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站在婚礼的圣坛前，有多少人会想到自己将与一位经常不在家的远游配偶共度婚姻生活？至少我本人就从未这样想过。
我生长在一个保守的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每晚从报社下班就直接回家，母亲是一位音乐艺术家兼职业女性，她为我和妹妹树立了一个极佳的女性榜样。在我们家中，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工作之故而需出差远游的，就在我众多的朋友里，他们的父/母亲也鲜少有人经常公差外出。然而时代变了，如今每三对夫妻中，至少有一人被公司经常派遣到外地出差。虽然部分出差远游者及其家人认为，远行若能事先计划，那么由两地相隔产生的怨怼心理将会较易处理。但是，有一件事却颇为肯定，即不管事前是否来得及做好计划，每次分离，都对远游的一方造成了双重生活的独特现象。
单身已婚者
周慧和邹杭桐是远游配偶婚姻中典型的一对，他俩结婚已四年还没有生儿育女。邹杭桐是一位管理咨询顾问，而周慧则是一家著名的瓶装矿泉水公司业务部经理，两人的工作性质都要求他们每月平均出差一星期的时间。但他们的情况和我不一样的地_方在于，他们早知道商务出差会成为他们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婚前就已彻底讨论过这个问题。
周慧说：
“我们两个人本来就相当独立：各有自己的银行户头，也有共同账户。”她笑着说：
“我们似乎是各自过活，但却又不尽如此。每当其中一个要出差时，另一个便尽其所能来处理家中所有的事情。邹杭桐不在家时，为生活简单起见，我通常在第一个晚上就煮冷冻的速食；第二个晚上，我会打扫屋子；到第三个晚上，我约朋友一起出去。他真的无可指摘，因为这是他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而且婚前，他要经常出差，我也是知道的呀！我只能尽量让自己好好度过那些他不在家的日子。其实，他不在也有不在的好处，小别后的重逢更加甜蜜。”
虽然邹杭桐也很同意周慧的看法，他说：
“反正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相守在一起。如果要与配偶保持亲密关系，两人间保持一点距离是必要的。”
但是，他们两人都承认，这种观点不包括在有孩子的情况下。事实上，在远游配偶的婚姻关系中到底应不应该有孩子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位经常出差的丈夫告诉我：
“在需要经常分离的情况下，婚姻有时会亮起红灯，我当然更不想把孩子也带入这种疏离的婚姻关系中去。”
文丽是近年来在国内崛起的电影明星演员。人怕出名猪怕壮。近年来，由于她的非凡表演，她的接片率大大提高，这意味着，为了拍摄频频签约的片子，她必须经常离家，每一次离家长达数星期，甚至几个月。有时，她要随摄制组到很远且危险的外省去。她和在C城当建筑师的丈夫曾几次讨论过婚后是否要生孩子的问题，但她却又十分心知肚明，一旦生了孩子，她的生活方式将不得不作重大改变。她说：
“如果有了孩子，我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容易离家外出。到那时，我只得重新评估自己的工作，最后不得已妥协。”
没有孩子的远游出差者的配偶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最明显是，他们有婚姻的约束和限制，却没有伴侣在身边陪伴。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除了一个人要做所有家务事外，倒没有太多后顾之忧。然而，对身负照顾孩子重责的女性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有孩子的职业女性，在配偶离家外出时，需要照应的事就复杂多了。虽然职业女性的自尊自信比家庭女性高，但全职工作带来的疲惫、每天早晚两头接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或小学，以及单独提升亲子关系所须付出的种种努力，现在都变成了怨怼的心态。
留在家中的那一方必须学会运用填补独处时光的方法。一位叫叶晓丹的家庭心理咨询的医生说，在她的咨商对象中，有远游配偶的夫/妇和家庭太多了。当他们走迸办公室，只需一会儿，她便立刻能判断出这个人是否能成功处理由配偶出差引致的种种个人和家庭的问题：
“那些成功的女性都有本身的自我核心，这个自我与婚姻家庭中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们不一定非要一份有收入的工作，但却一定要有某种让她们说‘这就代表我，我是有价值的’的东西。这个自我，多少能用来保护他/她们不受来自外部的伤害。伤害可能来自远游配偶本身，指摘他/她们把家里事弄得，一团糟。伤害也可能来自家庭以外的亲朋戚友，他们会不经意地问有关‘另一半在哪儿？’的问题，或干脆就设问留守一方怎能容忍这种配偶经常离家的事发生。伤害甚至来自年小幼稚的孩子口中，他们的一句‘为什么爸爸/妈妈常常不在家？’的问话，会深深勾起留守配偶内心的怨气。”
高华欣是一位极富活力、性格外向的女性，她担任空姐服务组长时在机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雨森。张雨森在城一家钢铁集团公司任外贸部经理，经常需要到国外出差，有时一去就是两个星期。但是，高华欣似乎并不烦恼。她有一个还很幼小的儿子，可她并不靠儿子来帮她打发独处的日子。她和许多有远游配偶的人不同之处在于，她和丈夫一开始交往就知道日后婚姻生活模式中将会有一位远游配偶，因此，她早就在家庭生活外建立了一部分个人生活。她悠闲地说：
“我是一个较容易正面看待人生的人，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积极正面地看待他/她所处的情况。不错，先生经常远游出差，我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但任何事情都是一刀而两刃的，这也是我处理张雨森离家在外的一种方式。在有孩子以前，我完全投入自己的各类嗜好上，学缝纫、学编织，常常把图样、材料等散落一地。我可以连续几天不间断地集中在一件作品上。待张雨森回家之前，我又会把所有东西收拾得千干净净。有了孩子后，我的活动方式改变了。以前我把手工材料铺得满地都是的做法已行不通了。我是一个外向的人，张雨森不在家，我便为自己安排很多社交活动，例如和朋友一起去健身、和那些与我情况类似的女性朋友出去吃饭，甚至一起去看电影。这样，等张雨森回来以后，我便能很定心地待在家里。”
一位飞行员的妻子很赞许这种双重的生活方式，她说：
“我先生不在家的日子里，我愉快极了，因为这样我才有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记得孩子还小，我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而每次当先生从外地出差回家，他只想待在家里，而我却等不及要出去散散心。孩子渐渐长大了，现在我已能出去和朋友聚聚、看电影、聊天。等到先生回家时，再和他一起待在家里，享受两人在家的世界。要使婚姻生活有趣味，只有这样才行。”
怨恨
对一个初次应付远游配偶情况的人，最大的问题便是如何调整好看待配偶远游的心态，诸如：
“我为什么必须单独处理这个我并不愿意进入的状况？”
“周末理应是我们共处的时光，他/她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差？”
“我们的婚姻关系何以达不到我的期望？我觉得寂寞、脆弱、没有依恃。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自怜并非变态，它可以发泄心中的挫折感，并在最需要同情的时候给自己一些慰藉。然而，如果让这种心态影响到自己所做的决定和行动，并将这种心态演变成满腹怨恨的话，那么，自怜便对维系婚姻关系构成了深具摧毁力的威胁。
如何解决由配偶出差带来的怨恨，会囚人因事而异。有些人在配偶离家外出时，仅仅因为收到一张意外账单就嗷嗷直叫。有人在白天还能从容应付家中各种大小琐事，但到了夜阑人静、空寂无人的时候，因顾影自怜引起的怨愤油然而生。
魏琼在P城长大，从小一直过着非常舒适、无忧无虑的日子。她嫁给江南的时候，等于嫁人了一个家族企业。由于这个家族企业是由江南负责主持，他必须经常远赴外地做商务旅行，并且常常加班。因此照顾两个年幼女儿便历史地落在了魏琼的肩上，但她却认为：
一个女人一旦嫁了一个经常出差的丈夫，她的婚后生活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嫁了一个经常外出的丈夫并不是人生危机，需要你在思想观念上做出调适。
在结婚初期，女人会完全把重心集中在丈夫身上，并希望婚姻生活有一个美好的开端。她会为做一个好妻子而放弃很多，甚至认为，他开会哪怕开到半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点，都算不了什么。
等到有了孩子后，重心便开始转移到孩子身上，孩子可能让她筋疲力尽。这时候，她觉得需要有人帮忙，而这时的丈夫为了事业正无暇以顾，怨恨便于焉产生。这时，她也许会抱怨，“我是做母亲的，他是做父亲的，町他除了回家后把孩子抱在膝盖上心不在焉地耍玩一下，又做了些什么呢？什么都是我在做！”
在婚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她先是为先生牺牲，接着又为孩子作出牺牲。有职业的女性更是承受了工作，家务——肩挑的双重牺牲，因为她们要同时照顾的事情太多了，以致无法顾及自己。
到了三十五岁光景，所谓人到中年的时期，突然间什么事都觉得不那么对劲，种种个人、家庭生活危机都会向她铺天盖地袭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年危机的发端。常常，在忙碌的间隔，她靠在沙发上果呆地沉思默想，感到有一种空寂落寞的孤独，她一阵酸楚，泪水沿着双颊纵横潸然流下。“我这是何苦来着？会有人感激我吗？”丈夫老是不在家，孩子又吵得沸翻盈天。她心中有着一些理想和目标，而生活现实又将她的理想打得支离破碎。她们中一些人会从此抑郁不振，在沮丧中不可自拔；而另一些一向待在家中的人则会转而到外面去找工作，或回到学校求学，或献身于社区工作，或消沉，以杏花出墙的外遇方式求得第三者的同情、怜悯，甚至帮助，更重要的是，寻觅一个可以无尽发泄、倾吐心中郁闷的异性对象。
我认识很多与我有着相似情况的婚姻女性。如今，我已走到了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认命。先生虽然不常在家，但他供养家庭的能力很强，而且我也可以不受拘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中惟一困扰我的是，没有一个能和我深谈的人、一个能和我沟通的人。但从另一层面看，我却十分自在，无须为在外东奔西忙的丈夫操太多的心，孩子也慢慢大了，现在，我相当独立。有时，在一番自我解嘲下，怨恨心态也慢慢地被抚平。
遗憾
无论是男是女，远游配偶都感到了因出差远离家门而让留守配偶只身一人的遗憾，只是造成遗憾感觉的原由男女各不相同。由于照顾孩子的责任通常落在女性身上，她们对因出差不得不与孩子分开，或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看管怀有极大的遗憾。如果没有孩子，那么，女性远游者和男性一样，只有在出差时和亲朋戚友的生老病死、特殊时日或喜庆互相冲突时才会有遗憾。
远游者在数趟出差后很快发现，在诱人的商务旅行背后，隐藏了旅馆房间过分狭小、工作时间过分冗长、时刻表过分变换无常的种种遗憾，加上旅途中处理公事带来的种种肢体和精神压力，他们的遗憾可以想见。还在办事途中，他们就早已生在曹营心在汉。然而，归家似箭却又不能立即归家的遗憾油然而生。随着出差行程的接近尾声，他们想回家的心情更为急切。为了尽快了结手头的事情，他们遂将日程表改排得满满的：约会、会议、面谈及工作午餐等。殊不知，这样做，常常造成积劳成疾和工作效率降低的遗憾。
差事终于完成。当远游者风尘仆仆回到家中，他/她看到的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诚如他/她发现的那样，很多决定在他/她离家的那段时日里已被擅自作出；孩子长大了，却因为离久而与他/她更加情疏；就连家中的那条小狗也因久违而冲着兴冲冲回家的他/她叫个不停。当然，还有更多见微知著的变化：妻子/先生似乎变得更加沉默而不苟言笑；她/他不停地在电话里压着声音在和谁说着话；小别重逢，妻子/先生全然没有过往的那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热情，她/他甚至变得“性”趣阑珊。这究竟是这么回事？他/她陷入了深深的纳闷和遗憾之中。
双重角色的承担者
当今，因公出差的职业女性日渐增多，但远游配偶中一般仍以男性为多，留在家中的那位则被迫过着，一种角色冲突而又重叠的双重生活：在一部分时间里她要担任单亲母亲，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是～个伴随妻子。在没有丈夫在身边的日子里，她学会了独断专行地料理家中一应事务的本领，变得异乎寻常的精明强悍。作为职业女性，她要胜任白天的本职工作；回到家中，她要照顾保护孩子，料理家中而事无巨细。当丈夫远行或回家时，她还要照顾丈夫。于是，我们似乎看到了古代“母权制”在这类家庭中的复归，即身兼母亲和妻子的女性在家庭结构中充当的权威角色。
这种“母权制”家庭结构形成的过程简单而易理解。远游在外的配偶即便想要做出任何有关家庭内部的决定，也因为作息时间、时差、临场等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而不得不作罢。由于妻子身处家庭现场，许多有待决定，有时甚至是亟待决定的事务也非得由她来作出不失时宜的决定。于是，远游者获得的仅仅是来自电话筒那边一鳞半爪的、由妻子早已独自决断的消息。家庭型的“母权制”于焉诞生。远游配偶越常出门在外，妻子所作的决定就越多，家庭型“母权制”也在频频决断中变得坚如磐石地稳固起来。
远游者还在结束出差公务回家前，就一厢情愿地试图重新夺回业已失去的决断婚姻家庭事务的大权，但现实是，他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冲突也因此产生。
金欧是一位令人喜爱的那类女性，她和远游丈夫结婚二十多年了，有两个十来岁的女儿。她曾经历了频频搬家、不断找工、看护孩子。以及由先生职业性质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挑战。她说，她深爱先生和孩子，尽管先生经常出差，她并不因此而感太多遗憾。
“然而，有时候，先生出差返家后，在讨论问题和作决定问题上，他常常忘了自己身处的景况而开始下达命令，罗列一大堆事叫我们去做。而我却要不时地提醒他：‘嘿！你并不是我们这儿的总统！’我在心里调佩似地对自己说：‘在这里，我才是这儿的当然总统。’”
忌妒
当提及忌妒心与远游配偶的关系时，最易让人联想到的便是性方面的忌妒，尤其当联想到男女同事结伴出差带来的不安全感时，其产生的冲击波就更可想而知。
还有比性方面更常见的忌妒感，那就是，当婚姻一方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例如太太赚的钱比先生多，或者对出差在外生活方式上的误解，例如，“他在外面美酒佳肴大吃大喝，我却在家里做保姆、帮他看家！没门！”
应志伟和程佳莉一起在C城近郊的一个小镇长大，他们可说是青梅竹马的一对。高中毕业后，他们便顺理成章地结为秦晋之好。应志伟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而程佳莉在银行专科学校毕业后则在一家大银行任职。由于她的聪慧和勤勉，加上有一个勉励她进取的上司，她白天上班，晚上到商学院选修课程。她在银行的职务一路爬升。几年来，为了妻子的进取，应志伟一直毫无怨言地承担了家务的大部分，同时他也意识到，妻子在工作和薪水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直到程佳莉被总公司委以重任，和银行内男性上司一起结伴出差到全国各地建立分行时，他终于受不了发作了。
一位年轻的女性编辑也告诉我，她先生也在出版界工作，他们刚结婚的那阵子，两人经常各奔东西出公差。她说：
“从表面看，情况还真的差强人意，别人也羡慕我们经常自由自在地在各个大城市穿梭。但事实却非常糟糕：我们小但工作时间不一样，承受的压力不一样，出差的时间和空间也颇不相同。有时出现两人出差失之交臂的现象：有好几次，当我回到S城的当天，他已于早上坐南去的列车出差去了。这一失之交臂使我们足有一两个星期不能碰在一起。出差带来了婚姻情感上的情疏、孤独、不安定、家庭开支增加。更糟的是，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某一天过得很顺利、愉快，而另一个却过得很糟，专业上的忌妒感会侵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