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
从1979年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民间文学讲习班，师从钟敬文先生学习民间文学并参与编撰《民间文学概论》算起，李惠芳教授从事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已经26年了。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李惠芳教授穿梭于讲台、田野和文献之间，收集资料，教授知识，著书立说，她在民俗学、民间文学园地中不计得失地辛勤耕耘，为这一学科在国内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参与“文革”后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重建的首批主要成员，她为这个学科所做的工作一直受到钟敬文先生和诸多业内学者的赞誉。她参与编写了本学科的基本教材，即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她独立撰述的教材性著作《民间文学的艺术美》和《中国民间文学》及其他众多有关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著述大都围绕着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自1980年起，李惠芳教授就一直在武汉大学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教学工作，并从1990年起开始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硕士的培养工作，在学科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学科人才的培养方面成就卓著。
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李惠芳教授深受钟敬文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她的学术著述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一个鲜明特色是她的论述往往来源于她长期浸濡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而深化得出的认识；而对研究对象充满热情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是她的研究的另一鲜明特点。下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李惠芳教授的学术观点及贡献进行述评：一、民俗学研究；二、民间文学规律探索；三、荆楚文化研究；四、教材编写及教学成果。
一、民俗学研究
（一）基本观点
确立学科的性质及定位问题是一个学科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对于民俗学的学科本质，李惠芳教授是这样总结的：“从本质上说，对民俗的研究，终究是对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本体性研究。这既是催发民俗学诞生的初始动因，也正是民俗学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1］，以此作为民俗学学科定位的基点。“研究民俗，实际上是要研究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伦理观念、心理发展、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调节机制等等的民族性特点及其内部的运动规律。”［2］
李惠芳教授对于民俗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民俗学既是“古代学”，也是“现在学”。民俗带有浓厚的传承性，却又是存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民众的文化。正如李惠芳教授自己总结的，“作为一种历史性要素，它贮存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结构之中，得以世代传承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各种不同的社会效应。有些甚至已经积淀成一种深层的心理习惯，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自觉地表露在日常的行为里、言谈中，以及思维方式上。”李惠芳教授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孜孜从事的关于民俗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正是围绕着这一认识而发展出来的。
基于对民俗学作为“现在学”这一方面的认识和强调，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上，李惠芳教授强调田野作业的重要性。她指出，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绝对不能是封闭式的，民俗学者不能只满足于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应该从经常性的采风实践中获取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考虑到民俗学的研究队伍因为多数来自各学院的中文系教师，他们所习惯和擅长的是文献研究，那么李惠芳教授对田野作业的强调就显得更有针对性和对实际研究的指导性。
与此相对应，她指出，“民俗文化学的真正价值，或者说发展的真正前景，取决于它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并且把这种关注转化为民俗学研究的任务加以解决。”［3］基于对民俗学学科的现实社会价值的这一认识，她在讨论民俗学的研究范式时，认为不能只采用纯思辨性的理论范式，而主张要在研究中融入现实关怀，包括价值判断。
李惠芳教授自己的学术研究就贯穿着这种现实取向。这一取向一方面体现在她对民俗的传承性的认识。在对当代民众生活文化的分析中，她往往将现代各种生活现象与起源古老的民俗心理联系起来，例如对“文革”时期领袖崇拜现象的分析，她将这种几乎是全民性的现象与一些古老的民间信仰观念——如感应观念、象征原则、对语言功能的迷信等——联系起来，指出这些古老的民间信仰观念正是民族心理结构的内核，它依然以各种形式在民间传承。［4］再如她对各种节俗的分析，将当代仍存在于人们节日生活中节俗现象与其古代的起源，尤其是一些古老的观念结合起来讨论。［5］她认为，正是这种传承性积淀下来的民族生活的共势形成了民俗的强大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同样是基于发展的现实眼光，李惠芳教授强调民俗的发展性，“我们承认民俗的传袭力量，并不等于就是承认民俗事象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和它的永恒不变性”［6］，民俗既作为民众生活现实存在态的一部分，它就必然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李教授更多地是从整个民族的进步和健康发展的视角来论述民俗的变革性的。“民俗的凝聚力是何其强固……正是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带给我们民族的因袭重担也是相当沉重的……所以民俗的变革又是必然的。”［7］“如果说，在未来的世纪里，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尚可预期的话，那么，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很难预测的。而没有观念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完善的，鸦片战争以来多次‘现代化’运动的流产，便是明证。所以，民俗的变革是必然的。”［8］而推动民俗的这种变革是民俗学研究者的责任。“研究民俗的目的，也不在于要大家如数家珍式的固守传统；而是希望能用现代的眼光，审视民族民众的生活文化史，认识它的特点，掌握它的运动规律，并科学地、有效地运用这些规律，推进我们民族文化健康、长足的发展。”［9］“民俗工作者要始终不忘移风易俗、推进社会进步这一学科终极目标。”“为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尽我们的一份责任”。［10］与此认识相应，她明确提出，民俗研究者要对各种民俗事象进行价值判断，并根据所作出的判断，对各种事象采取不同的态度。
回顾李惠芳教授的学术生涯，这种现实针对性和学术责任感是渗透于她的各项研究之中的。她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现实生活中与民俗相关的各种事象，不断地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在1991年发表的《论“民俗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一文中，谈到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时，她对于当时已显现出活力的民俗文化活动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提出积极开展各种包括地域性特色的民俗旅游和以民俗文化节日命名的综合活动等在内的民俗文化活动。在1997年的《世纪之交的民俗学思考》一文中，针对当时已成风气的“民俗热”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强调要注意和防止其中在“民俗文化”的幌子下，却以营利为目的的宣扬迷信、落后思想的种种做法的误区，明确提出这类做法不仅严重干扰了社会前进的方向，而且也直接威胁着民俗学的健康生存和发展。
对社会、对学科（学术）的热情和责任感是李惠芳教授具有的学者品格，也是她个人的鲜明的特色。
（二）岁时节日民俗研究
岁时节日民俗的研究是李惠芳教授在民俗研究领域着力较多的一个方面。在1998年由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她担任“岁时节日民俗”一章的撰写工作，发表过《论我国传统岁时节日的形成及特点》、《从（荆楚岁时记）看古代岁时节日风俗的生成》等相关研究文章，并在其他论文中也对节俗的起源和演变多有涉及。钟敬文先生评价《论我国传统岁时节日的形成及特点》一文时说：“该文较好地把握了传统岁时节日习俗的几个重要方面，其中有关‘节俗活动产生的内动力’、‘岁时节日的民俗特点’等节文字，不乏新鲜或深入的见解……是一篇反映出作者具有优良的学养和较深厚的学术功力的科学专论。”
李惠芳教授关于岁时节日的论述主要围绕岁时节日的起源和发展展开。
在岁时节日的起源方面，她认为岁时节日起源于上古，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它是在人们有了基本的历法知识的基础上，出于人寿年丰的祈望，在原始信仰的一些观念的作用下形成的，这些构成了节日习俗形成的基础和内动因。各种节俗活动与人类早期的原始信仰观念直接相关，这些原始信仰包括自然崇拜、灵魂崇拜，以及各种迷信、禁忌、巫术观念，它们既是传统节俗产生的土壤，也是传统节俗内容的组成部分。李惠芳教授关于传统节日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她认为很多节日在其起源时是被作为“凶日”看待的，大多节俗的初始目的在于实施防范。“直到……南北朝时期，禁忌、迷信、祓禊、禳解等观念及活动，在节俗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岁时节日，在人们的心目中，并非全是‘吉日良辰’，有时，甚至是需要倍加防范，多有避忌的‘凶日’。”［11］而以后节日文化所具有的娱乐性和礼仪性，主要是在唐代以后开始逐渐转化的。［12］节日风俗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的过程，其中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李惠芳教授将其主要归为以下几方面：神话传说的嵌入、上层统治者的参与和提倡、民众历史情感在节日风俗中的积淀、宗教节日或宗教因素的渗透，以及各民族节日风俗的融合。
在节日风俗研究方面，李惠芳教授依旧体现出她鲜明的现实关怀。在考察当代各种节俗时，她一方面肯定节日作为人们生活的一种节奏，“依时序先后罗列有致的节俗文化链，是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缓冲调节机制”的价值，但对于各种传统的或新出现的节日民俗文化活动，她强调要分清良莠，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13］
二、民间文学规律探索
和很多同辈学者一样，李惠芳教授也是从民间文学这块园地出发走进更广的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她之进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是从参与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开始的（她在《概论》中担任编写“史诗和民间叙事诗”一章的任务）。对民间文学本质及规律的探讨，是李惠芳教授用力最勤成就也最为突出的领域。她对民间文学的思考和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她编写的《民间文学的艺术美》和《中国民间文学》这两本教材性的著作中。
从1986年的《民间文学的艺术美》到1996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其间的历程是一个民间文学研究者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过程。《民间文学的艺术美》一书表现出一个开始涉足这片新领地的学者对于出现在眼前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民间文学）的丰富多彩、底蕴深厚而发出的由衷的热情和赞叹。全书在阐述专业的一些基本理论之外，不少结论源自作者浸染于大量民间文学作品而得到的体悟。钟敬文先生在为此书作的序中所给予它的评价是：“它比较全面地提出并解说了这门学科的许多重要问题。在解说上，除了应用专业一般的理论之外，还提供了一些独自探索所得的新成果。”是一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著。10年之后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以更为严谨的体例、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更为详实的资料和更为审慎和独到的分析显示出一个成熟学者的水平与风格。钟敬文先生评价此书“论述……颇有独到之处，显示了作者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是中国民间文学教材编写史上的一个可喜的进步”。武汉大学吴志达教授对本书及著者的评价则是“从中可见著者学术造诣之深、教学经验之丰富，厚积薄发”。
下文拟从几个方面对李惠芳教授的民间文学研究基本思想进行阐述。
（一）在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的坐标系上确定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位置
民间文学作品在题材及作品结构等方面具有的国际相通性特征早已是民间文学研究界的共识，以对此特征的认识为基础，产生了传播学派、结构主义的神话研究、世界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等至今仍在世界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和思想。
《中国民间文学》开篇即独辟专章，将中国民间文学的建设与发展置于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的大坐标系上予以评价。在对民间文学的国际性研究进行了概述之后，举要性地介绍了国外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从中总结出对我们本土民间文学研究具有的借鉴意义。将中国民间文学作为世界民间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并在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的坐标系上确定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位置，这为本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参照系，对当前国内的研究是很有启发和引导意义的。在民间文学课程的教材中以此开篇，将国际性的宽广视野作为学习、研究民间文学的基础性观念提出，在国内的本专业教材中还属首创。
（二）民间文学的学科定位
在对民间创作本质认识的基础上，李惠芳教授发展了《民间文学概论》中所提出的民间文学两方面的特殊性（即民间文学与人民实际生活的密切关系；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差别），明确从文艺学和民众生活文化（或者说民俗学）两个领域来为民间文学进行学科定位，指出民间文学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民间文学的这一学科定位的认识是李惠芳教授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观点，而且，她由此观点出发，指示出民间文学研究的方向。
她注重从与作家文学的对比中突出民间文学独特处。她在各项著述中，特别注重民间创作特殊的内在规律，强调民间创作在主客体关系方面、艺术生产方式方面、载体形式及其审美价值表现上不同于作家创作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