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897年10月26日。
［创刊地点］天津。
［创刊背景］
《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由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创办于天津。该报馆共出两种刊物：一是《国闻报》，二是《国闻汇编》。《国闻报》是一份日报，每日印2张，容量约有8000—10000字，具体内容有“上谕”、“路透社电报”、“本馆主笔人论说”、京津及各地新闻。该报创刊伊始，就面临着封建顽固势力的威胁，因而严复请了一个不知名的福建人李志志做馆主，自己当主编。为安全起见，1898年3月7日，又改请日本人西村博出面办理，而实际上编辑人员及办报方针并无改变。1898年9月26日即戊戌政变发生后的第六天，《国闻报》再次刊登“告白”，宣布此后将该报盘给日本人西村博。但并未全部卖出。由于打了日本人的牌子，该报在戊戌政变后仍能坚持出版，但经营一直比较困难。1899年2月正式卖给日本人，到1901年被改名为《天津日日新闻》，以汉奸方若为主编，成为了日本人的文化侵略工具。
［作者严复小传］
严复（1853—1921），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原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1876年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归国后，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甲午战后，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文；又上万言书，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变法。他学习西方，提倡新学，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观点，激发国人救亡图存，对近代思想界影响极大。曾主办《国闻报》。戊戌政变后，翻译《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译文简练，态度严谨，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1915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备受舆论抨击。晚年提倡尊孔，反对“五四”运动。
［创刊词译文］
国闻报缘起
在天津创办的《国文报》，其形式略仿英国的泰晤士报。除办日报之外，相继又出了旬报，在五月以后，《成事报》派人造访，问《国闻报》创办的宗旨？我们回答道：以求通也。“通”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是通上下之情，一是通古今之变，以求国家的自主自强。一个国家以通下情至为主要，如果堵塞了下情，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忽略不利的一面，国家必为贫弱。一个国家要热衷于世界强国之列，必须对外边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不知道外情而自大，就像坐井观天。这样国家必处在危险的境地。在道光年间，我国就与各国建立了各种关系。如广州、福州、上海、天津各以次设立了报馆。从去年至今，孙公就上书要求设立报馆于京城，而黄公（黄遵宪）观察、梁卓如（梁启超）孝廉、汪穰卿（汪康年）进士相继创办了《时务报》，于是海内人士开始明白，当世之务，知四国之为，皆相继开始办报馆。如：《知新报》、《集成报》、《求进报》、《萃报》、《湘学》等，讲专门之业的有《农学》、《算学》等报，虽体例各殊，宗旨互异，但求通之道是一样的。虽然，各报选述事例分为两类，大抵日报都详于本国之事而略外国之事，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略本国之事，而阅报之人也可分为两类，一般来讲，阅日报者为高官员、公务员之人多一些。层面高一点的人因日报陈述琐屑就阅读旬报，这一部分以读书的人为多，而层面低一些的人，或因文字太艰深，因此，对求“通”之术。以致不能完全被他们所理解。我只知道人合而成群，合群而成国。国将兴旺，上至君相，下至民众，人之皆求所以强而不自安于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于愚。而后，士得究古今之复，农得尽地利之用，工求技艺事探索新程，商深消息盈虚持计奇赢等等。民智既开。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君相只要结合起民众的智慧，那么国家将会强大起来，决不是君相一、二人的才智就可以达到的。
［焦点评析］
《国闻报》是维新派在北方的舆论重镇，它是严复等人创办的。
在倡导维新的人物之中，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所在的是严复。他15岁便到福州船政学堂学科学技术，25岁后又到英国留学，醉心于西方的文物制度，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仍孜孜不倦地研究西方学说，探研西方国家所以富强并横行世界的原因。甲午战后，严复痛感“国祸益深”，决以言论警世。1895年，他在德国人开办的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文章，提出了他的变法理论和主张。他认为西方之胜于中国者，不仅在器械而在政教风俗，“西治”的命脉之所在为“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中西事理之最不同处，“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人主恒，西人主变，所以西人日进无疆。讲富强、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术。富强不外利民，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使其自由、自治。今日之要政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其具体的方案，就是禁止鸦片与禁止缠足，废除八股而提倡西学，废除专制政治而实行君主立宪。
严复很看重报纸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1896年，他曾赞助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次年，他感到要“开民智”，就有自办报纸的必要，因此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
严复强调办报的目的一是要“通上下之情”，二是要“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了，大家就能发挥个人的才智，合而成为一国的才智；中外之情通了，国人认识到非学西洋不足以救亡，就会赞助维新，力求自强。
《国闻报》每日出版一大张，毛边纸单面印刷，对折成四页。内容包括电传上谕、路透电报、本馆主笔人论说、天津本地新闻、京城新闻、外省新闻和外洋新闻等。日报刊行后，又另出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凡是重要的消息、论说、译文等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汇编，以适应不同读者对象的需要。
《国闻报》新闻多、消息快，对维新派人士的政治活动尤为重视，能够及时充分地加以报道。如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4月发起组织“保国会”，《国闻报》先后刊出保国会的章程、参加者的名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演说辞等，并发表评论，称赞保国会是“本朝二百五十余年士大夫不奉朝旨毅然引国事为己任”的空前盛会，谴责那些攻讦保国会的顽固派“不仇强敌而仇义愤，不思御外侮而思抑士气”。这些报道与评论，给保国会的活动以很大的支持，扩大了它的舆论影响。
严复为《国闻报》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报纸创办不久，德国强占胶州湾，守备官兵不战而退。严复连续发表《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三篇文章，谴责德国的行为是“海盗行劫，清昼攫金”，指斥清朝官吏畏敌如虎、拱手让地。他愤慨地说：“中国兵官，大都纷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之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像这样贪生怕死、腐朽堕落的官吏，并不是个别现象，正是当时官吏的典型代表。他们之所以恋恋于做官，只是为了“有所求于一己之私”。有时候，他们也“慈祥恺悌，恩如父母，非爱民也，为其所求耳”：有时候，他们“严刑峻法，恶过焰摩，亦非有仇于民也，亦为其所求耳”。他们“苞苴所及，上穷碧落，下入黄泉，非好施也，为其所求耳”。他们“胁肩耸体，媚于优娼，排挤夤缘，幽于鬼域，非不惮劳也，俱为其所求耳”。“若此之人，其形体虽存，其人心已死，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久矣。”他们只知“请安、磕头、办差、乞怜”，“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材”。严复就这样深刻地描画了无耻官吏的丑恶形象，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说明非变法改革不可。
1898年1月27日－2月4日，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拟上皇帝书》，谓“古今中外之人君，其发扬蹈厉，拨乱奠基，功著于当时，庆流于后嗣者，大抵处积弱难治之势，奋于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庥继明，席富强之余烈，而后可以有为也。”“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变法开始之前所亟行者有三：一日“联各国之欢”，二日“结百姓之心”，三日“破把持之局”。严复指出：变法必然会涉及到“把持”者或特权阶层的私利，这些人一定会顽强抵抗变法，这是变法最大的困难。他分析道：“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因此，他向光绪皇帝建议说：“陛下治今日之中国，不变法则亦已矣，必变法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严复的这种认识，无疑比当时一般维新人士的看法大大高出一筹，显示出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力。
严复还把他译述的《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上连载，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向读者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一本论文集，其基本论点是：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不变的，其所以进化，是由于“物竞”和“天择”。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物争自存也”；所谓“天择”，就是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严复认为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谁最强横有力，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生存，否则就是灭亡。欧洲列强之所以能够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能不断自强，不断提高它们的竞争力量。美洲、澳洲土著之所以日衰，就是因为他们浑浑噩噩。
中国人不能再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了，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被侵略的中国，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竞争中，中国如果顺应“天演”的规律，实行变法维新，就会“自强保种”，由弱变强，反之将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这样的理论，不仅给读者以发聩震聋的启蒙，同时也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