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伟
一个人的童年、青年的生活脚印，往往对他的学术走向与理论探索产生着潜在的深刻影响。从小生长于白、彝、藏等杂居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之乡，青年时期在哈尼族、彝族地区进行调查、宣传和武装斗争的杨知勇，其学术追求就有着浓浓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情结”。
一、20世纪中华文学的经典之作《阿诗玛》
《阿诗玛》，“一部叙事诗介绍了一个民族”，也推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阿诗玛》成为20世纪中华百年文学经典之作。《阿诗玛》歌颂了劳动、勇敢、自由和反抗精神，体现了撒尼人民反抗强暴、追求自由幸福的坚强意志，塑造了两个不向封建统治阶级低头的撒尼人民的代表人物——聪明、美丽、勤劳、坚强的阿诗玛和她的机智、勇敢的哥哥阿黑。为了反抗热布巴拉对阿诗玛的婚姻掠夺，反抗他家的残暴专横，兄妹俩作了一场坚贞不屈而又颇富机智的斗争。在封建势力还相当强大的历史条件下，阿诗玛兄妹的斗争以悲剧结束，阿诗玛牺牲了，但她的精神不死，她的形象永存，她化为撒尼人民生活中最亲切的回声，永远在撒尼人民聚居的山峦重叠的圭山地区回响，在人民心中激荡。
解放前曾任地下党云南大学支部书记、昆明学生联合会党组书记、红河流域游击队武装斗争战士的杨知勇，云南解放后则转为从事文化工作。1953年他任云南省文工团副团长期间，策划创作歌剧《阿诗玛》，组成10位文学、音乐、舞蹈工作者参与的工作组，深入路南县（今石林县）圭山区采风。解放前他为武装斗争作准备时，曾在这里作过调查、宣传工作，这一经历这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工作组组员们关心群众，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劳动，搜集到20份《阿诗玛》异本、300来首民歌和许多民间故事，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婚姻制度、风俗习惯、音乐、舞蹈、民族习惯用语等背景资料。他们所进行的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立体性田野考察”，是《阿诗玛》整理成功的基础。杨知勇和黄铁、刘绮、公刘一起慎重研究后，对所搜集的《阿诗玛》进行精心整理：确定其时代背景是封建社会；主题思想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婚姻掠夺和争取自由幸福；根据撒尼人“舅舅为大”的民俗传统，把阿诗玛和阿黑的关系定为兄妹关系，酣畅地叙唱哥哥阿黑以“舅舅的神力神威”战胜热布巴拉家的串串诡计，救妹妹阿诗玛回乡，排除了“剧情容易开展”的爱人关系；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整理法”，对人物形象作适当加工，对结构作必要的增删和重新安排；保持原诗的民族语言特色；对20份异本中的12种结尾加以比较，选择了阿诗玛被热布巴拉家追赶，最终淹于洪水，变成回声的结尾，余韵袅袅，令人深思。1954年《阿诗玛》在《边疆文艺》发表后，同年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先后有三家刊物四家出版社出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杨知勇在这百年文学经典的搜集整理和加工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从此开始了在民间文学、民俗学道路上的不懈跋涉与攀登。
二、探寻原始文化渊源
1958年的反右扩大化，中断了杨知勇的文艺创作与民间文学搜集。但厄运与磨难熄灭不了他弘扬民族文化的心灵火种。1978年错案改正后，他调云南民族学院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研究，先后讲授“民间文学概论”、“原始文化”、“民俗学”、“文化学”等课程；出版《宗教·神话·民俗》、《价值选择与民族文化重组》、《西南民族生死观》、《家族主义与中国文化》，主编《云南少数民族婚俗志》、《生葬志》、《生产习俗志》、《生活志》、《云南民间文学源流新探》、《边疆文化论丛》、《中华民俗大典云南卷》，参与主编《中国各民族宗教神话大辞典》、《中国民俗文化大观》等著作，重现了学术青春。
在这一时期，杨知勇还将研究的笔触涉及到巫术、图腾、宗教、神话等领域，写了一系列论文。
讲授民间文学课程，首逢歌谣与神话，它们的起源何在？杨知勇认为“原始咒语就是最早的诗歌”，“后世诗歌的渊源，一条是原始咒语，一条是由劳动呼声发展成的诗歌”。他下力探索巫术，认为巫术是原始初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为实现自己愿望而形成的信仰。原始人相信语言具有魔力，咒语可以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相信诅咒是制服对手的重要武器，相信念诵可以消除灾厄，相信语言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中具有神奇力量，一群人赤手空拳或手持杀伤能力极低的树枝、石块合力追逐野兽，只有使用手势或语言才能密切合作猎获野兽。原始人的艰难生活条件决定了人们意识活动的基本趋向：一切行为必须服从食物的顺利获得和种族迅速繁衍的需要，精神领域的活动也得服从这种需要，这就是探讨诗歌起源的客观依据。他引《周礼·郊特牲》：“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论其为命令自然服从的意志的咒语；又引《虞书》：“诗言志”，朱熹论诗之说：“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论证原始人企图用咒语消除艰难的生存条件所造成的“沉重压抑”，这种愿望就是原始人最高的“志”、最大的“欲”，它也有节奏，有韵律，所以咒语是最早的诗歌。他又引郭沫若话剧《屈原》里屈原在神庙中对暴风雨发出的呼号，关汉卿元杂剧《窦娥冤》里窦娥在刑场发出“六月飞雪”等三个誓愿，来论证后世大作家笔下“巫术观念及其咒语”在杰出作品里的艺术魅力。杨知勇之说，乃“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说。
他研究原始文化，以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成果对原始材料（包括出土文物和口碑材料）、当代后进民族（少数民族）的精神活动进行剖析，从中归纳、寻求出原理法则。在原始社会，意识的各个领域处于萌芽状态，处于混合的统一之中（“混沌状态”之中），因此他把原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总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然后在总的探讨的基础上对具体文化事象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他以原始思维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情况、演变规律作为贯串始终的线索来探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形成、发展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又注意文化发展中的多“系”对应先进关系，认为原始社会形态经历了原始血缘公社、母系氏族制和父系氏族制；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巫术、宗教和科学；原始宗教的崇拜形式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生育观经历了化生生育观、感生生育观和性生生育观。生殖崇拜经历了女阴崇拜、男根崇拜和性行为崇拜；宗教和神话中的神，最先崇拜的是自然神，其次是女神，第三是人祖英雄神。以上六系之三个阶段，处于各自发展又相互作用和对应的状态，最明显的对应是：原始血缘公社与巫术、自然崇拜、化生生育观之间相对应；母系氏族社会与图腾崇拜、感生生育、女阴崇拜、女神崇拜相对应；父系氏族社会与祖先崇拜、性生生育观、男根崇拜、性行为崇拜相对应。
他为“混沌状态”的原始文化梳理出六系之三阶段及其相对应的规律，论证了原始人第一个伟大的精神产品是语言，第二个伟大精神产品是神——原始神。神的存在和作用永远受神话和仪式的辅助。神的产生，丰富了原始文学、艺术的内容，促进了原始文学、艺术的发展；神的诞生使人的想像力“第一次超越”物质的桎梏，进入了自由飞翔的高层次；神的诞生使精神领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受“有神论”支配，各意识领域之间的关系也都受“有神论”的影响和制约。他分析了所熟悉的哈尼族神话，梳理出两个系统的神谱，并将哈尼族神谱与希腊神谱、印度神谱作比较研究，论述产生最早的神族，其神性主要代表具体的自然力和自然物，综合性的较少，代表抽象观念的更少；神与神的关系主要是各种自然物、自然力相互关系的幻想化体现；在最初形成的神灵中女神居于主要地位；自然界的神秘融合，最先引起的是宗教感，随之而来的是审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