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华
中国民间故事（主要是幻想故事或民间童话）的情节结构有一个显著特征，用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爱东拉西扯”。他说：“与欧洲民间故事比起来，中国民间故事在形式上较流动，在结构上较复杂。本书读者无疑会发现，一个中国故事能用几个类型，或这些类型中的某一部分组成。……口传故事本来是变幻不定的，中国的民间故事尤其爱东拉西扯，一个类型连一个。”［1］这种情况给故事的立型归类带来不少麻烦，然而它却是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叙事风格的一个侧面。
钟敬文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故事时便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特点。他在《蛇郎故事试探》中将这个著名故事的结构形式区分为原形的、变态的和混合的三种，所谓“混合”形态，也就是将其他故事所含的某些母题或情节单元拉扯到“蛇郎”故事中来，他举出四例，即与“老虎外婆式”混合，与“螺女式”混合，与“老虎外婆式及螺女式”混合，与“灰姑娘式及螺女式”混合。［2］由此使“蛇郎”成为形态最为纷歧繁复的中国民间故事之一。
刘魁立先生新近发表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就“狗耕田”这个类型的28个文本的变异情况加以综合所呈现的树形结构加以分析，借用“生命树”来概括其形态特征；它所依据的也就是上述事实。［3］
对这种结构形态的特异性，有关论述或以为不过是故事讲述人随意东拉西扯所致，或赞叹在其深层含有难以索解的奥秘，但均未在形态描述基础上作更深入明晰的阐释。有鉴于此，本文便尝试以此切入对中国民间故事结构形态及其叙事艺术民族特色进行探寻。
一、一个幻想故事的复合结构
民间故事的情节结构，有的较为单纯，有的较为繁复，前者称为单纯故事，后者称为复合故事。故事学家以“母题”（motif）作为最小叙事单元，母题由鲜明独特的人物行为或事件构成。它可以反复出现在许多作品中，具有跨越广大时空背景的稳定性。它也可以在不同类型故事中自由流动，有其相对独立性。单一母题构成单纯故事，多个母题按一定序列组合成复合故事。复合故事的形态就是一个又一个“母题链”。中国民间故事，特别是其中的幻想故事（民间童话）形态繁复，以复合故事居多，成为一个明显特征。
下面试以秦地女于1954年讲述的《张打鹌鹑李钓鱼》即龙女故事为例。它展现了一个天天上山打鸟的穷小伙子的奇特经历，可称之为“猎人奇遇”。主人公从自己的拜把兄弟李钓鱼手里将刚捕获的一条鲤鱼放生，想不到由此进入龙宫作了贵宾；获得龙王赏赐要来一件龙宫宝物——哈巴狗，带回家竟然变成一个俊俏能干的女子做了他的媳妇；男耕女织，日子过得本来很舒心，却因大风刮走他带在身边的媳妇画像，被员外家的恶小子拾得要抢夺他的妻子，以致厄运临头；三次打赌，头两次主人公在开始时均处于劣势，但倚仗从龙宫借来的宝物，随后都压倒了对方；最后恶小子无理刁难，要小伙子交出一个“无意思”来，主人公便从龙宫借来一个“红疙瘩”实即火药箱，一声爆炸把王员外家化成灰烬，无情地惩罚了恶人，小伙子和龙女从此过上了安定日子。
故事中主人公的生活遭遇，经历了六七次波折，一会儿喜从天降，一会儿飞来横祸；一会儿“山穷水尽疑无路”，接着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奇幻曲折的叙说中，融合着民众的优美理想与乐观情怀，同时也体现出“好事多磨”的现实生活逻辑。故事由此生发出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巨大艺术魅力。
从所含母题来解析，本篇故事由如下6个母题构成：（1）救鱼放生；（2）动物报恩，龙宫得宝；（3）凡人与神奇动物（哈巴狗）化身的美女成婚；（4）美人画像被风刮走落入坏人手中招惹灾祸；（5）善恶两方比赛争斗；（6）“无名”怪物惩罚恶人。这几个母题巧妙地连结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而美妙的艺术世界。
其实这些母题各自均有独立存活、在许多故事类型中自由流动的能力。近现代口头流传的《张打鹌鹑李钓鱼》作为一个复合故事，就是由故事讲述家“东拉西扯”，使之由简到繁，逐步演变而成的。它的核心母题是男主人公“救龙子龙女获得意外报偿”，由“动物报恩”这一古老母题演进而来。唐末《续仙传》载有孙思邈救小蛇被邀入龙宫，获得海上仙方的故事，就是它单纯形态的一种。［4］后来它同异类婚故事合流，并把其他故事中的一些母题穿插进来使叙说更为曲折丰富。
主人公从龙宫带回的本是一件宝物——哈巴狗，后化身成少女给他烧火做饭并成为妻子，这本是“田螺姑娘”中最具特色的母题，早在晋人和唐人笔下所记《白水素女》、《吴堪》中就已出现。口头文学家把它取来同“救龙获报”相混合，构成本类型的主干情节。
接下来的恶人企图强占美妻，以难题相威胁，双方比赛争斗的叙说，也是从《吴堪》中借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件埋葬恶人的“无名”怪物，《吴堪》中称为“祸斗”，可“喷火作殃”。它其实来自印度，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吴地高僧康僧会所译之《旧杂譬喻经》中，原名“祸母”，是一种“过里烧里，过市烧市”的怪物。恶人索要一种世间根本找不到的宝物以便难倒小伙子，他从龙宫水府（那里自然是要啥就有啥的）借来的这个形体似猪犬的活动火药箱，正好惩罚了恶人。这个妙趣横生的情节单元，成了近现代口头流传的龙女故事中不可缺少的穿插，除流传于内蒙的这篇《张打鹌鹑李钓鱼》之外，还见于湖北土家族的《张百中》、广西壮族的《孤儿和龙女》、四川傈僳族的《孤儿和龙姑娘》、浙江的《蚌姑娘》等篇之中。
《张打鹌鹑李钓鱼》中，还有一个大风刮走女人画像的有趣情节，它本是“百鸟衣型”故事中的核心母题，正由于国王意外地得到了那张被大风刮来的美人画像，才发生了派人到山乡寻找抢夺女人，以及男主人公穿上奇特的“百鸟衣”进王宫寻找妻子的传奇性故事。并非所有龙女故事都有这样的叙说，秦地女却把它作为一个饱含生活情趣的插曲拉扯进《张打鹌鹑李钓鱼》这个龙女故事中来。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它包含的母题都有这样既能组合固定、又可拆开流动的特点，中国口头叙事中母题的流动性更强，情节结构也就更加显得变化多端了。秦地女所讲故事就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
二、复合形态背后的叙事逻辑
中国民间故事的复合形态，是按照怎样的叙事逻辑构成的？在结构形态的背后，隐匿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故事讲述家爱“东拉西扯”，这句话如果不含贬义，是切合口头传承实际的。但高明的口头文学家决不会“生拉硬扯”，他们将相关母题混合、串接、拉扯在一起，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总遵循着某种逻辑，或暗含着某种文化信息与特殊意趣，值得我们深入探求。
1.社会生活结构的折射。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繁复而且稳定。地主和农民、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对抗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这种社会形态特征不能不在民间口头文学中得到直接和间接的反映。“田螺姑娘”作为异类婚故事的一种，早期文本是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展开叙说：小伙子拾得水中田螺，田螺幻化成美女操持家务；随后男主人公违犯禁忌窥视螺精变形本相，于是她不得不离开人间。陶潜在《搜神后记》中所录《白水素女》即其代表。到唐代《原化记》所载《吴堪》，将县官企图强占属下美妻，出难题要挟，以及喷火怪物“祸斗”火烧县衙这几个母题拉扯进去，不仅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尤其是它更贴近社会现实。在广大民众处于社会底层、普遍遭受奴役歧视的情况下，一个穷小伙子意外获得美妻，还会有安宁日子过吗？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唐以后的所有异类婚故事，不论女主人公是田螺姑娘还是龙女，是天鹅仙女还是狐精，都免不了要出现男女主人公向抢夺美妻的员外或者县官、土司等邪恶势力进行抗争的情节，穿插上述几个母题的复合形态便构成一种为大众所喜爱的稳定形态了。
在有些螺女和鱼姑娘故事中，更繁复的情节结构是主人公除了向敌对的邪恶势力进行抗争之外，还有夫妻之间的纠葛。此类故事的原初形态大都有禁忌母题插入，男主人公违禁受惩罚导致夫妻离别，叙说中含有神秘信仰成分；近现代的许多口述文本中，却将违禁母题改造成为男主人公暴富后嫌弃女方出身卑贱而使婚姻破灭，如傈僳族的《鱼姑娘》、苗族的《孤儿和龙女》、畲族的《田娈瑾》、浙江的《田螺姑娘》等篇。故事以“多情女子负心汉”为鲜明主题，赋予传承久远的异类婚故事以新的意趣。很显然，它也是受现实社会中婚姻家庭生活复杂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