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满
一
塔里木文化，是指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广大绿洲上创造出的古代文化。提及塔里木盆地，人们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塔克拉玛干”——世界上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这个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为“以前的家园”，由此可推断，“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远古时期曾是人类居住生活的绿洲。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以它的丰饶、它的苍莽为塔里木古老的绿洲谱写出一部绿色与生命的文明史。塔里木河是塔里木绿洲的母亲河。塔里木河畔密布着治沙护绿的自然卫士——天然胡杨林，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胡杨林构成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一条“绿色走廊”。在塔里木河畔的天然草场上生息繁衍着无数珍奇的荒漠动植物，其中有塔里木羊、鹿、野骆驼、野马、麝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塔里木盆地的畜牧业、农业、林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里不仅是我国的主要粮食基地之一，同时亦为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基地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的塔里木盆地养育了塔里木人，而塔里木河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古今变迁，与塔里木绿洲、塔里木生态和塔里木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
对于史前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居住过哪些民族这一问题，目前还无确凿的史料。从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西域的记载，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斯特拉伯的《地理》论著以及瑞典东方学者探险家斯文·赫定（1865～1952）和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1862～1943）等数十名西方学者对塔里木盆地进行学术考察所获得的考古历史文献来看，从新石器时期起，塔里木盆地就居住着生产力很发达、从事多种经济形式的古代人类。
古代塔里木盆地居民的族源成分比较复杂。在该地区，除了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部族、大月氏、匈奴、柔然人以外，还有印欧语系的粟特人、塞人、吐火罗人，汉藏语系的汉人、吐蕃人、羌人。历史记载表明：古代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开始，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有36个城邦国，并设有汉朝的都护府，驻有受都护府管辖的屯边军队；公元前77年至公元131年之间，在塔里木盆地区有11个汉朝设立的屯边农场。［1］
无论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族源多么复杂，自公元前1000年开始，其他民族和部落逐渐融入维吾尔族之中，至公元9～10世纪，完全实现了居民的维吾尔族化。总之，三千年以来具有统一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维吾尔”成了塔里木盆地主要土著居民的固定族称。［2］因此，“塔里木文化”这一概念本质上指的是维吾尔族文化，系指占塔里木盆地总人口的80％的当代维吾尔人的本土文化。
二
从整体上讲，塔里木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类型。以地理特色划分，塔里木文化由以下三个文化群组成：（1）盆地东部以高昌为中心的文化群；（2）盆地南部以于阗（今和田）和疏勒（今喀什噶尔）为中心的文化群；（3）盆地中部以龟兹（今库车）为中心的文化群。在这三个文化区已出土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些文物可分成三个种类：第一类精制石器，包括石刀、石制箭头、锯形凶器等。第二类属以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这种文物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吐鲁番、托克逊、哈密与鄯善等地区，在盆地中部的库车、焉耆、轮台、尉犁等地区，在盆地南部的且末、民丰、洛浦、皮山、莎车、喀什、巴楚等地区均有发现。这类文物中有石斧、石镰、石铲、石箭头，各种陶制容器和骨制的骨锥子、骨针、骨制钻头以及少量的青铜武器。第三类文物属磨光石器，其中大部分为农业生产工具。这三类文物所反映的是塔里木盆地原始的畜牧业和早期定居农业经济文化。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展农业的地区之一的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率先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过渡到以一定规模垦荒种地、兴建水利工程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形式，并逐渐形成了以定居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形态。由此可见，在远古时期，发达的农业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一个富饶的粮仓。从楼兰、民丰、高昌、古城和拉卜楚克古迹等地出土的文物中，有作为殉葬品的小麦、黍、稻等农作物以及用小麦粉制作的各种形状的馕，经C14技术鉴定，这些发掘物的考古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2000年至1800年之间。［3］
坎儿井水利灌溉系统是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开采地下水、发展水利事业的一个重大创举。坎儿井、古运河与长城标志着我国古代灿烂的文明，被视为中华古文明工程建设的三大创举。
坎儿井是指通过挖掘地下隧道，修建地下暗渠，把引自天山雪水的地下水转变成地表水的一种地方性水利设施。坎儿井巧妙地利用了盆地地形的独特特征，其工作原理为：从山上水源地始挖掘一条由暗渠、竖井、明渠组成的输水线，其终端止于塔里木盆地大小绿洲的农田上。坎儿井的暗渠长度不一，最长可达三十公里。每隔二三十米处，设有一个通往地下的竖井，各个竖井的深度随坡度、高度的减少呈阶梯性下降，在近绿洲田庄处暗渠由明渠代替，水经明渠流出地面，灌溉农田。在气候干旱、地下水丰富的吐、鄯、托及哈密地区，坎儿井是很普及的公共水利设施。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一地区早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使用坎儿井，［4］目前，塔里木盆地东部的以上四个地区正在使用的坎儿井总共有946条，其总长可达5000公里。这些坎儿井提供了可以灌溉30万亩农田的水资源。
塔里木盆地的农业文明以小麦、大麦、黍、稻子为主要农作物，辅以棉、麻等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亦始于远古时期。在民丰古墓群的土葬殉葬品中，有许多织品，有丝织品、毛织品和棉织的印花布。这些织物的制作期大约在东汉前期［5］这种棉布在吐鲁番、喀什、阿克苏和和田等地区均有发现。据考证，在我国史料中，有关这个地区棉花种植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写于公元655年的《梁书·西北戎传》里［6］。塔里木盆地的天时、地利确实适合棉花种植业，从古到今，该地区一直是我国棉花生产的主要基地。
在塔里木农业文明中，除了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生产，园艺业亦非常兴旺、发达。从古代起，塔里木盆地就被誉为“瓜果之乡”。“没有果园的人也没有生命”。这句俗语直观、形象地透露出塔里木人重视园艺的人生信念。事实上，在塔里木绿洲，无论穷人、富人、达官贵人或平民百姓，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开满鲜花、栽满果树的园林。塔里木盆地的每个地区都有其独具特色的瓜果品种，据统计，该盆地生产的瓜果品种多达58种。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库车的杏、河图什的无花果、喀什的石榴、和田的核桃等都是塔里木盆地的瓜果珍品。早在古代起，这些物产就进放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圈，以其优良品质、种类繁多以及高含糖量等特点驰名中外，至今在国内外瓜果市场仍享有盛誉。
在塔里木盆地的经济结构中，早在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的畜牧业［7］占有重要的地位。塔里木盆地的畜牧业具有“逐水草而牧”的草原畜牧业与家庭饲养业合二为一的特征。草原畜牧业以塔里木河畔的片片绿原、天山南部草场、昆仑山草场、焉耆草原、巴里坤草原、别失巴里草原为游牧地域。而以禾草喂养家畜的家庭饲养业也很普遍。塔里木畜牧业以养驼、马、牛、驴、羊为主。其中马和驴一直被当作交通运输与农业生产的重要役畜。11世纪维吾尔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名作《突厥语大词典》中曾详细地记述了塔里木盆地的26种马以及它们的品种与特点。［8］马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新唐书》记载了塔里木盆地与中原之间，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朝末期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9］。
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制造业在塔里木经济结构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精美的手工艺品，按质地分类有金属器、玉器、木器、陶器、纺织品等。1929年瑞典学者G·雅林在对喀什、莎车等地进行的民俗调查中发现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维吾尔族人都很擅长手工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除了主业农、林、牧之外，每人都从事一种手工业副业。雅林统计的维吾尔族所从事的手工艺种类多达234种。［10］在手工业比较集中的喀什、和田等地有很多街道、路巷与手工艺密切相关甚至以此命名，如“马鞍道”、“打锅巷”、“麻袋路”、“造纸街”等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经》有百余篇。这些充分显示了维吾尔手工艺经济的欣欣向荣。在这些溢彩流光的手工艺品中，和田地毯（据考查，和田毯的古老品种有56种）、造纸业、丝绸业、玉雕业、制铜器，早在古代就先在以于阗为轴心的“玉石之路”，后在“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中闻名中外。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文物中有很多毛纺织品和丝绸，如在民丰古墓和吐鲁番古墓中发现的殉葬品中有印花绸缎与和田纹样地毯的碎片，［11］而很早就开始在塔里木盆地推广开的桑、麻、种植业为造纸业和丝绸业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塔里木盆地出土的属于东汉时期的纸张，大多数以麻为原料，极少一部分由棉花、桑树皮、麦草和芦苇制成，其中有掺杂沙枣树胶和杏树胶的优质纸。1933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地区发现了一张用麻制成的纸，经技术鉴定这张古纸造于公元前49年，以此推论，史学界认定这张纸比蔡论造纸早了150年。［12］印刷术也是古代塔里木文明的典型成果之一。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丝路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对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块回鹘文木刻活字作了介绍，并确定这些木刻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标本。
塔里木的维吾尔人以自己在水利工程、丝绸业、毛纺织业、棉花种植业、园艺业、印刷术、玉雕业、制毯业等领域里的发明创造谱写了塔里木维吾尔古文化灿烂的章节，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史实。
三
塔里木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作为这地区主要土著居民维吾尔人的医学、天文学、历法等方面的科学观点很早以前就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
塔里木文化中的维吾尔医学以中亚诸民族最古老的“土、水、火、空气”四大要素为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寒、热、干、湿”四性与“血津、痰津、胆津、黑胆津”四津体液学说为内容的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维吾尔医学重视解释人体与自然界的关系，认为疾病的根源在于四性平衡失调与四津体液的矛盾，强调以食补为主、药物为辅的医疗观，并创有一整套诊断并治疗疾病的方法。在药剂方面，方剂有主药与附药之分，维吾尔医药基本上由自然的有机物（药用植物、动物）组成。
历史文献表明在塔里木盆地系统化的医学已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高昌考古资料中有关医学的记载足以证明这点。土耳其人拉赫莫德·阿拉德博士于1932年用德文发表了两篇关于维吾尔古代医学的论文，论文翔实地考证了这方面的考古资料与史料。1936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教授苏艾伊里博士重新梳理了这方面研究成果，用土耳其文出版了其论著《古代维吾尔医学》，在这本论著里苏艾伊里博士给予维吾尔医学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古代塔里木文明与同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遥遥领先。尤其在医学领域，对其他文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3］当代对维吾尔医学古文献的研究刚刚起步，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就目前已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维吾尔医学在治疗方面完全不同于中医和印度传统医学。
维吾尔医学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塔里木盆地维吾尔医学与中原地区的医学交流曾很频繁，据史书记载，公元759年龟兹官员给唐朝皇室送去的礼物中仅药物就多达200多种。此外，还有很多香料。［14］
塔里木盆地维吾尔古医学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目前，新疆设有维吾尔医学研究中心，新疆各地都设有维吾尔医院，根据维吾尔传统医学制作的药品、保健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很受欢迎。
历史资料表明许多东方著名的医学家、学者们都从古代至中世纪的维吾尔古医学中吸取了医理养分。西方医学奠基人之一，阿维·森那（980～1037）、比鲁尼（973～1048），被誉为第二个亚里斯多德的著名哲学家法拉比（970～950），著名维吾尔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及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等学者在创立自己的理论学说时，都直接吸纳了维吾尔人的传统医学。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人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他们以太阳为核心区分各种天体并以富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命名这些宇宙星球。在丰富的天体运行与星座的知识基础上，制定了具有民俗意义的古代《尤勒杜孜历法》和《穆切里历法》。在漫长的时期内发展起来的“穆切里历法”在维吾尔人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根据“穆切里历法”，维吾尔人把一年分成四季，每3个月为一季（pesil），每月分两句（mezgil），每7日为一个星期（hepte），以昼夜同样长的努鲁孜（又作诺鲁孜，3月22日）为一年的第1个月，于是将四季分别称作Noruzav（诺鲁孜）、Oghlaqay（奥鄂拉克）、Ulughoghlaqay（乌鲁克奥鄂拉克）、Uluoay（乌鲁克）。“穆切里历法”和“尤勒杜孜历法”的关系见表1。
四
塔里木文化的精神民俗与其物质民俗一样令人瞩目并富有民族特色。历史上塔里木盆地由于其历史地理的原因，在文化上形成亚欧多元文化交汇型、开放型特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塔里木维吾尔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从古到今，国内外学者们一直没停止过对塔里木维吾尔文化的研究与考察，其中有些学者认为塔里木盆地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无论如何有一点已成为共识，那就是塔里木文化的精神层面并不固步自封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而是善于吸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的精粹文化因素，而且呈现出多形态、多层次、多色调的民族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