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建中
谁都承认民俗对所有人的言行和思想具有控制力量，是一种规范和规范的依据。列维·斯特劳斯说：“我们的行动和思想都依照习惯，稍稍偏离风俗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其原因更多在于惯性，而不是出于维持某种明确效用的有意识考虑或者需要。”［1］民俗规范力量的持久延续，也许从中可以得到启迪。一些传统民俗在今天社会中还有力量，或者说，现代人有时不得不随俗而行，主要是受到民俗规范力量的惯性冲击。正如站在公共汽车里，遇到紧急刹车，不得不随之趔趄一下，但并不一定赞成这样的行动一样。传统民俗的规范力量对社会较多的人来说，更多是无清晰意识效应的惯性，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
然而，人们考察这种规范力量往往局限于当下的视野，而无视历史的变化。事实上，民俗规范力量的呈现的确有时代的差异。人们时常也会讨论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的民俗规范功能与远古社会相比，是不是越来越减弱了，答案是难于确切的。如果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俗的整体功能在不断衰弱的话，那么，终有一天，民俗的规范功能将丧失殆尽，民俗也就失去了存在必要性。而这肯定是不符合民俗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尽管在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禁忌民俗已不再具有原先的在人类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一些远古的禁忌在人们生活中渐渐地消逝了，但是形形色色的禁忌仍然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产生的契机更为五花八门。
人们之所以会对民俗失去往日的信心，主要是由当前民俗生存的景况造成的。以下是五个具体的原因，对它们的探寻，其实也是在清理和把握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
一、权力机构渗入民俗领域
谁也不会否认，民俗的一部分规范功能在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剥离，转化为国家话语权力系统。比如，法律和政令显然是继承了禁忌的结构模式，只不过将口承形式置换为书面形式。远古时期对大自然的禁忌、对性的禁忌、对图腾的禁忌等等，曾经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现今社会早已转化为相关的法律、政令。可以说，法律、政令以及种种的乡规民约都是禁忌在文明社会的变异存在。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没有政令，没有法律，也没有家庭和行业，社会秩序的维系不靠强制的行政命令、强力的国家机器轰鸣，靠的就是习俗的“调整”这种软性的自控系统。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也主要诉诸于民俗的浇铸。家庭、学校、各种行业乃至监狱出现后，这些组织和机构以建立社会规范和规范社会为己任，尽力使社会规范功能得到发挥和扩张。社会规范由于得到这些规范机构的推行和强化，便变得强硬起来，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说：慈善团体、道德改良协会、工人住宅区、学校、工厂等机构“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迥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却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2］，而且这些机关正在千方百计地包揽规范的权力。
同时，过去许多一直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的民俗礼仪，也逐渐为一些权力机构所操纵和管辖，民俗的规范功能由民间进入到国家行政机关。生儿育女和埋葬死人本来都是由老百姓自己处理的事情，并且已有一套完整的礼仪程序，现在都被管理计划生育和殡葬的机关所控制，传统的从生到死的民俗礼仪活动都成为政府机构加强管理的目标。
不过，社会生活的广阔和复杂又使所有的机构难于胜任所有的规范义务，民间的生活空间必然要由民俗来充实和控制。也就是说，民众生活以及传统习惯不可能完全进入“机构”，机构不可能规范人们生活的全部。机构的四周是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生活空间里的准则、模式及意义主要来自于传统民俗，取决于传统民俗。当然，民俗则沦落为循循善诱的社会管理及控制系统中的软件。
二、民俗表演空间的萎缩
远古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相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更明显的同一性，时空的界限更趋一致，生活节奏和方式简单而又单一，相应地，民俗表演和民俗力量的释放主要集中在神庙、祭祀场、竞技场等公共场所。人们常常在这些公共场所表演、祭祀、聚集、歌舞、庆贺等等，举行场面宏大的公共仪式，所有的人都是仪式的参加者，此时，所有的能量在瞬间聚集、释放，人们在刹那间融为一体。这种高度的集体性使得民俗的规范功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似乎威力也更为强大。相对于古代社会的公共性而言，我们近代形成的规范社会主要不是展示性的，而是感染性和监视性的。人们因某种契机，遭遇到某种民俗事象，并为之感染，有意无意接受了它；同时，民俗作为一种传统，它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情感、准则和参照，所有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传统，并且通过互相传播民俗知识和互相监视促进民俗的延续。民俗和一般静态的文化模式如文献文化不一样，它是动态的文化模式。这种动态，也不像电影画面一类艺术的机械光电流动，它是一种自然的流动，如同风一样，或者说像“流感”式的，无阻碍地流传感染。民俗的这种“动势”是民俗本性的一部分，它在民俗形成时，就被组建进去了。此外，任何一个冠之为民俗的事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积累产物。民俗包蕴着一定人群的某种共同的意愿，这种共识，是由个别的认同逐步达到群体共同的认可，是同感运动深化的结果。［3］另一方面，人们又在互相监视民俗的实施情况，每一个人的民俗行为都是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中秋节期间的欢聚场合，如果有人不吃月饼，他就会反复被询问和被劝食。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违背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大家都会将他拽回民俗的轨道上。
民俗作为一种传统，主要是依靠感染和监视得以延续的，而感染和监视并不能使民俗的力量得到集中释放。现代社会的民俗正逐渐失去原先具有的展示性和表演性，变得越来越简单而零碎，越来越向日常生活本身靠拢，有些已回归为生活本身，成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性的仪式过程已经被权力机构所掌握，群众性的仪式场合变成了政治集会和各种宣传活动；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外交话语等在集会仪式上被反复宣讲，并通过各种传媒瞬间输入千家万户。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远古时期的规范社会的特征是：“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到少数对象”，但是，现代社会的机制恰恰颠倒过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3］所谓的民俗的“民”正急速地被分化和被肢解，传统的民间群体所剩无几，群体与群体的壁垒已经坍塌，群体中人随时可能变成“流民”，散落在各地的人们每天睁着眼，看电视里面一大群人的集会，这些大大小小的集会大多在建有主席台的封闭式的特定空间里进行。
民间集体仪式则大多在露天举行，显示出官方集会所无的开放性特征。即便如此，民间仪式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正在发生转换，甚至在急剧萎缩，萎缩的原因有时是行政力量的干预，如禁止燃放鞭炮、一些祭祀活动被扣上迷信的罪名等。“有着强烈狂欢精神的庙会和娱神活动，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在社会状况相对稳定的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人们宣泄自己情感的方式，对传统规范的蔑视和嘲弄被限制在一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4］这是明清之际，法律规定相对放宽的情况。经受“文化革命”的冲击和所谓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原先盛行于民间的带有潜在颠覆性和破坏性集体民俗活动本身，被权力话语系统无情的颠覆和破坏。与此同时，民间娱神的狂欢名正言顺地转换为国家政治狂欢，民众的狂欢精神早已被国家权力所强取和利用，而且，为了挤压民间固有的狂欢时空，国家权力机构往往会对狂欢时空进行重大调整，诸如“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放长假，每每遇到带有政治意味的重大胜利，就组织民众集会和上街游行等，莫不如此。一部分民俗的力量便被权力机构掠夺过去，而民间话语又难以渗入权力话语系统，民俗的规范力量自然也就显得微弱了许多。
三、国家权力重写民俗知识
统治者的思想正在对民众的知识进行改造。“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民俗圈中，言行都受到民俗的约束，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民俗习惯的顺应”，这些类似的说法表明民俗学工作者对民俗的偏爱和重视，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每个人的确拥有一种民俗知识形式，但这种民俗知识形式还是权力锻造的对象，它受制于权力的规范，或者说权力正在改造和重释民俗知识。如果说人是由知识生产出来的，那么，知识则是被权力生产出来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人们的依恋，这是“过年怎么越来越没有意思了”的主要表征。新闻媒体对春节联欢晚会的反复渲染，实际上是在冲击和排斥年节的文化传统。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远不如一家人围着火盆诉说家常有意义。春节联欢晚会不仅对过年的形式进行了改造，而且歪曲了过年的内容。青少年的春节知识不是完全来自过年的体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晚会的宣传。宣传机构对全中国人的过年行为进行了规范和操纵，这是权力篡改传统民俗知识和行为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