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研究是我国自民间文学以后逐渐形成的另一个民间文化学研究热点，这一热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形成气候，在这方面，徐华龙的成绩也是十分突出的。1986年，他撰写了《国风与民俗研究》一书，较早地把注意力投入到了古代经典作品中的民俗民风问题，其视角十分新颖独特。1996年，他与他人合作撰写的《黄浦江畔的民俗与旅游》一书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将具有上海地方风情特点的民俗文化事象与旅游文化结合在一起，开拓了一个民俗学研究方面的崭新领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中，徐华龙以其对都市文化与都市民俗的独特感受与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个“泛民俗主义”的概念。所谓“泛民俗主义”，是指一种非自发形成的，具有一定人工创造因素的民俗事象，这是现代都市生活和商业文化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徐华龙在论及这一新型民俗文化事象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些民俗的使用者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往往使民俗离开传统，游离其固有的发展轨迹，而成为一种具有民俗特点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俗。这样的民俗只有一个囫囵的外壳，其实质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也不能将它称之为原来意义上的民俗，而只能将此称为泛民俗。”（《提倡泛民俗主义的研究》）“泛民俗”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徐华龙主观上的凭空臆造，而是确实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空气的活跃，各种文化现象风起云涌般地生成出来，在一些大城市中，一方面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又具有着强大的文化再创能力，许多附着在传统民俗文化形态上的“泛民俗”现象，便正是在如此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
二
徐华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中国民间文化学学者群体中的一员，在他的身上，鲜明地体现着许多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人文精神的学术个性。
其一是敢于开拓创新。徐华龙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很少受传统观念的限制和学术框框的束缚，他敢于跳出一般的思维模式来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敢于在学术研究上挑战传统，标新立异。例如他在神话研究中所提出的射日神话实际上是反映了统治者家族子女之间争夺权利斗争的观点，在鬼话研究中所提出的鬼话先于神话而存在的观点，以及在民俗研究中所提出的“泛民俗”之类的概念等等，都是他研究风格上的那种开拓创新精神的鲜明体现。
其二是反应敏锐，善于思考。徐华龙生活在社会信息量甚大、人际交往度甚密、工作节奏感甚强的上海都市之中，或许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他养成了敏感善思的学术风格。他总是十分善于捕捉那些虽然已经产生，但却还没有引起别人重视的事象，总是十分喜爱思考一些具有新颖意义，但是还未能形成系统理论的问题，这样一种态度，使他在学术研究上总是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例如近年来上海都市中流行起了一些具有多重意义的民间流行语形式，如“帮帮忙”、“不要太……”等等，这些语言形式虽然大量活跃在上海民众的口头，但是却很少有人对其作过专门的研究。徐华龙凭着自己对于民间文化现象的特殊敏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他在一些文章中指出，上海都市中的许多流行语是在上海都市那种流动性甚强、社交面甚广的环境中产生的，它们在表意功能上往往具有着“正话反说”的特点。徐华龙对于上海民间语言的深刻认识和剖析能力，正是依靠着他个人学术风格上的那种灵敏善思的特点而产生的。
其三是注重实证。徐华龙是一个颇有才气的学者，但是他从来不仅仅依靠自己的才气来对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空发议论或者妄加推测。不管是自己熟悉的还是不太熟悉的研究对象，徐华龙总是先从搜集资料入手，通过大量的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说明问题、阐释观点，有时还要到许多乡镇和农村去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有关中国太阳神话的研究过程中，搜集了数百篇来自苗族、侗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神话故事，从这些神话故事中认真考证、探求太阳神话的特点与规律。他所撰写的《中国鬼文化》一书，也同样体现了注重实证的特点，书中运用大量的篇幅，深入考证了城隍、阎王、变婆、鬼节等各种与鬼有关的文化现象，仔细辨析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和特点。这种扎实的研究态度，对于提高民间文化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和严谨程度，促进民间文化学学科向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
与一般的民间文化学研究者所不同的是，徐华龙不仅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领域中不断探索、开拓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个为中国民间文化的出版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事业家，他对于中国民间文化出版事业所作出的努力与奉献，是所有热爱、关心民间文化的人们所有目共睹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华龙承担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读物编辑室的负责工作，他继承了郑硕人、钱舜娟等老一辈民间文学编辑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开拓着具有新型时代特点的出版道路，探索着民间文学作品走向社会、走向市场的方向。在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关心和徐华龙等编辑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读物编辑室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出版了民间文学、民间文化方面的专著、编著、普通读物和工具书上百部，组织策划了有关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方面的出版计划几十项。1990年，徐华龙带领着编辑室的同志设计了一套后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这是一项巨大的民间文化出版工程，其中包括顾颉刚的《妙峰山》、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胡朴安的《中华风俗志》等著名民间文化学著作九十多部。这套影印丛书的出版，弥补了我国现代民间文学资料不足的缺陷，为大量热爱、关心和献身于民间文化事业的人士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徐华龙还曾主持出版了《中外文化要籍影印丛书》、《世界婚姻文化丛书》等影印书，种类达150种，新开发的《中国古典精品影印集成》收有《康熙字典》、《草木典》、《禽虫典》等，具有相当重要的资料价值。
90年代时期，徐华龙还与编辑室的部分同志一起，策划主编了许多中国民间话类读物。1990年，他组织召集全市数十位专家学者共同策划编写500多万字的大型民间话语工具书《语海》，并为此书制定了详细的体例和提纲。经过十年的努力，《语海》一书终于在2000年时与广大的读者见面。另外，他还策划主编了系列民间话类读物《中国童话》、《中国佛话》、《中国仙话》、《中国鬼话》、《中国笑话》五种，这套丛书完全突破了传统的民间文学体裁分类，开辟了民间文学体裁分类方面的崭新天地。其中如“仙话”、“佛话”、“鬼话”等等，在传统的民间文学分类中都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徐华龙却慧眼独具地注意到了它们自身的意义，并将其与“神话”、“笑话”合为一个系列共同推行于世。
作为一名学者型的编辑人员，徐华龙除了在自己的出版计划中大力推广、介绍各种传统的民间文学、民俗学著作与读物以外，还设计策划了多项具有现代特点的民间文化学研究系列丛书，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由徐华龙及其他编辑室人员共同组织出版的大型民间文化学研究系列丛书有《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丛书》、《蝙蝠丛书》等等。其中《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现已出版四辑，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内容有乞丐史、典当史、赌博史、奴婢史、小妾史、缠足史、流氓史、优伶史、妓女史、风水史、年画史、商贾史、游戏史等等。《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大多为90年代我国民间文化学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所著，具有学术视野开阔，资料信息量大，研究方法新颖等特点，代表了某一领域的最高水平。《蝙蝠丛书》也大都为我国当代著名民间文化学者的重要著作，其中如刘锡诚撰写的《中国原始艺术》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多次受到赞誉。
经过徐华龙和编辑室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读物编辑室成了80年代以后我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出版中心，对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我国当代从事民间文化学研究的学者群体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读物编辑室，没有人不愿意将自己精心写成的书稿交予该社出版。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徐华龙等人在民间文化出版事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徐华龙是勤奋的，徐华龙也是成功的，我们期待着在新的世纪中，徐华龙能够以更加顽强的开拓精神投入于研究和出版事业，为我国民间文化学的发展进步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