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在自然科学界如此，社会科学界更是如此，特别是我们民俗学界，天生就和许多离奇古怪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以致学人都把“神秘性”列为民俗学的一个特征，许多同行在采访一些敏感人物，如巫师、神婆、童身、灵媒时，受到了公安人员的质疑：你们是不是在宣传封建迷信？为什么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那么感兴趣？我们说，正是这些“另类旧人”（请允许我改装“另类新人”这个词）还折射出史前文明的幽光。他们中确有能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灵媒，有通达阴阳二界的巫师，有出神入化的魔幻者，有鬼斧神工的大法师。笔者的家乡就有一种叫“去阴阳街”的神秘游戏，一般在中秋前后夜间玩耍，由一巫婆带领，去会见阴间的亲友，任何人都可参与，成功率还挺高。玩耍者进入朦胧状态之后，即可给在场的亲友描述阴间生活的状貌，所言极是，令人惊叹不已！记得1950年中秋之夜（那时我已10岁有余），一班好事者集中在巫婆嬷岳家里，请她带去阴阳街玩耍。众人坐落之后，她点燃几炷香，在各人头上晃来晃去，口中念念有词，约三几分钟，喷了一口“符水”（用一种叫“星扫”的植物泡制的），坐落的人便昏昏欲睡，摇头晃脑。突然一人惊叫“有蛇”而醒来；原来他脖子上搭着一条腰带，此物作怪，他去不成了。其他人继续梦游，与身边亲友对话，言及阴间的情况：已故的爷爷、奶奶或父母兄弟，长相、衣着、言行，与他们生前相符，从未谋面的儿孙辈，也能言之凿凿。一般玩半个钟头左右，巫婆便又喷一口“符水”，把众人叫醒，回到阳间。可是那天巫婆一连喷了三口“符水”，大家还醒不来。在场的亲友惊恐万状，有人去把警察找来了。巫婆倒是不慌不忙，她说：我得罪人了。并叫警察跟着她，到了街头黄师傅家。一到门口，她就跪下，大喊“师傅救命”。黄师傅一看有警察跟在后面，知道事情闹大了，对那巫婆说：“就你那点本事，识飞啦？（了不起啦？——挖苦她的话）回去吧，没事了！”回到她家一看，人们已经醒来，大家都说黄师傅法力高强。此中之谜我至今未解。去年回乡，我还专门访及此事，不少老人还都记得，那位黄师傅20世纪60年代已过世，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模样，高高瘦瘦，脸颊深深下凹，讲话细声细气的：那位警察高大魁梧，叫杨植林，后来还当了县公安局局长。
民间这类奇闻多的是。前年我带几个研究生到雷州采访一位道士，他能带人过火链，能咬起烧得通红的十来斤重的犁头。我们问他：过火链前你吃过什么药吗？／没有。／往火链上撒了什么药吗？／没有。／什么人都能跟你一起走过去吗？／可以。／不会烧伤？／不会的！／有过失手的时候吗？／没有。谁敢拿命来开玩笑？！但工夫一定要做足，咒语一句不能少，踏位一步不能差，做足！／为什么？／不知道，师傅教的。／他还当堂踏了几步给我们看，并张开嘴，让我们看他的牙齿，由于长期咬火犁的关系，他的牙都磨平了，像把铲。他不能为我们专场表演，因为要“做足功夫”。要看，春节期间来。陪同我们采访的文化局的负责人是他的亲戚，他和许多人都看过他的表演。
这类巫术，方家称之为“禁气法”，“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早有记载，可以气禁水、禁火、禁毒蛇猛兽。“近世左慈、赵明等，以气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又于茅屋上燃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钉钉柱，入七八寸，以气吹之，钉即涌射而出；又以气禁沸汤，以百许钱投中，令一人手采搪取钱，而手不灼烂，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尽不得蒸熟。又禁令犬不得吠。”甚至“可以禁鬼神”，“能辟方数十里上，伴侣皆使无为害者”，［5］所记或为民间传说，或为亲历目睹。他还用矿物炼丹，炼金银，用植物治病，是个双棲于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科学文化人”。
这种现象早已引起了民俗先辈们的注意，钟敬文先生在给清水编的神话传说集《太阳和月亮的故事》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地提出，集子中“所提及的若干原始的观念和行为在诸文化科学（即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上，都是些有着重要意味的对象。”他列举了像《人类是怎样来的》、《人何以会死》、《怎的没有仙人下凡了》等神话，特别是我国特有的“风水传说”，像《牛眠地》、《乌鸦落阳》、《莲塘古池》、《鹅形地的故事》等，都“表现着原始人的哲学的或科学的思想”，“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觉得未必比那被人们所艳称的希腊古典神话减色多少”。［6］这里，先生所说的“科学的思想”，显然已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在《民族的下层文化》一文中，他又指出：“像生产技术、民间医药、建筑物、工艺品、劳动歌、实用艺术以及各种民众娱乐等，都是例子”，并援引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说明“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7］在北师大民俗文化讲习班的两次报告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如巫术和部分民间组织形式；也有不少民俗文化即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积极作用，如端午节洒雄黄酒消毒，六月六晒衣服和年终掸尘搞卫生等。”［8］都是把民俗文化学的研究范围拓展至自然科学乃至神秘文化方面的。钟先生早年还做过鼠的征兆的研究，直到晚年，还写了《从文化史角度看（老鼠娶亲）》的文章，分析了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对老鼠产生的由恐惧到崇敬和制约的心理。江绍原对发须爪、唾液、血和天癸的研究，更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所以令人信服。他们把民俗文化的论题摆到大文化和泛科学中去论证，做些力所能及的实验，真正融入实际的考察，以验证自己的观点，结论就会扎实得多。
为了一试这些真谛，早些年，在气功真真假假鱼龙混杂的年代，我系请过海灯法师的大弟子寂诚大师上门授教，我还听过严新大师的两场带功报告，看到许多受众“群魔乱舞”，其中有我熟悉的人，肯定不是内应者。但我两次都不能进入状态。小师傅（我的学生，一个7岁开始练功的人）说我身心还没放松，于是每天夜里跟着他到大操场边上去“松——静——定——慧”，如是一个多月，确有长进，并深信此道是可以练就的。后来我又跟一位大姐到纯阳观朝斗台去练太阳神功，确能体验到一些想像不到、理论上也讲不通的事象，我做了练功日记，希望将来科学更加发达之后能解释清楚。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关注宇宙之迷的一个原因。
不久前法新社还报导了一则为多国科学家所证实的消息：一个活跃于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大型黑洞人马座A※，正在迫使一颗恒星S2以每小时1.8万公里的速度变速运行，在离人马座A※只有17光时的时候，以每秒5000公里的速度逃离虎口。［9］我想，人马座A※为什么要吞食S2，为什么又让它逃离？哪一天它发起怒来要吞食地球怎么办？谁在操纵这一切？就连“哈勃”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史蒂文·贝克威思也说：“在科学上，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10］被人称为另类科学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凯利·穆利斯也说：“人注定不能胜天，天也不会塌”。正因为这样，更需要加大科研的力度，特别是一些敏感的边沿领域，被人认为离奇古怪的东西，它很可能成为科学的先导，诸如千里眼、顺风耳、登月、遥感等，不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了吗？前几年有人寄了篇关于“放蛊”的论文给钟先生，他觉得很有科学价值，但我们的刊物还是不敢登。去年我校召开国际民俗研讨会时，也收到一篇关于“鸡鬼”的论文，我考虑再三，也只敢发了个摘要，以免犯禁。其实那玩艺我家乡就有，我见过，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钟先生呼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由来已久，1998年还以《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11］为题作过几次报告，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时，大家也有些议论，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就只有一个民俗学派？我说非也，钟老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理论，是根据我国的国情，针对某些国家单一民族的民俗研究提出的，他是要我们把中国民俗摆到世界民俗中去，看它有什么特点，有何规律，今后向何处去。这不仅是个方法论问题，而是对民俗文化本体的认识问题。研究这些问题，钱学森同志认为，可以从思维及精神、心理两大方面入手。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都是侧重这两大方面的。不单是人文学界，自然科学界也应从这些方面寻求一些重大突破。在目前“微观、宏观、宇观”三大层面之外还要加上“渺观和胀观”。微观者如量子力学，宏观者如万有引力，宇观者如相对论。渺观是什么？即把微观中不可分的东西再分；胀观呢？即现行宇宙观之外的东西，天外还有天。思维形式也一样，不只两种，抽象、形象之外还有灵感、梦幻。研究思维科学也不能光用传统的思辨方法“概念——判断——推理”，还要用分析系统、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这是钱老的经验之谈。我体会他的意思是，搞科学研究要高屋建瓴，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以此观照我们民俗文化研究中的神秘现象，往多学科交叉方面想一想，如心灵感应与静电波、生物钟与信息污染、人体基因与亲缘关系、超静觉与宇宙心理、瑜珈飞行与忘我状态、重量与气场、心理动力的关系等，说不定就可以从中找到原始思维与现代科学的一线关系，为我们打开神秘文化的大门，甚至一些高不可测的世纪预言，不过像天气预报那么普通，那是灵感沟通和概率普算的结果。
当前，学术环境较为宽松，正是我辈学人驰骋民俗园地、开辟新领域的时候，我们要善于借助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对民俗文化进行立体研究，凸显科学人文的综合优势，开创民俗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1］《民俗文化学》，中华书局1996年版。
［2］默顿著、范岱年等译：《关于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4］《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15日。
［5］葛洪：《抱朴子·至理》。
［6］《青年界》1933年4月第1期。
［7］《群言》1986年第11期。
［8］《民俗文化学》中华书局1996年版。
［9］《参考消息》2002年10月8日。
［10］《参考消息》2002年10月8日。
［11］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