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炎
刘锡诚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自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虽多年担任《文艺报》、《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等杂志的主任或主编，并曾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俗文学学会等学术团体任领导职务，但敏于探索，勤于笔耕，中年过后更是真知灼见迭出，不绝才思泉涌。
刘锡诚先生的学术研究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原始艺术、文化模式等领域最具前瞻性和示范性。从1958年编译出版《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选》到’2002年出版学术专著《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刘锡诚先生一方面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强调整体研究和实证研究，并身体力行，不断在研究实践中探索新路。
一
民间文学作为“口承文学”，是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中长期较受重视的领域。数十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1］。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2］刘锡诚先生专注于民间文学理论的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民间文学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文化史现象，并指出，我们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的多民族的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有我们的民族特点，要符合中国的国情。”［3］
什么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实际呢？刘锡诚先生认为，中国民间文学是由56个兄弟民族的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学组成的，他们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文化素养、所处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不同，特别是当他们迎来了新中国时，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这样，我国的民间文学便构成了一幅相当完整的社会发展史的画面。因此，我们为了研究民间文学的规律，要去探讨民间文学与民俗、与社会发展、与民族特性、与文化发展乃至作家文学、与地理自然条件等诸方面的关系，从而形成研究民间文学的学科。刘锡诚先生的上述观点不仅对民间文学的主体从民族从发展而不是从阶级、阶层作出了重新界定，而且其勾画的研究内涵突破了狭义文学的范畴，推动了民间文艺理论的深化。
自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署并下达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文件以来，经十数年的工作，普查、编纂阶段已经结束，继江苏、浙江之后，各省市卷本正陆续出版。在这一背景下，刘锡诚先生适时提出了民间文艺的“后集成时期”的概念，提出对20世纪80年代的普查评估问题，从搜集转向研究、在研究中进行搜集的问题，民间文艺开展国际交流问题，资源共享与数字化工程问题等，对我国民间文艺的发展及时作出了引导。
针对当前民间文学事业存在的令人焦灼的隐忧，刘锡诚先生再次提出学科建设的问题。他发现专业人员正进入一个自然换代的高峰时期，专业机构中的高素质研究人员流失严重，专业人员的青黄不接造成了民间文学工作的断档；同时，学科调整的不合理，也造成了人员的严重流失和学科水平的下降；此外，学人的思维定势也是阻碍民间文学研究前进和学术水平提高的因素。他指出，民间文化和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了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同时，民间文艺学是现代学，在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中，社会结构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新的民间文学每时每刻都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被创作出来，如果我们忽略或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当代民间文学将成为新的空白，我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的罪人。为此，刘锡诚先生公开呼吁恢复民间文学原有的二级学科地位，以给我国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继承和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良好环境。［4］
二
民俗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但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包括民间习俗和信仰、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等，在时间范畴上既包括古代的旧俗，又包括当代的新俗。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学，刘锡诚先生曾强调民俗学首先是一门当代学，因为任何民俗都址流功着的鲜活的文化现象，都是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民俗学是当代学的观点有助于动态地、历史地把握民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利于服务当代社会的应用民俗学的创立。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就整体来说，从来有丰富深厚的民俗文化相伴随，一刻也没有中断过、消失过和湮灭过。基于这一认识，刘锡诚先生指出，一个民族或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学，而他的民俗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民俗作为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情和国运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研究国情，如果置民俗于不顾，或忽略了民俗，那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优良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尤其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礼俗和道德规范，对群体乃至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整合和促进的作用。但是，在民俗问题上固守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闭眼不看和故意忽略民俗对社会发展和认识国情的积极作用，过分地夸大了民俗的历史惰性及其危害性。刘锡诚先生指出，那些鼎鼎大名的新儒学家、新国学家们，从不承认中华文化是多元的，中国大陆近年新儒学学者们提出的“普遍和谐”或“和合精神”理论，与梁漱溟当年提出和坚持的“调和持中”，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内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化精神的一切努力所以是失败的、所以是徒劳的，在刘锡诚看来，是因为他们都在排斥生长和长存于普通老百姓中间的和少数民族中间的下层文化或民俗文化及其基本精神。他由此提出要进行中国文化精神的整合，即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儒家文化精神和民俗文化精神，并在当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吸收、更新制定新的策略。［5］这一理论对民俗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锡诚先生在民俗学研究中还提出，重视田野调查、民俗学是实证科学、发展“旅游民俗学”等观点，并在他所主编的《中华民俗文丛》、《蝙蝠丛书》、《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三足乌文丛》等一系列著作中体现出来。
民间艺术和原始艺术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受到关注较晚，其研究迄今仍不够充分。原始艺术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创作，是他们生活、信仰、心理、智巧、欲望的记录和表达。由于原始人类与大自然先天的亲和情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他们以人格化和物格化的双向思维寻找自身的定位，并确立与自然间的想象的和谐同一关系。原始艺术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媒介，以刻纹、图画、工具、器用、声响、语言、动作、色彩、符号为手段，表达对自然与社会的审美情感，并服务于生活的目的。在原始艺术中，有形的图像往往与无形的前逻辑思维及一去不返的洪荒时代相联系，故大多在现代人看来怪诞、神秘，而难解其趣。
刘锡诚先生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原始艺术》一书，开始了对这一艰难课题的系统化研究。他运用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文艺学、艺术学等人文科学的成就与方法，对中国本土的原始艺术、原始思维、艺术起源、原始宗教、原始神话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使其著作成为系统研究中国原始艺术的开山之作，并受到钟敬文先生的赞扬。
《中国原始艺术》全书除“导言”外，共列12章，其标题分别为：“概说”、“人体装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装饰艺术”、“原始雕塑”、“史前巨石建筑”、“史前玉雕艺术”、“原始岩画”、“原始绘画”、“原始舞蹈”、“原始诗歌”、“原始神话”和“结束语”。如此众多的问题，需要大量占有资料，并加以严谨的考辨和释证。资料从何而来？作者在“结束语”中写道：“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始艺术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考古发掘得来的资料；二是古文献上记载的资料；三是从近现代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民族中搜集来的资料。”它包括实物资料、文献资料、行为资料、语言资料、信仰资料，尤其是第三个来源，作者以民俗学家的眼光弥补了一般单纯考古的或历史的、文献的或考据的不足，融摄更多鲜活的非文字、非物质的资料，使著作丰满而科学。正如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先生所说：《中国原始艺术》“这是一部下了功夫的书，有价值，见分量，论证扎实，学风谨严，很值得向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推荐。”［6］
《中国原始艺术》在收罗尽可能丰富的原始艺术资料的同时，十分注意方法与手段的运用。作者力避“望图主义”和“因形比附”的不实学风，强调“实证的方法”和“地理的方法”，并运用归纳、分析和类比的手段，以探寻和阐释研究对象所隐藏的原始含义，发现和揭示其中的规律。作者提出了走进原始人所独有的“文化情景”的口号，要求现代人在研究中努力用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去感知和理解原始艺术品。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要求有深厚的学养和综合的技能，并能把握角色的转换而不失科学的结论。刘锡诚先生探索了走进原始人“文化情景”的路径，并把读者引入了原始艺术那迷离斑斓的神秘世界。
《中国原始艺术》还让人们思考现代艺术与民族艺术的关联，以及未来艺术与原始艺术的关联，从而开启研究与创作的新视角。
四
对文化模式的考察与探究是刘锡诚先生近年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他以《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一书（学苑出版社，2002年）继续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倡导。
象征是原始文化最基本的生成方式和表现模式，也是中国文化最具魅力的传统特色。中国古代哲学将“象”、“形”或“象”、“器”相对，《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载，有“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之说，并提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可见，“形”、“器”相连，“象”、“意”相承，“器”以“形”显，而“意”以“象”隐。文化象征往往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与哲理的统成与转合。黑格尔曾指出，“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7］而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则称“象征是人类的宇宙”。
象征作为原始思维的产物，实际上，它又是一种文化创造方式，其意义与本体间不呈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建筑在相似的联想和文化认同之上，从而创造出自身的“密码”。象征又被称作是“交流的媒介”，潜留着一定族群对自然、社会与自我相互关系的感受与概括，人们循此能超越时空，实现今人与古人的对话。那么，究竟什么是“象征”的定义呢？刘锡诚先生作了如下的概括：“象征是以外在的感性事物的形象，暗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意义。”他还指出，象征不是哪一个人的创造和发明，而是在众多的人们心灵中显现出来、经过漫长时间积淀而成的一种集体表象，其首要特点是暗喻和暗示。［8］
刘锡诚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分10章展开对象征的研讨，即第一章“什么是文化象征”、第二章“失落了的意象”、第三章“动物的人文角色意义”、第四章“社——通古达今”、第五章“萨满文化象征”、第六章“傩：除旧德立新德”、第七章“钟馗信仰与传说”、第八章“神秘数字与天人合一”、第九章“颜色崇尚与文化模式”和第十章“且看村翁壁上图”。在上述10章中除了集中进行了象征理论的研讨，更多是对象征的类型及其主要的象征物展开了实证研究，诸如石头、葫芦、鸟、树、九尾狐、鼠、狗、猪、鸡、社、萨满、傩、钟馗、数字、颜色、年画等，以揭示其中的抽象的、普遍的意义。可以说，刘先生的这部著作完成了他所希冀的使命。
德国学者汉斯·比德曼说过这样一句话：“讨论象征通常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意在帮助人们享受古老的精神财富并使这些遗宝得以枯木逢春。”［9］刘锡诚先生对象征的研讨正是一种“仁慈的行为”，其目的是把中国文化的象征学或符号学这门学科建立起来。我们可以说，由于刘锡诚先生的理论阐发和实证探索，以及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正一步步地接近了这一学科建设的目标。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作为民俗学理论家和探索者，刘锡诚先生的研究工作正如日中天，我们祝愿这只学界的“三足乌”，在奔向光明的征途中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注释：
［1］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2］张紫晨：《中外民俗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刘锡诚：《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刍议》，《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学》，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4］刘锡诚：《关于当前民间文艺的几点思考》，《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5］刘锡诚：《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
［6］何西来：《读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书与人》1999年第6期。
［7］黑格尔：《美学》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8］刘锡诚：《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9］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前言》，《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