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是怎么富的？富人靠的是正常的遗传，良好的家境，先进的教育，勤奋的劳作，大胆的决策，令人心惊的冒险，必要的节俭，这当然是富人的说法。在我们穷人看来，他们就是靠剥削富起来的，是靠投机倒把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富起来的。他们的财富（所谓资本），就如马克思老人家说的“从头到脚，渗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回到标题界定的话题上来。不管如何评价穷人和富人，也不管穷人是怎么穷的，富人是怎么富的，但说穷人与富人赌博时的心境。
穷人与富人赌博，真的是应该常赢，因为穷人输不起。穷人的钱本来就不多，如果爱好多了，比如喜欢喝几两小酒，抿两盅香茶，吃几盘猪头肉、花生米、茴香豆，再加上赌博而且手气不好赌技太差而常输大输，那只有卖田卖牛卖房，甚或卖儿卖女了。
宋人邵良佐肯定跟我一样，是贫苦家庭出身，或者他对穷人的生活有所体察，所以他才能道出穷人富人赌博时的心境与企盼。邵良佐用这句话比喻宋与西夏，从总体与常理上讲，是正确的。可他把谁看成富人，又把谁看成穷人呢？大宋？西夏？不明确。以愚之见，从历史的角度看，把宋与西夏谁看成富人谁看成穷人都无不妥。他们谁也输不起，又谁都输得起；谁都想赢谁都赢了，又谁都没赢；他们双输又双赢了。历史是公正公平的，对宋朝和西夏不偏不倚。
2007.1.3
“多务小功，不为大略”之忧
《东都事略·西夏传》记载，李元昊称帝，宣布建立大夏国后，宋朝虽下诏：“削夺元昊在身官爵，除属籍，有能执元昊来献者，授定难军节度使。”但实在也拿李元昊没办法。李元昊大举犯边，且屡屡得手，他在以武力威逼宋朝予以承认。宋朝边将，大文豪范仲淹给李元昊写了封信，“以祸福谕之”。其中有几句话，说“天子遣仲淹经度西事，至边之日，见诸将帅多务小功，不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范仲淹认为，宋夏边境的宋军将帅，大多耍点小聪明，使点小手段，用点小力气，搞点小动作，取得一些小小的成绩，不揽全局，不图长远，不谋大事，不建大功。天子不满意，其实老百姓也不满意。
只有敌对方李元昊、西夏人满意。
范仲淹是文人，是政治家，但不是太懂军事，民兵水平。用他做边将，掌握军机大事，有些用人不当的味道。
范仲淹有豪放粗犷剽悍的一面，比如他写的《渔家傲》，就不同凡响：“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归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阕词，脍炙人口，流传了一千多年，使人每想起古代的武士军士，就禁不住要流敬慕的泪同情的泪感伤的泪。但是，文字归文字，行动归行动。范仲淹的文字总是高于其行动，其行动又高于其决策。范家人历史上没怎么出皇帝，可能是家族遗传。
范仲淹不一定大优秀，范仲淹的话却极为准确、恳切、实用、优秀。
为边疆之将帅者，如果不为大略，只务小功，边疆不可能稳固，边地不可能太平，边事不可能完美，边民不可能安全。一千个小功，也抵不上一个大务。
为边将边帅者，如果只满足于收几寸土，杀几个人，牵几匹马，偷几只羊，就误了大事，就会让小敌变大、弱敌坐强，就将一败涂地，万劫不复。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不只边将边帅，就是内地官员，京畿政要，中枢大臣，乃至真命天子，不为大略，多务只务小功，也是万万不行的。诸葛亮如果不上前后《出师表》，不七出祁山，只在成都摇着鹅毛扇子陪阿斗玩，哄阿斗高兴，蜀国早就亡了。朱升如果不提“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只顺着朱元璋朱大和尚的杆子爬，让朱元璋张牙舞爪，耀武扬威，四面出击，就没有朱明天下了。朱元璋再次出家，四方化缘，向往潲水桶里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也未可知。刘少奇、邓小平们如果不道破“工人阶级欢迎剥削”之谜，不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给“大跃进”小高炉泼凉水，不搞整顿，不以三项指示为纲，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跟着毛泽东同志高喊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中国的社会主义早就被葬送了，还有什么改革开放中国强盛！
虽然古训教导我们，人不可好高骛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可人到了一定的地位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就必须想大事抓大事做大事。否则，就不称职，就可能欺君误国害民。
宁夏是个小省区，相当于西夏国领土的二十分之一强。前些年，我们宁夏的一些干部群众包括我自己，沿袭多年的习惯思维，多年的习惯做法，自爱自怜，在“小”字上大做文章。可做来做去，做上大天去，做的也还是小文章。大家是好心，是负责任的，是进取的，只是观念一时跟不上，结果便是老鼠娶媳妇，小打小闹。近几年，宁夏的领导人开阔视野，开张胸怀，开拓创新，开始做大文章，提出了“小省区也要办大事”的口号，宁夏真的就快速进步了。看来，我等芸芸众生，要多务小功，务好小功，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功为大功，而“肉食者”、执政者、决策者们，却一定要“为大略”想大事抓大事干大事。如此，宁夏才更有希望，如此，中国才更有希望。
大才子范仲淹的话说得相当有水平：我辈后进，当尽力遵从。
西夏人给了范仲淹以启迪，范仲淹给了时下的中国人以启迪。好，均好，十分的好。
2006.12.12
说“惑其邪说”
“惑其邪说”者，为某人或某些邪说迷惑诱惑之谓也。
《中兴小记》记载，“成惑其邪说，遂叛”。说有一个叫李成的宋朝小官被某种邪说迷惑，背叛了朝廷。
故事是这样的，李成原是归信县的弓手，以骁勇善战闻名于河、朔地区，屡屡立功，被提拔为县令。《会编》说他有众数千，假行仁义，能以甘言抚慰其士卒，所以能得其众心，做了县令。金兵大举犯宋，战乱中，雄州失守，李成的老婆孩子在城中被乱兵屠戮，李成率手下几万人，各扶老携幼渡黄河，来归朝廷，被任用为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充京东河北中都大捉杀使。朝廷顾虑李成的人马太多，势力太强，命令他分出两千人到南京，一千人到宿州，其他人由李成“率赴行在”。李成派他的部将史亮率所分兵行动。史亮到宿州后，杀掠居民，而且焚毁了汴河桥，李成跟进到宿州。这里就有了一个有趣的插曲。
有一个叫陶子思的道士，喜欢谈论兵家之事，李成在路上遇见了他。陶子思说，李成有割据之相（也就是帝王之相吧），劝李成西往取蜀。李成经不住道士的蛊惑迷惑诱惑，于是叛变，分兵寇两淮。
追剿与镇压叛将李成的，是宋朝党项族将领刘光世。
李成叛变的结果是，战败逃遁，家属六百余口做了俘虏。而那位高人、道士陶子思，被抓住后，在一座叫开明桥的桥上被点了天灯。
对谣言邪说的制造者，处死的方法也比较邪。
古人比较迷信，因为对世界的认识程度低，所以更崇拜自然、畏惧自然，也更敬畏鬼神以及神灵的暗示、预示和昭示。对所谓神灵的代言人，和尚道士，巫婆神汉，也同样的敬重。
古代的帝王们是敬畏神灵的。秦始皇到泰山祭祀，还炼丹，期望用太上老君的法宝达到长生不老、永远不死的目的。汉武帝几度巡游泰山，封禅礼拜，求天地神灵的保佑。祭天祭地祭祖祭神，是所有帝王的必修功课。帝王们常以神的暗示行事，或以神灵代言人的表述行事。包括内政外交，军事政治，包括经济文化，国计民生，包括官吏的提拔任用，生杀预夺。也包括皇帝皇族的私生活。地震，彗星，海啸，台风，龙卷风，日食，月食，大旱，大涝，通通能让帝王们胆战心惊，并据此据帝王的理解，做出重大决策。
毛泽东是伟人是大才子，是哲人、诗人、书法家、大政治家，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用一句笑话：天上的知道一半，地下的全知道。
毛泽东对于宗教也有独到的研究，有大悟性。据说老人家于进京前夕到某名山名刹占了一卦，卦词是8341，老人家不明白，僧人以天机不可泄漏故，未给他解释。这当然只是传说，是否真实，已无人证伪，也无人证明，说着玩玩罢了。
当今的人们包括伟人们有时也信神的昭示。或者不一定信，只是玩玩，但多少也有些信；或者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相信神的昭示，有积极意义，比如遇到灾异，帝王们总是感到上天发了怒，总要检讨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为，总要施一些仁政以赎自己的罪过。这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对黎民百姓也是有利的。帝王们在世俗界无所畏惧，所畏惧者，只有未知世界的神灵。
相信神的昭示，有时能鼓舞人创业，甚至创下帝业。相信神的昭示或神灵代言人的明示，有时也会坏事。像李成，就是上了道士这个神的代言人的当，不守为人臣之道，走向叛逆，最终身败名裂。对于所谓的神灵昭示，神灵代言人的明示训示，应当小心一点，或者干脆不要置信，老老实实做人，人生可能才更安全。人的命运其实在自己的掌握中，与神灵不太有关。如果李成还活着，他会同意这个结论。
列位读者相信也不会反对吧。
2006.12.17
非如此，虽尧舜不能治天下
《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中有一句话，说“蓋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治天”。此话由哪个朝代、什么人讲的，并不重要，而这句话本身，却极为重要。前几年我们常讲两句话，叫“以德治国”，“以法治国”，近两年，我们在搞“八荣八耻”教育，在倡导建设和谐社会。我以为，千年前古人所讲的那句话，是目前我们治国方略的历史渊源，思想渊源与理论渊源。
治理一个国家难不难？也难，也不难，看你怎么去认识。孔夫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轻松吧。你不能说孔夫子只做过鲁国这个小国的司寇之类，没治过大国，他那是站着说话腰不疼。他说的有道理。
民间有一句话，叫“官越大越好当”。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与小官们需要做的事很多很庞杂很繁重，而当官的当大官的，工作则相对简单和轻松。毛泽东说过，干部（大约指高级干部）的主要任务有两条：出主意，用干部。
治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需要采取的手段与措施也很多，需要一套班子，甚至一部庞大的办公“机器”才能完成。但把那无数条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等的一归纳，其实也就如古人党项人说的，即赏与罚。或者文雅一点规范一点，叫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有功不赏，说明没有建立起激励机制，缺乏道德正向的导引。对做了好事，有成就有贡献，立了功立了大功者予以奖赏奖励，是一种社会承认，社会褒扬，社会激励。这样做，对当事人是一种肯定，一种安慰，对社会其他成员则是一种号召，一种渗透，一种教育。奖赏好人，奖赏有功者，人心会更加向善，精神会更加向勇。韩信被拜将封侯，是因为他有才有功有大功。韩信被赏，众将士争相效法，汉军更为英勇善战，刘邦的霸业便有了保证。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赏能让勇者更勇，让懦弱者懒惰者无所作为者也有所改变。现代科学的振兴，虽说不完全是诺贝尔奖推动的结果，但也不能说与该奖无关。中国有许多人，盯诺奖眼睛都快盯出血了，搞创造搞发明使出了吃奶的劲，很大程度上是冲诺奖去的。
有功不赏，不但使有功者灰心，也会使其他人寒心。既然人家作出了那么多努力那么大牺牲那么重要的贡献，尚且被忽视轻视藐视，那别人还干个什么劲儿，不如混日子轻闲安全舒适。社会便淡化了向善向上向勇之心。
有罪不诛，有缺点有错误有罪行不批评不挞伐不教育不惩罚，也不行，那等于社会没有了法纪的底线。那样做，不但邪恶之人得不到惩治，众人内心邪恶的念头邪恶的一面得不到遏制，而且会让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忠厚的人也放松警惕，向邪恶之渊滑去，并最终整出罪恶。
马谡丢了街亭，诸葛亮虽器重他，但也不得不杀，否则，蜀军就没法带了。抗日名将张自忠，因其警卫营长强奸民女，下令枪毙。第一次手下人假枪毙瞒过张自忠放走了此人，但此人跟随张自忠之念强烈，从军之愿强烈，在对日前线又赶到了张自忠面前。张自忠一夜未眠，抽了几包烟，仍下了枪杀令。不如此，就无法得到老百姓的理解、谅解与支持，也无法约束军队。
有罪不诛，会使犯罪者缺少甚至没有成本意识与代价意识，也会使更多的人去触犯法网。当前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比较高，经济犯罪的程度也比较高，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而对这些人的惩治，似乎越来越轻，几百万，判几年，几千万，最多死缓。如此的情形，古人可能理解不了，今人呢，也未必完全理解。是不是有点法不治众的味道呢？或者执法不严？
不赏不诛，或赏诛不当，尧舜能否治天下？不好说。
2006.12.10
轻赏之下也有勇夫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话不假，一批一批的运动员，备极辛苦，一身伤病，因为有金牌银牌以及其后隐藏的名誉、地位、金钱在招诱他们。一拨一拨的杀手，冒着被对方报复，被警方抓捕的危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恪守的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人生哲学与职业理念。
宋夏近两百年的交战，胜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将士是否英勇。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命，“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能强盛，才有希望。
将士的英勇从何而来，汉人的办法，宋朝的办法是重奖重赏，信奉的是“非重赏无以得人死力”的哲学。而西夏人却靠的是生存的压力，民族的凝聚力以及尚武的传统与精神。宋朝的军队，以首级论赏，士兵在战斗中不是势如破竹，酣畅淋漓地追敌杀敌，而是忙着割人头回去领赏，这样的军队胜了也只能是小胜。你想，将士们个个在马上拴几颗人头，还能跑得起来吗，还愿意追敌吗。追敌的过程中，人头掉了就是损失，如果被敌军割去自己的头，那便是更大的损失。银子谁花，美女谁娶！宋朝对军队的重赏，倒使将士们开始斤斤计较，变得更加懦弱。过分地想斩别人的头，也便更加过分地爱惜自己的头。
而越是爱惜自己的头，越难以斩获别人的头，也难以保住自己的头。
西夏的将士立了军功，也奖赏，赏一壶小酒喝喝。西夏人不以首级论赏，故将士在沙场突入敌阵，横冲直撞，奋力拼杀，他们的精神包袱很轻，他们斩落马下的人头也便较多。
党项这个民族有许多神秘的方面，其社会的奖惩机制与效应，也极为独特。
人类社会中，奖赏是必要的激励机制，只罚不赏，只赏不罚，不赏不罚都不行。对于军队，尤其对于战争时期的军队，没有一套奖赏制度，肯定失策。但奖赏要合乎人性的逻辑，战争的逻辑，如果违反了，奖赏反倒会成为涣散剂、腐蚀剂，会让军队失去勇气。尤其以首级多少领赏的制度，只能使将士少斩获敌军首级。