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出版工作是一种精神生产，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出版工作不但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文化需要，同时也应当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有的时候，社会的物质需要常常比社会的文化需要来得更重要。因此，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除了直接为教育、科学和文化服务之外，它一定要为社会的物质需要服务。脱离实际的出版是不受人民欢迎的，同时也不利于推进社会的发展。
毫无疑问，出版工作在任何一次革命开始的时候，都起着先导的思想准备的作用。这说明出版工作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但不能说出版的目的就只是为政治，而不为社会物质的需要和文化需要。出版工作的一个任务是为了继承全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具体地说要继承古代文化同时也要引进外国文化，出版当然也是从儿童到成年进行教育的必要工具。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的必需武器。这一点，不仅社会主义出版是这样，就是资本主义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的。
我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出书的国家之一，这当然可以讨论，但如果说中国是保存古代版本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大概是符合实际的。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两千多年来满足文化需要的书籍，远比满足社会物质需要的书籍为多，后者在我国古代出版物中占的比例是很少的。我国解放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已经开始扭转这种局面。在解放初期，对思想教育的书籍注意得多些，经典著作的出版也着重进行。这是完全必要的。随着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壮丽事业的开展。出版工作必须强调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样的迫切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版工作要走在四化的前面，正如每次革命运动出版工作都走在前面一样。正因为这样，在80年代第一年开始，出版《中国出版年鉴》是一件大好事。这部年鉴将记录我们出版工作在新形势下的进展：而全国人民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方面的变化和成就。
由于我们底子薄、技术落后，加上十年浩劫的破坏，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我们出版工作者还要经历一段相当艰苦的过程。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完成新形势赋给我们的艰巨任务。通过这部年鉴的出版，让全国读者、作家、编辑、出版工作者、印刷工作者、发行工作者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改进我们的出版工作，加强我们的出版工作。
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从80年代开始，飞起来吧，快快飞起来吧！
（1980年7月8日）
［焦点评析］
《发刊词》简短有力，全文还不到1100字，是对出版工作的高度概括。现在读起来还觉得有很多启发。
文化是人类进程中的一种现象。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的文化需要更加切实、客观。文化与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特别是在实现四化的新形势下，我们的生产、生活迫切需要一种新文化的物质力量。迫切地需要物质与文化紧密地结合，然后产生出更大的物质能量。
但是，历史的发展需要捷径，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要太多曲折弯路。《年鉴》的出版不应该只是记录全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变化和成就，而应更加切实具体地有一些生产技术方面的指导作用才更实际、更具价值。不是吗？文章开头就说：“出版工作对社会的物质需要常常比社会的文化需要来得更重要。”
陈原在《记胡愈之》一文中谈道：
这是一位经历了84个春秋的文化战士给我们留下的一篇意义深湛的遗言——仅仅一千多字，表达了这个从不知疲倦的老战士对出版事业的依恋和期望。文中的重点，（指关于谈出版工作不但要保证社会的文化需要，同时也应保证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一段话。——编者）是我抄录时加上去的，也是刊出前后最初的读者——编辑们不解的地方。出版工作满足文化需要，这毫无疑义；出版工作怎能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呢？出版工作怎能提供出面包、布疋和住房呢？我问过胡愈老。他说，这句话表明出版也是一种生产力，出书一定要为社会生产服务，如果出版只为了精神文明建设，而不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最多的信息，那么，出版工作就不能有效地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的，文中不是说过，中国古书里讲生产的书远比讲文化的书要少，并且要扭转这个局面吗？他没有再作深入的阐发，他说。让读者自己去体会罢，“也许我说得太玄，也许我说得不对”，他笑着说。
这就是胡愈老——他不满足于重复说过的话。他常常提出自己新的论点，对与不对，交给群众去评论，这就是老战士宽阔的胸怀。
胡愈之是个老报人，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参与主编《东方杂志》，1937年创办过一种《月报》。他认为这种综合性的文献资料性刊物，最有助于读者增进时事信息和各类知识。因此，在他担任出版总署署长之后，在百忙之中还亲自规划新中国第一本文摘刊物——《新华月报》。在此，我们不得不顺便谈及他当年办《新华月报》的情形。
胡愈之曾为创办《新华月报》办了许多事。他曾亲自请毛泽东主席为《新华月报》题词。他亲自拟定名单，组成《新华月报》的编委会。当时聘定的编委有胡绳、杨培新、傅彬然、曹伯韩、楼适夷、艾青、臧克家、钟惦、王子野等，这阵容比1937年《月报》时强大多了。编委们都不是挂名的，绝大部分兼任《新华月报》各栏的主编。王子野是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三处处长，他负责总揽编辑出版业务。胡愈之曾亲自主持编委会，参加每月召开的编委会例会，与编委们共同讨论每期选稿的重点和确定初选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