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炳善
在当代中国众多的中青年民俗学家中，陈华文教授二十多年来的民俗学治学经验与治学特色是值得总结和评价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人文科学的民俗学在本土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学术难题及其逐渐发展的过程。
一、断发、文身与成年礼民俗事象研究
民俗学作为一门实证性极强的人文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要积累大量的基本资料与实证经验，尤其是西方的民俗学在20世纪初以来介绍到中国以后，由于中国的传统中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所以民俗学要在中国最终得以发展，一方面要借助于西方民俗学学科中积累起来的概念术语与资料，但同时它必须展开对本国的民俗研究，在本土民俗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提炼出自身的理论体系，并对西方的民俗学理论进行校正。于是民俗学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学科本土化努力的过程。在这一本土化努力过程中，民俗事象的个案研究是民俗学得以发展的学术基础。陈华文的民俗事象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年礼、婚姻、丧葬等人生礼俗方面，并以吴越地区为中心。他之所以将民俗事象研究集中在人生礼俗方面，这与后文中分析到的他对民俗的本质属性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仔细分析陈华文的民俗个案研究我们会发现，他将自己的民俗生活论观念贯穿到了其民俗事象的个案研究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民俗事象研究与民俗学理论探索这两个方面，陈华文做到了经验与理论浑然一体，互相促进，同步发展。
1989年，陈华文在《民间文艺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吴越民族“断发”习俗之我见》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通过考察，指出了吴越民族的断发习俗是成年礼的一种方式。由此，陈华文展开了长期的对成年礼的研究。由于古代的吴越民族是实行断发文身的民族，陈华文也就开始由断发从而关注文身的研究，在文身研究方面，说陈华文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不夸张。在1992年第三期的《中国民间文化》上，陈华文发表了《吴越“文身”习俗研究——兼论文身的本质》的论文，也同样证明文身是成年礼的一种样式。在1994年的《民族研究》上，陈华文发表了一篇题为《“断发文身”——一种古老的成人礼俗的及其标志的遗存》的考证性论文，［1］在这篇论文中将断发文身与中原华夏族的冠礼笄礼成人礼进行比较，并将断发与文身民俗事象进行综合考察，批评了将文身现象的源头认为是审美或巫术原因的观念，论证断发文身均是成人礼的主要表现形式。
《文身：裸体的雕刻》一书是陈华文研究成年礼的主要著作。该书搜罗大量的民族志调查材料并吸收江应梁、岑家梧、格罗塞等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文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评述。［2］对于文身的研究，学术界有性吸引说、氏族图腾标志说、求福避邪的巫术说、贵贱身份的尊荣说、打扮自己的美饰说等。这些不同的学术观念主要从文身的文化功能与审美形态两方面展开。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者，如何开展作为民俗角度的文身研究，确实是一个学术上的挑战。陈华文从民俗生活论的角度对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都予以分析，也指出了其局限性。他通过严谨细致的研究将文身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民俗文化的思路还原为民俗生活，从生活的角度来研究文身产生的最早原因。通过这一学术切入点，结果发现成人式文身首先形成于女性，对女性形成性保护，是文身缘起的最早原因，而对男性则是通过成人式文身表示性行为的限制。通过综合研究，陈华文最后指出文身是指发生于原始社会不等辈血缘婚时期，最初是作为婚姻性关系的符号，而原始的性关系是一种生活需要，它是先于文化的，一直到后来文身才成为氏族标志、图腾崇拜等富有文化意蕴的群体制度。因此文身民俗的发展类似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古史的层累，即越是发展到后来，其民俗事象越丰富，文身民俗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也越丰富。所以对文身民俗的研究，必须考虑到文身民俗本身的演变过程，也只有在演变过程中才能发现其特征。也就是说文身民俗也有一个从生活需要向文化样式演变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在演变过程中，原有的生活需要并没有失去，而是一种层累的传承。由于陈华文在文身研究中贯彻了自己的生活先于文化的民俗生活论观念，所以才发现了隐含在文身中的婚姻性关系的意义，也发现所有的文身形式都源出于成人礼文身这一事实。
关于文身民俗的个案研究，可以视为陈华文的民俗生活论运用最为成功的一个个案。陈华文的《文身》一书作为一部严格意义的学术专著，在出版时，由于编辑在丛书体例方面的需要，结果书中的注释全被删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学术损失。
二、婚姻、丧葬民俗事象研究
在讨论文身民俗时，陈华文从民俗生活论的角度切入，发现文身是关于婚姻性关系禁忌的一种行为。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婚姻这一民俗领域。而陈华文婚姻民俗研究是与成人礼民俗研究同时进行的。陈华文的成人礼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氏族社会前后的婚姻研究。在1990年第四期的《民间文学论坛》上，陈华文发表了一篇题为《古老的文化因缘——畲族“赤郎”习俗与洞房经比较研究》的关于婚姻研究的论文。陈华文曾在浙江温岭一带进行田野调查，记录了婚礼进行中演唱的洞房经，也详细记录了婚礼的整个过程，撰写了《洞房经：文化的神话——温黄平原的洞房经习俗思考》、《“洞房经”研究》、《一组古老的文化符号》、《“洞房经”的仪式及其象征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论文，发表在《东南文化》、《民间文艺季刊》、《浙江民俗研究》、《浙江师大学报》等刊物上。这些研究不仅为婚姻文化，也为区域民俗文化的研究做了最好的铺垫。
陈华文民俗事象研究的一个特色就是紧密围绕人生礼俗而展开，除成人礼、婚礼以外，他重点探讨了丧礼及其相关民俗事象。他在丧葬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丧葬史》［2］一书中。在该书中，陈华文将丧葬历史的悠久性与现实习俗的多样性结合起来予以考察，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丧葬文化现象。如果说《文身》主要是从民俗生活论的角度进行研究，那么《丧葬史》则主要是从民俗文化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即从民俗与文化两个角度对丧俗进行研究。在书中，陈华文从民俗心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丧葬民俗发生的原因，即原始的灵魂不死观念。对灵魂不死观念的关注与坚持，是陈华文从事丧葬民俗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陈华文通过细致的研究指出，丧葬民俗既是一个信仰象征，也是人们的感情得以释放的一种方式；丰富的信仰象征是丧葬文化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在研究方法上，陈华文区分了官方的丧葬礼制与民间丧俗的差异，并着重批评了许多丧葬民俗事象研究中的一个认识误区，即以官方的礼制丧仪去比照民间丧俗，然后判定谁具有更大的真实性，谁的历史更悠久，而在得出结论时，总是本末倒置地认为民间丧仪是对礼制丧仪的模仿和抄袭。这种以礼制丧仪为标准的思维方式，使民间丧俗始终处于礼制丧仪的笼罩之下，真正具有丰富生活特征的民间丧俗就这样遁出了一些民俗学者的视野。对官方的丧葬礼制与民间丧俗的差异性的认识，贯穿于《丧葬史》整本书的内容中。陈华文通过研究指出，民间丧仪比官方丧礼更具有地方适应性与生活适应性，因为民间丧俗的内容完全可以随着丧家的不同生活需要而进行增减删削，并且比官方礼制带有更浓厚的信仰内容。在书中，陈华文对民间丧俗的地方性予以了极大的关注，书中选取了海南琼山、浙江富阳、山东泰安南北三个个案，来说明民间丧俗的浓厚的地方个性特征，并在讨论个性突出的地方葬俗的形成过程问题时，探讨了生活、地理环境对丧俗的影响。陈华文对民间丧俗地区差异性的强调正是他对区域民俗学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