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俗学研究早期是从民间文学人手的，民俗学与文学艺术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人们研究民间文学也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针对此种现象，柯杨于1982年1月在《民间文学》发表《简论民间文学的学术价值》一文，阐明了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处于相交叉的边缘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强调了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被当年《新华文摘》第3期全文转载，证明了他在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性。他的这一理论思想不仅贯穿在他的花儿研究中，也反映在他其他领域的研究当中，如《论伏羲神话传说的文化史意义》、《民俗学应用研究漫议》等著述中。在早期的花儿研究中，柯杨提出要在各门学科、各个环节的交界处大做文章，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多角度地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不断取得花儿研究的新成果。紧接着，他就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多层次、多角度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民间文学研究不但要建立一种科学的整体观念，而且也要对自己的研究项目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他又说，把握一个整体中的每个层次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8］对于民间文学的多角度研究，他指出，要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来全面地认识民间文学这个对象的特殊性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
他在比较神话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中国的山魈和巴西的林神》，对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山魈同巴西印第安人的林神和植物保护神进行比较，得出二者在外貌、体形、性格上十分近似，并且都具护林职责这两个最重要的共同点，为中国和印第安古代文化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从民间神话、传说的角度又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佐证，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发现。从中也可看出柯杨的博闻广见和学术敏感性。
柯杨研究民俗善于从民俗的本质上挖掘。他提出“不同的人类群体，受一定自然环境、生产条件及文化传统所制约而产生的各具特色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才是民俗之本质所在。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可说是用来证明相同或不同民俗文化的‘内核’或‘基因’，从这个深度来把握民俗文化的特质（即民俗文化最基本的单位），许多民俗表象就可以得到准确而科学的证明，因为，社会发展、进步到今天，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是较少的，大多都呈现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痕迹，哪些是原先的‘亲本’，哪些是外来文化的渗入，往往不易区分，只有从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这个最根本的‘基因’人手去探求其中细微的差异，才有可能在认识上实现从‘老相识’到‘真相知’的飞跃。”［9］他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5～6合刊）上的文章《“薛家湾人”的职业及其信仰习俗》，就是从生存方式和生存意识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来研究“薛家湾人”这个复杂的社会“群体”的。他分析了这个特殊职业集团的三大特点及因职业而造成的性格和心理、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在信仰习俗方面，分析其宗教信仰的特点和内容，并阐明信仰对其职业的影响，指出甘肃永登薛家湾人虽然有两个基本特征与“吉普赛人”相同，即：一是流浪生活，二是以算卦为职业，但他们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是汉族中的一个特殊职业集团，自此揭开了“中国的吉普赛人”之谜。
柯杨四十余年坚持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至今已发表民俗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有的获省级或国家级奖励，有的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引用。他还主编了《西北民俗文献》（26卷，1990）、《中国风俗故事集》（上下册，1985，获1988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文艺读物优秀图书一等奖）、《西北花儿精选》（与人合作，1987）；参与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1980，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民俗学概论》（1998年获199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两部高校文科教材的撰写，并参与撰写《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86）关于民间文学的部分词条及《中国风俗辞典》（1990）部分词条等。
四、柯杨学术研究特色
（一）立足田野
民俗学向来注重田野作业（fieldwork），这种方法是民俗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用柯杨自己的话说：“搞民俗研究，老百姓的生活都在研究视野之内，因此要有大量的田野作业，掌握第一手资料。同时必须有自己的基地，反复去，把自己变成他们中的一员。否则，研究就谈不上深入。”［10］既然民俗学者不是坐在书斋里就可以做学问的，而必须走向田野，那一定得有吃苦精神。从1959年第一次到临夏调查民俗开始，柯杨走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数十次亲临花儿会的现场采风调查，使他收集了成千上万张有关“花儿”的资料卡片，掌握了大量的关于“花儿”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掌握的资料，恐怕这一辈子写文章都写不完了。”［11］
他的文章《进一步提高田野作业的水平》（1989）、《成功者的必由之路～到民间去》（1992）、《关于深化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两点思考》（1994）等都是对田野作业的重视和经验之谈。
（二）重在创新
柯杨曾经说：“我从来重视论文的写作，而不急于出什么专著。没有独到的见解或较前人有所进步（哪怕是在某一两点上），我是不写文章的。”他一贯都很重视创造性思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活力、时时都在创新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尤其如此。他不仅在以往花儿的研究中强调“必须把我们的思想从一般常识的束缚和习惯了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不要被常态霸占了自己的脑海而丧失创造性的见解”［12］，要“对司空见惯、众口一词的事物从一个新的角度上进行解释和说明，从而启发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个事物的本质。”［13］他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民俗与旅游”时，也率先提出要把创造性思维引入到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去，并论述了怎样开发创造性的旅游产品，怎样才能成为有高品位旅游景点的创意者和设计师。
“关怀人类命运，理解人类追求，懂得现代人的苦恼并知道如何去消解各种苦恼的人，才能产生创造性的思维，也才可能成为高品位旅游景点的创意者和设计师。”［14］这段话是他在文章中论述旅游开发时说的，其实，只要了解他的人定会赞同这也是他个人学术研究经验的一种总结。他总是让自己的头脑处于创造性思维活动当中，在未知的领域里探索，并不断提出新见解。
（三）关注现实
柯杨认为一个当代学者应该具有现实参与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民俗学家，理应关注人类形形色色的生存悲剧，并善于将传统民俗事项中所反映出的强烈生存意识与当今人类的生存危机感相互联系，相互比较，才可能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具有深度和时代感。”［15］多年的社会调查更使他意识到学术研究应该能造福于民，应该为社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该融入到当今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去。针对学术界民俗学应用研究领域存在着空白或薄弱环节的现象，他提出既应重视基础研究，又要支持应用研究。他说：“应用研究实际上是基础研究的‘亲密伙伴’，二者相辅相成。应用研究的大力开展，必将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的活跃和深化。”［16］与此同时，他强调也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及它的深远作用，否则，必将导致基础理论的萎缩。
柯杨注重应用学科的研究，希望民俗文化研究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他很早就认识到民俗旅游资源的科学论证与合理开发是民俗学应用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提出民俗旅游研究者和开发者要以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己任，充分展现能传达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创造力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俗活动，为民俗旅游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极为有益的建议。
随着社会的变革，他认为文化观念也应该更新。他说：“我们的任务不在于限制和取缔非传统的东西，而在于正确引导和参与变革；不在于设法挽留必将逝去的东西，而在于重视和支持新生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我们的民族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包括民俗在内的一切传统文化，都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筛选、被改造、被重新组合，被赋予新的意义，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格局，我们应当为新的民间文化的崛起而祝福。”［17］
十年来，柯杨曾数十次深入到陇原大地，深入到劳动人民之中，他极其重视田野作业，是一个走向民间的学者，这和他关心民众、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作为一个学者，他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胸怀宽广，学识渊博，有如此的人文关怀精神、坚定不移的意志和热情、旺盛的生命力，还有什么不能成功呢？我们从他所走过的足迹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真正的学者。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注释：
［1］《西部风情与多民族色彩》，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
［2］柯杨：《关于临夏花儿“出门人的歌”的族属问题》，《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3］柯杨：《努力攀登花儿研究的新高峰·花儿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鲁晋：《让花儿在世界艺术园地开放》，《兰州晚报》：1987年6月27日。
［5］汪少潭：《花儿什么这样红》，《兰州宣传》1998年第5期。
［6］柯杨：《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民俗研究》2002年。
［7］柯杨：《旅游与环境伦理》，《教育艺术》1999年第12期。
［8］柯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多层次多角度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4期。
［9］柯杨：《关于深化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两点思考》，《民俗研究）1994年第4期。
［10］金延：《痴向田野觅真知》，《兰州晚报》1997年9月29日。
［11］金延：《痴向田野觅真知》，《兰州晚报》1997年9月29日。
［12］［13］柯杨：《努力攀登花儿研究的新高峰·花儿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柯杨：《旅游与环境伦理》，《教育艺术》1999年第12期。
［15］柯杨：《洮岷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亚细亚民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6］柯杨：《民俗学应用研究漫议》，《民俗研究》1988年第4期。
［17］柯杨：《民俗学应用研究漫议》，《民俗研究》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